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真正有问题的地方是在东三省，这个地区相当于中国的“垃圾板块”，严重拖了中国经济的后腿。在人才流失、资源匮乏、制度板结、大国企包袱沉重等多种问题的压力之下，东北地区可能给多少钱也不行，这个地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恢复期。

从今年上半年中国各地的经济增长率来看，在31个省份中，中国有42%的省份经济增长率在8%以上，如果都是这样的经济增长率，那中国经济在世界属于超级健康的经济体，找毛病得用放大镜了。如果算7%以上增长率的省份，则有23个，占比是74%，也就是说，中国有七成以上省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7%，这个成绩单也不是那么糟糕，特别是参照生态的改变，蓝天白云的日子大幅增长，这个交换是可以的。

真有“问题”的是8个省市，在中国的占比为25%，其经济增长率低于7%。如果进行简单的区域经济结构分析，对照外界众说纷纭的中国经济，很容易发现问题：最大的问题出在“北上广”和“东三省”，中国经济让外部经济学家指手画脚的地方，其实就在这一块。

实际上，如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话，即便这一块也不是一块铁板。北上广这三个地方其实是中国率先进入转型社会的地区，无论是人均GDP，还是人均收入，北上广三地均高高在上，超过大多数国内其他省市。从2015年的数据来分析，北京的人均GDP是1.7万美元，上海是1.54万美元。

对照日本3万多美元，德国的4万多美元人均GDP，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显然已经踏入在消费社会的门槛上了，是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型的最前端地区。因此，中国经济真正有问题的地方是在东三省，这个地区相当于中国的“垃圾板块”，严重拖了中国经济的后腿。

更严重的是，从过去十几年“东北振兴”的实践来看，扭转东北地区经济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安邦智库在东北地区实地调研时了解到，某省在十多年“东北振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10万亿，但在旧体制和机制之下都被用来向旧经济输血，结果在新常态下几乎都变成了过剩产能。在人才流失、资源匮乏、制度板结、大国企包袱沉重等多种问题的压力之下，东北地区可能给多少钱也不行，这个地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恢复期。

面对区域经济巨大差异的现实，中国在经济政策上应该如何才能更加科学？我的建议是，中国经济政策应该按照各地经济类型来区分，再也不要搞宏观政策上的一刀切了！从中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来看，大致上可以分成四类地区，相应的也应该有四类具有差异化的政策。

第一类是消费性社会，包括北上广深等一线地区和城市。这些地区的经济政策根本不再应该追求增长速度，而是要围绕发展消费社会来出台政策。比如，要强调城市的管理和服务，提升城市的品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经济增速上只要保持比发达国家强，达到6%以上就很好了。

第二类地区是经济发达地区，以东南沿海的江浙地区为代表。这类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区域经济有较雄厚的实力。这类地区的经济增速保持在7%以上就很健康。在城市发展上，适度强调城市管理和开发，控制规模扩张，开始注重提升城市品质；在产业上，注重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要大力发展服务经济，逐渐适应消费社会的的到来。

第三类是欠发达地区，这里主要是指中部地区。在这类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在中期阶段，城市开发尚未全部完成，产业发展还在进行阶段，兼有“补课”和提升的双重目标，也是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在发展政策上，欠发达地区仍有城市开发扩张的空间，产业上仍需要集聚，承接沿海发达区的的转移。同时，结合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部崛起等发展计划，大力加强区域交通、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改善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力。

第四类是落后地区，如东北地区和山西省等地。这一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养育和产业再生的问题，不能再用投入巨额资金、上大项目、搞大国企等刺激性的方式，而要培育市场体系和市场经济，不要期望在短期内让东北地区起死回生，而是要做长期打算。

如果像这样进行分类，用分类指导代替过去宏观政策的“一刀切”，不仅可以让政策更加有的放矢，也非常有利于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正确理解。实际上，现在外界对中国经济搞“一刀切”，产生一些负面看法，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找的。因为我们自己搞“一刀切”，不顾区域差异强行推进，结果真地造成负面的宏观影响，政策成本太高，如产生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去产能造成的资本流失等。因此，适时修正“一刀切”的做法，用分类指导的政策来因地制宜，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进步！

(本文作者介绍：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陈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多所中国大学的教授及博士后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