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这一轮央企合并潮的大背景。中国钢铁产能虽然横扫全球，但仍然只能称之为“钢铁大国”，而非“钢铁强国”，其龙头企业的竞争力与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日本的新日铁住金公司、韩国浦项钢铁公司等世界一流钢企存在差距。

宝钢、武钢合并，中国钢产重心将整体南移？

继南北车与航运央企（中远、中海）合并之后，钢铁央企也将迎来一次世纪大重组。日前，宝钢股份与武钢股份同时发布停牌公告，称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正在筹划战略重组事宜。

宝钢、武钢、鞍钢是钢铁行业三家隶属于国资委的副部级央企。按产能计算，宝钢仅次于河北钢铁集团，位居全国第二，武钢位居全国第六。宝、武合并之后，将一举超越神一般的河钢，成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大的钢企巨头，仅次于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

那么，这一世纪重组有哪些讯息值得关注？

1 武钢比宝钢差在哪里？

早在2004年，邓崎琳接手武钢的时候，上面就有“宝武重组”的意图。当时的武钢在产能上只是业内中游水平，不到宝钢1/3，离一线钢企还有很大的距离，如果与宝钢重组，武钢没有多少优势可言。

也许正因为如此，武钢管理层一直没有表现出配合的意思，武钢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第一家特大型钢企，宝钢则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后。论资历，武钢比宝钢更大，论行政级别，二者平级。从情理上讲，武钢当然不愿意被宝钢吃下。

于是，这家老牌钢企在邓崎琳这位强人的领导下展开了一场大跃进式发展，在国内兼并重组鄂钢、柳钢、昆钢，在国外买买买（矿山），在广西防城港新建钢铁基地与宝钢湛江基地正面交锋。理由很简单，只有把规模足够大，武钢被整合的可能性才会降到最低。

问题是，武钢的这一决策是在与趋势为敌，正好这十年是全球经济的下行周期，再加上决策草率以及国内房地产行业的需求放缓，武钢的跨越式发展换来的是巨亏与裁员潮。2015年8年，邓崎琳落马，宝钢股份总经理马国强空降武钢，再加上正逢央企重组合并潮，这才为宝武重组创造了新的契机。

相比而言，宝钢没有武钢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且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与成本控制上非常出色，其盈利水平在国内钢企中名列前茅。

在产品方面，武钢的优势在于硅钢和重轨，而宝钢的优势在于汽车板与家电版，后者的附加值更高，且受房地产下行的影响也更小，这也是宝钢盈利水平较高的重要原因。

2 宝武为什么合并？

国资委主任的说法是“去产能”，中国钢铁产能的确面临严重过剩的困境，引起了中央的密切关注。不过，此次宝武合并，更大的用意在于打造一个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钢企巨无霸。宝武二钢均属于国资委直管，重组难度较小，且规模足够大，强强合并之后，有助于提升中国钢企的整体竞争力。

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这一轮央企合并潮的大背景。中国钢铁产能虽然横扫全球，但仍然只能称之为“钢铁大国”，而非“钢铁强国”，其龙头企业的竞争力与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日本的新日铁住金公司、韩国浦项钢铁公司等世界一流钢企存在差距。

宝武合并之后，将在产能上成为全球第二大钢企，未来能否取代安赛乐米塔尔，要看宝武重组之后能否形成1＋1大于2的合力。

3 继长航与葛洲坝之后，武汉可能再失一个央企总部

央企整合会带来地方利益的重新洗牌，城市战争此前分析认为，航运央企中远与中海合并之后，得意的上海与广州，失落的是天津与大连。

宝武合并，究竟谁占主导还是一个问号。这一轮央企合并出现三种方式，一种是对等合并，例如中远与中海，合并后成立新公司；第二种是南北车模式，北车退市，然后以换股的方式并入南车，改名中国中车；第三种是直接并入，比如中国外运长航因为资产总额相对较小而直接并入招商局，成为一个二级公司。

目前，武钢的资产总额、产能、盈利水平，都与宝钢的差距不小，尤其是还面临巨额亏损与裁员潮，在重组过程中想必不会占据优势，很有可能被宝钢整合后成立新公司（此前有消息称新公司名为中国东钢）放到上海。如此，继失去葛洲坝、长航两个央企总部之后，武汉可能还会失去武钢。

