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缪尔森于12月13日辞世，享年94岁。

在本月初出版的回忆录中，保罗·萨缪尔森写道“1932年1月2日上午8时在芝加哥大学教室里，我重生了，出生为一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在沉闷的科学领域工作，是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那本备受欢迎的教科书，帮数百万人开始了解这一课题。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依然孜孜不倦地辅导学生，培养出了一批行业的领军人物。

1915年他生于印第安那州的钢铁之城Gary，其家族是波兰移民，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上升。

他最早的来自于1919年到1921年的经济衰退、墨西哥的移民罢工以及后期的繁荣和衰退的记忆形成了贯穿一生的宏观经济观点。当货币政策不能起到作用的时候，他批准了巨额的政府开支，以帮助经济从衰退中复苏。今年当奥巴马政府介绍刺激方式时，部分是采纳萨缪尔森的侄子，即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观点，他是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

保罗·萨缪尔森虽然被视为凯恩斯经济学旗手，但他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只吸纳他认为关键的地方。他把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经济思想结合了起来，其理论被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无论在麻省理工学院还是新闻周刊，保罗·萨缪尔森都自称是“平淡中间派”，遭到了芝加哥学派的强烈批评，尤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新闻周刊的对手作家）。市场并不是完美的，从弗里德曼再到早先哈耶克（Hayek）的警告，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市场管制“告诉了我们关于他们自身的东西，而不是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或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东西，一旦商业自由无论以任何方式被侵犯，那些过度的警告都是偏执的。”

正如萨缪尔森先生有着50年交情的老朋友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所描述的那样“问题是，他一直是艾因兰代尔——一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信徒。”“你可以带着一个孩子走出邪教，但你不能完全将邪教从这个孩子身上分离出去”。萨缪尔森在今年夏天说过“他其实有条标语希望能挂在墙上，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贪婪是正面的，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否定资本主义制度’”。

1948年首次出版并每三年更新一次的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的巨大销量是得益于他的生动的写作。这本书改变了全世界对于经济学教学的方式。如果早期版本太容易让人相信经济是能够达到平衡的，那可能是起源于作者的说服力，数学是经济学家常用的工具，并且经济学有太多向物理和热力学借鉴的原理。当前学术界很流行争论经济学是否被所谓的“迷信数学模型”误导而掩盖了人类行为的细微差异，但是1970年，当萨缪尔森得到诺贝尔奖以后，他通过写了一些关于孟德尔动态变化的论文预言了经济学家现在对于生物系统的兴趣。

非有效市场理论

他是最后的极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交易、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和消费者行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在大约50岁的时候，他决定在他所擅长的领域留下有学术竞争力的成果。或许由于他偏爱数学，他选择了金融经济学这个专业领域。

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这个领域的两大思想基础：有效市场假设和期权定价理论。1965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诠释了在信息透明和完全竞争的投机市场，从本质上说，价格随时间波动是随机的，这个概念是有效市场假设的核心，后来尤金·法玛（Eugene Fama）描述了有效市场理论的完整版本，萨缪尔森认为法玛博士凭借该理论应当获得诺贝尔奖。20世纪50年代，是萨缪尔森重新发现了路易斯·巴切利亚（Louis Bachelier）早先的前沿性的工作，这个法国数学家的观点为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做了很好的铺垫。事实上，是萨姆尔森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即股票的价格波动服从几何布朗运动，这使得Black—Scholes模型是有效的。萨姆尔森还留下了一些基础性文献，这些论文已经非常接近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研究成果，而默顿凭借在期权定价模型上的成就，与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和梅隆·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缪尔森深知，在学术界以外，满足有效市场必要条件的情况很少存在，他们需要调整。“要理解经济学你不仅需要知道基本面，也要知道他的细微差别。”萨姆尔森认为：“当有人鼓吹‘一堂课学会经济学’，我会建议：回去接着上第二堂课。”最近的金融危机（对此他感到他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他帮助发展的那些金融衍生品，公司管理层并不明白）证明了“自由市场不会自身稳定。适度干预远远优于不进行任何的干预。自由经济主义最大的敌人是其本身！”

萨缪尔森对“把自己跟威尔第（Verdi）这样长寿的大师联系在一起”感到十分高兴，他们都在自己年迈时完成了一生中最出色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对基础的医药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几十年来，他坚持阅读《新英格兰医药学期刊》，并且相当重视家族的遗传病，他是早期去胆固醇药片和脱脂牛奶的服用者。他对“寻找现实的理论依据”的热情可以解释他的长寿以及他的一系列卓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