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在经济回暖曙光初现之际，“什么是金融危机的祸起之源”、“房地产市场率先反弹究竟是复苏经济还是制造泡沫，是否会再一次引发金融震荡”、“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应对非理性行为的挑战应有哪些措施”等问题引人思考。

12月13日，在“金融制度的重新设计：聚焦资产泡沫与金融监管对话”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陈雨露，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与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就上述问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学术探讨。

“故事”造成危机

“我觉得最近的金融危机不是由技术的因素或者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而是‘故事’造成的。”行为金融学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希勒在论坛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罗伯特·希勒分析指出，从美国长期经济发展可以看出，美国有四个比较萧条的时期：1974年、1979年、1991年、2008年，正是这四个经济下滑阶段的“故事”让大家觉得比较可怕。比如1974年是石油危机，1979年是第二次石油危机，两次危机大家都因为担心没有能源而心理恐慌。1990年至1991年的危机主要是存款银行的倒闭，然后是2008年的危机，就是次贷危机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觉得，这些“故事”让他们想起了大萧条，从而摧毁了他们的信心。因此，罗伯特·希勒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由技术的因素或者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而是以前的“故事”造成的。

目前，行为金融学已成为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前沿，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假设也对当代金融理论的核心——传统的效率市场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罗伯特·希勒阐述的“行为金融学”，朱民表示，市场经济平衡发展源于市场的理性行为，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达成均衡，这个均衡就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亚当·史密斯以来，人们就认为市场是最有效解决利益分配、利益创造、财富分配的机制。希勒说市场经济只解决或者只解决一部分所谓经济人和理性行为下的行为，这个才称之为市场，但是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多非经济人和非理性行为是市场经济理论没办法描述、归纳和总结的。

金融监管新探索

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对行为金融学有了更多的思索和认识。黄明认为，全球经历了这一轮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监管者，都需要更多地从行为金融学中汲取思想。

谢平则表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G20、美联储还有英国金融服务局，包括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很多过去的金融监管规则进行了修改。实际上其背后隐含的经济学原理是越来越多地引用行为金融学的原理，而越来越多地放弃了一些原来市场有效原理和基本假设。

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金融机构高薪酬的监管。谢平认为，按市场有效性的相关原理来讲，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是不能管的，但是现在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都将其作为监管的内容之一，显然它的假设是认为这些金融高管有可能为了个人的高薪而做出风险比较大的非理性行为，使金融机构遭受损失，最后由投资者和存款者承担。可见，目前行为金融学已经对现实的金融监管渗透得比较深了，而这些金融监管具体政策的逐步应用，对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业绩将会逐渐产生影响。

提到未来金融改革和创新，罗伯特·希勒提出，人们的很多想法是监管部门不能控制的，只能采取措施加以稳定，中央银行应该扩大他们的权力，充分发挥作用。为了进一步稳定世界经济，他建议促进金融创新，防止非理性繁荣和泡沫周期的出现，比如可建立一种与GDP相连接的债券，让很多国家共同在国际上分担风险。

防泡沫须多处着力

我国房地产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它具有很长的产业链，在满足就业、拉动经济发展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谈到目前人们关注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该如何健康发展时，罗伯特·希勒表示，目前中国一些大城市房价很高，资产泡沫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由于目前中国居民收入总体较低，他的建议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增加收入，同时抑制泡沫。

朱民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情况复杂，因此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学习新的理论和思想，同时结合传统理论和思想，对现在的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然后得出结论。

黄明表示，中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研发创新都是特别重要的。如何让资金转向新的产业和领域，而不是去参与资本市场投机，关键看我国经济能否平稳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