其中，葛洲坝总部曾由宜昌搬至武汉，后来被整合到中国能建集团，中国长航则是另一个位于武汉的央企，主营内河运输，后来与中外运集团被整合为中外运长航，在这一轮央企重组潮中，中外运长航又被并入招商局，成为招商局旗下的二级公司。

武汉一直是北京、上海、广东之外的另一个央企重地，失去葛洲坝与中国长航之后，仍拥有东风、武钢、武汉邮电科学院三个央企，这一次如果失去武钢，武汉将只剩下两个总部。此外，武汉邮电科学院几年前也传出被另一家央企整合的消息，如果这一传闻属实，对武汉来说，也不失为一个打击。

央企虽然由国资委直管，但在税收、就业与GDP上与地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数据显示，虽然钢铁行业近年来持续下滑，但武钢与宝钢仍能位列所在城市十大纳税企业，宝武合并之后的新总部无论放在哪里，都会对另一座城市带来损失。

4 国营钢企普遍大亏损，民营钢企仍能赢利

随着房地产与铁公基的需求放缓，钢铁行业迅速进入寒冬，产能过剩与亏损成为行业常态。不过，仍有不少运营能力出众的钢企逆势盈利。

根据中钢协的数据，2015年亏损钢企20强里，几乎全部是国营钢企，包括武钢、鞍钢、首钢、马钢、包钢、本钢等大名鼎鼎的国字头钢企，其中武钢以亏损69.86亿元被称A股亏损王。

而盈利钢企20强，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民营钢企，包括江苏沙钢、河北新武安、河北纵横等等，这个占大多数；第二类是做特钢的，例如盈利额排名第一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就是特钢制造商；第三类是管理水平较高的国营钢企，比如宝钢、河钢、山东钢铁集团等少量国营钢企。

这说明，要在产能过剩、竞争激烈的钢铁行业实现盈利，需要具备三个特征，要么具备民营企业的体制优势，沙钢是这里面的典型；要么经营附加值更高的特钢，中信泰富特钢是这里面的典型；要么具备较高的管理水平，这方面的典型是宝钢，宝钢也长期位列中国盈利水平最高的钢企，但2015年的利润额却下降89％，已落后于江苏沙钢、河北新武安等民营钢企。

5 中国钢铁“北强南弱”格局将被打破

国内钢铁产业长期存在“北强南弱”、“北钢南运”的格局，城市战争认为，这一格局可能会被“宝武合并”打破。

目前，中国钢铁产业中心分布在河北、辽宁、山东、西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整个华南地区几乎没有大型钢企。例如，广东省是国内最大的钢材消费市场，但钢材自给率只有大约40％，大部分钢材需要从外省调入或者进口。

正是看中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再加上当地政府的积极推进，宝钢与武钢多年前就在华南地区落下大棋。宝钢湛江项目与武钢防城港项目，均按千万吨级的产能投资建设，大有在华南地区再造一个宝钢与武钢的势头。尤其是宝钢，为了推进湛江项目的开工，不惜压低上海本部的产能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宝钢湛江项目与武钢防城港项目均位于北部湾地区，这里坐拥天然良港，在进口铁矿石与钢材运输方面具备很大的成本优势，且紧邻东亚、东南亚、南亚三个巨大的新兴市场，被认为是亚洲海岸线与人口分布的地理中心，市场潜能十分巨大。宝钢管理层曾透露，未来东南亚北部湾地区会有超过8000万吨的钢铁产能，这里可能成为新的全球钢铁中心。

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国虽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钢铁大国，但还称不上钢铁强国，因为在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更高的特钢领域，中国还没有什么国际竞争力。据新媒体界面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日前在出席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座谈会时举例说，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央广网报道称，中国每年生产圆珠笔380亿支，占全球总供应量的80％，但笔尖珠芯近90％来自进口。

宝钢湛江项目与武钢防城港项目没有继续做普钢，而是均瞄准了汽车板与家电板市场，且相距只有200多公里，宝武合并之后，两个项目有望在特钢领域强强联合，减少不必要的竞争，提升华南地区在钢铁行业的话语权，以及中国在特钢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另外，武汉、上海两个中心城市正处在“退二进三”的产业转移浪潮之中，工业企业搬离市区是迟早的事情，宝钢与武钢的产业南移也是大势所趋，国内钢铁产业的“北强南弱”格局将被改变，甚至会出现钢铁产业重心整体南移的情况。

