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大牛市，出现了两个全新的特点：一是投资者结构复杂、多元化，随着互联网金融和私募市场的崛起，以及PE与P2P的联手，A股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15年中国七大类金融机构的资管业务总规模达到了93万亿，即便扣除通道业务，也有60万亿至70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资金池”，也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冲击波。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2015年的大牛市是“资金牛”的原因。这一切都代表着新的市场结构生态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另一个新特点是交易方式的杠杆化，融资融券与场外配资交相辉映，这极大地放大了沪深交易所的交易量，去年沪深交易所最大日成交额竟然突破了两万亿元大关，而在2015年大牛市展开以前，沪深交易所的最大日成交额从来没有突破过5000亿元，很显然，这是融资融券的杠杆功能。因此，也有人将2015年大牛市称为“杠杆牛”。

不过，2015年大牛市唯一不变的是，照旧短牛、快牛、疯牛，这样的牛市充其量也只能持续一年半载。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市场生态下，A股牛市“短命”的宿命却并未发生改变。这一轮牛市从2014年7月底走出2000点底部开始，2015年6月12日最高冲至5178点，十个半月便宣告了本轮牛市终结，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牛市。

在短暂的疯牛、快牛过后，接下来，我们的股市发生了可怕的踩踏事件，融资融券大量爆仓或强平，连续多个交易日出现“千股跌停”的可怕景象，这就是杠杆牛市带给我们的杠杆熊市，为此，国务院展开了最庞大的救市行动，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应该说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反思，反思才有进步的余地。我们发现在反思中，人们纠结或指责比较多的，仍是监管模式、政府监管职责及监管范围。

其实，资本市场监管模式与政府监管职责的设定，主要取决于一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程度。市场化、法治化是基础，国际化是更高要求。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去行政化”就越有成效；相反，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越低的地方，政府越要严加管制。

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三大主线，从尚福林到郭树清再到肖钢，三任证监会主席都强调了“三化”改革的一致性、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的各项改革也是紧紧围绕这一主线索而展开的，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成就，为资本市场的下一步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注册制改革及证券法修订，应该是我国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进程中的两座重要的里程碑。

因此，加速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排除干扰与阻力，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仍是当前中国A股市场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