北京建国门附近一栋小楼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华正在处理头绪繁多的日常工作，他的案头堆满了各种文件、报告，当记者要求为他拍照时，他为凌乱的办公桌表示了抱歉。采访期间，不断有工作人员向他请示各类事务，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个电话打入。他说，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临近，一切都高速运转起来。

作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家顶级智囊，他在今年一年密集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像海绵一样吸取各种新鲜信息，并进行分析处理，为相关谈判提供依据。他语速飞快、条理清晰、思维缜密，能在短时间的采访中提供海量信息，是记者最喜欢的一类采访对象。

作为此次中国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代表团的“智囊”之一，潘家华向晨报记者吐露了有关气候的谈判谋略。

提出思想是“智囊”的责任

2009年9月22日，潘家华研究员接受中国政府的推荐，作为学者代表，应邀参加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领导力论坛”。就在同一天，中国企业与市民社团特别会议由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执行主任凯尔主持，分成16个小组，每组约8人，围坐一桌，潘家华被安排在第一桌。潘家华关于“改进生活方式，不要忘却穷人和国际合作”的观点，受到了同桌各位代表的广泛认同。第二时段的与国家领导人共进午餐的会议，潘家华则听取了各国政要关于气候变化的各类想法，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潘家华告诉晨报记者，过去一年时间，自己一直忙于在全球参与各类国际会议，这些会议是为哥本哈根预热的，也让作为“智囊”的他得到了许多最新信息。“我们是属于研究机构，也称作是思想库、智囊团。我们提出思想，这是我们的责任。关于国际承诺，我们在2003年就提出，中国可以作出承诺：一是自愿承诺，二是条件承诺，我们有做得更好的意愿，但这也需要资金与技术的帮助，若有这些支援，必然可以做到更好。第三是道义承诺，中国有着崇尚节俭的文化传统，我们在消费上保障基本需求，不奢侈浪费，这也是一种道义上的承诺。但是在当时国际上并不认可，认为我们这样的承诺只是政治术语。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实践证明，这样的承诺已经得到肯定。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向国际社会说明了我们正在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如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要增加到15%，这也是一种自愿承诺，而且我们正在努力实现。”

这也是国家利益的较量

回顾人类历史，潘家华认为现在已经不是通过战争确定生存空间的时代。“对于大家来讲，战争破坏性太大，更多的是希望共享资源，实现共赢。而共赢则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不均，亦会导致国家冲突。这首先需要有雄厚的国家实力。其次则在谈判过程中理解互谅，最后实现共赢。”

潘家华认为，目前有一种说法，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就是制约消费总量，控制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发展的规模、发展的水平。“从这角度出发，也可能会导向一种阴谋论。首先，现在并没有强迫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采取减排措施，发达国家也承认在温室气体的排放上他们承担着主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有着自己的权利。因此，阴谋论站不住脚。”

在过去一年的国际观察中，潘家华也对各国争议的核心问题拥有了诸多感悟：关于减排，这不光是一个外交方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基本生存发展权益的问题。这不是通过税收、通过贸易就能稳定的。同时，排放权利与土地财产等权利也不同，这是共享的，每个人都享有一部分。在国际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由于排放量大，排放权自然希望能相应增大。而发展中国家比较滞后，需要一定发展空间，排放权也不能少，这也是发展权益的一种。

先谈框架协定，再谈细节

潘家华指出，气候谈判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国政治体制不同。“美国的体制跟我们不一样，白宫没有发言权，而国会又不参与谈判。美国没有国会的授权，作出的承诺也不算数。”

他认为，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美国的情况，“在国际谈判中有一个规则，主权国家若是不同意做的事情，其他任何国家不可以强迫。就像美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推行节能经济，俄罗斯在推行节能经济时也拖延到了最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顾及大国形象同时也不能损害自己的利益，不能危害自己的发展权。在谈判过程中，关键是要维护自己的发展空间。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首先要有自己的发展权利才能树立。一个大国能发展起来，这本就是一种形象。虚空的形象是不顶用的。”

不过潘家华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会成为一场没有结果的大戏。“它必然达到一定效果，主要是达成一个框架协定，具体的细节问题需要会议之后再继续商讨。”

潘家华认为，前往哥本哈根的中国代表团应该明确的态度是：

我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不可能同发达国家作出一样的减排承诺。我们可以自主地把握我们的减排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态度。节能减排势在必行。但首先我们要面对发展实际，不能盲目承诺。第二我们也要切实采取行动，保护自身利益。同时，这些都要建立在我们现有的发展阶段和现有经济能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