李若谷：中国钢铁产能分散比过剩更严重

近年来，关于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的探讨有很多，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产能利用率不高。2015年我国钢铁产能约12亿吨，产量约8亿吨，据此计算，产能利用率不到70％，得出产能过剩结论。二是钢铁行业亏损。目前虽进口铁矿石价格有所下跌，但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更多，2015年四季度以来，钢铁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

但产能存在虚报和瞒报现象，上述数据不一定反映了真实情况。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2014年唐山、邯郸地区高炉利用率分别为95.28％、92.34％。尽管2015年受市场连续低迷影响，部分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民营钢铁企业以检修高炉为名减产，两地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88.9％、85％左右。而中国未来发展对钢铁需求量到底是多少似无人计算过。

对我国钢铁需求的不同视角

首先，目前钢铁产能过剩是建立在较低建筑标准的钢铁需求上的。在各国标准中，对钢筋的屈服强度级别大致可分为300兆帕（低）、400兆帕（中）和500兆帕（高）三组。我国城市建筑以钢混结构为主，建筑用钢国家标准为300兆帕，实际使用中335兆帕钢筋实际用量为70％左右，广大农村地区建筑标准更低；而日本与美国的主力强度级别是400兆帕或420兆帕，欧洲、英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主力强度级别则达到500兆帕。近年来中国水、旱、地震、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包括玉树地震、鲁甸地震，以及近期刚刚发生的深圳人工堆土垮塌事件，建筑标准相对低下，在面对自然灾害及人为事故时带来的惨重伤亡已经给了我们切肤之痛。提升建筑标准应被提上议事日程。此外，由于抗震防灾性能更佳，推广钢结构住宅的必要性也大大凸显。如果在全国推广的难度较大，至少地震带地区和重点城市的建筑应为钢结构。

推广钢结构住宅将大大提高钢材需求量，并改变供需结构。钢混结构用钢量每平米50-60公斤，主要是螺纹钢、盘条；钢结构用钢量每平米约120公斤，主要是中厚板。近年我国钢结构建筑用钢量仅为3000万——4000万吨/年，仅占全国钢材产量的4％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钢结构建筑用钢量约为40％左右。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比例，仅此一项每年就增加钢材需求4.5亿——6亿吨。但推广钢结构的难点在于：

第一，成本问题，钢结构每平米造价要高出150-200元，开发商为追求低成本而不愿采用；

第二，与钢结构配套的三板结构（屋面板、墙板和地板）限制了钢结构的应用；

第三，政府推广力度不大、存在分歧。房地产开发收益政府拿走相当部分，开发商利润薄，推广钢结构需要政府补平每平米200元的差价。推广钢结构，水泥的用量会减少，水泥生产者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钢结构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钢结构寿命长，并且50、100年后可循环利用，省掉了炼铁环节，减少了水泥等建筑垃圾，更加节能环保。

第四，众多薄弱环节也迫切需要加大基础产品投入。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集中有限资源进行重点领域建设，总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留下了一些短板，由暴雨洪涝引发的城市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国排水系统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受限于建国初期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客观情况，当时的设计主要考虑是否完善排水系统及如何节约成本，而没有充分考虑可持续性的使用，因此造成了给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的问题。我国排水管道口径一般在1米以内，承载能力十分有限。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2011年版室外排水设计规范，我国一般地区的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为1-3年，重要地区为3-5年，特别重要的地区可采用10年或以上标准。而在实际操作中，70％以上的城市排水系统重现期小于1年，90％老城区的重点区域比规范规定的下限还要低。在北京，只有天安门广场以及奥林匹克公园附近能达到5年一遇的标准。虽然2014年新修订的设计规范中相关标准已经大幅提高，但现存管网仍迫切需要改造。这不仅对钢铁等基础产品产生大量需求，也能够在经济下行时期起到稳增长的作用。

第五，中国人口数量巨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薄弱，包括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在内，全民人均指标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定阶段，与发达国家在同一阶段的人均消耗相比，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得出我国钢铁已“产能过剩”的结论应更科学与慎重。

据概略统计，自19世纪60年代炼钢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以来，美国钢铁生产累计产量超过80亿吨，即使资源贫乏的日本钢铁生产累计产量也达到53.8亿吨。我国钢铁工业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当前累计产量虽然达到88.2亿吨，但人均产量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异依然明显。截至2014年底，美国、英国的人均钢铁累计产量约26-28吨，工业化晚一些的日本为41.4吨，而我国的人均累计钢铁产量仅6.4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人口是美国和日本人口总和的3倍，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房屋、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发展需要消耗更多的钢铁。

当前我国钢铁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当前，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并不是第一大问题，产能分散问题比产能过剩问题更严重：经工信部认可的产能在100万吨以上的钢铁业联合企业有305家，若以单工序钢厂计算则超过2000家。行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分散，滋长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和个别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并带来环保问题，在客观上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垄断与投机，干扰我国物价稳定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同时降低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难以充分施展。据企业反映，我国高端钢生产在技术上突破难度不大，尤其是民营企业敢于投入，能够承担风险，在技术攻关上具有优势。但民营企业往往难以获得市场准入，或由于研发周期长但融资期限不匹配而受到制约。

高污染高耗能问题较为突出。落后产能不仅增加能耗、污染环境，主要产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资源、能源不相匹配，而且妨碍新产能作用的发挥，甚至导致产业链脱节，影响未来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

如何去产能

我国尚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因此需要钢铁等基础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绝不能重蹈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覆辙，更不能削弱基础产业，落入西方打压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的圈套。要解决当前的种种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技术进步、整合产业、储备产能。在去产能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后果：

第一，产能一旦形成瓶颈可能会导致下一轮无序投入。要充分考虑提高建筑标准、推广钢结构建筑、加强地下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和薄弱环节对钢铁等基础产品的需求。要结合这些需求规划产能，因为一旦产能压缩，再恢复不仅需要时间，而且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无序投入，加大产业波动。

第二，削减产能要与中长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结合考虑。高精尖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依赖基础产业的发展。如果过度依赖外部进口，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可能因为缺乏工业生产的支撑而停滞不前。产业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形成一定的产能规模，才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技术革新与调整。限制产能，不应对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基础产业和投资的急速收缩会大幅度降低整个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并对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整个上、下游产业链条产生不利影响。尽管当前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吸纳就业的作用增强，但这也是依托于钢铁行业（例如目前河北省港口、物流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这主要受益于其到港的矿石大量增加）。如果工业长期受到压制，生产减少了，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也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

第四，去产能要注意不诱发金融危机。我国基础产业的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非资本市场，在压缩产能的过程中，要注意对银行体系安全性的负面影响。防止银行体系进一步收缩信贷，从而导致经济剧烈震荡。

对下一步产能调控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基础产业的发展。对于技术落后、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不高，造成污染的钢铁产能应坚决去掉。做大做强中国的基础产业，应该将这些产业的投资交给市场，由投资者自己决定是否投资。政府主要负责对产品的技术水平、环保标准、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检查落实，切实保证企业真正在平等的市场条件下展开有序竞争。也许在放开基础产业投资的初期，会出现一定的产能过剩，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过剩局面将由于企业间的良性竞争而消失，产业会相对集中，产品的质量将得到有效提高，成本将不断下降，污染和能耗将大幅度降低；而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产业链条、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及发展方式都将迎来更符合持续发展的局面。

第二，从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优化产能结构，变分散为集中。造成当前部分基础产业产能过剩乱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基础产业的过度分散。过度分散必然导致过度竞争，而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失灵。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用提高产品标准、质量要求和环保标准的方法，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自然淘汰，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行业集中整合来推进市场良性机制发展。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类似阶段，都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产业的适当集中。在这个阶段完成后，再转而通过反垄断法等方式限制市场垄断。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基础产业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第三，以必要的产能储备来支持结构调整。产能与实际产量、实际消费量之间会有一定的富余，但这些富余产能并不能简单地判定为“过剩”和资源浪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处在快速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扩张时期对于基础工业产品的需求增长迅速，对于这种需求的快速增长幅度，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比率来衡量，因此生产厂商有必要保持一个相对高的产能储备，以应对需求的快速增长，抓住市场扩大的发展机会。

第四，通过增量调整来实现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在世界经济还面临较多不确定性时，去产能应防止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以及解决就业、构建社会保障、保持金融稳定性、财政承受力等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没有以生产为基础的服务业是不牢靠的。经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也应保持适度较快的增长，因而要注重通过优质的增量对存量进行结构调整。

第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高端产品领域的优势。应认真研究钢铁行业是否可以允许优秀的民企并购国企等问题。在钢铁行业，国有企业的活力不及民企，如能放开双向的并购，可能对产业结构调整、产能的整合优化有积极作用。也许在政策上、法律上并无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上可能很难落实，例如资金来源、职工安置等，如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优秀的民企不太可能并购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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