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门庆的鼎盛时代，他几乎垄断了清河县的药材和纺织品销售。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凭借着自己的精明奸巧，和官府的亲密关系，一跃而为山东首富，经营典当行，放高利贷，买卖越做越大，俨然一位官商典型。

这个脱胎于《水浒传》中的虚构人物，在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当中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尽管姓名未变，主人公仍号称生活在宋代，但故事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展现的却是晚明“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发展情形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风气变化。

西门庆的生财之道

西门庆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呢？

《金瓶梅》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欲身亡，临死前他向女婿陈敬济交代后事，家中财产说得颇为分明：缎子铺五万银子本钱（和乔亲家合开），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绸绒铺五千两，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松江船上四千两，还有一些别人欠的高利贷，约合六七万两白银。明代万历年间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200元人民币，则西门庆的商业资产已臻千万，这还不算他的几处不动产。除了生药铺是他继承父业，其它均是他自己赚来的。他做生意的本事委实惊人。

细数书中所述，西门庆的巨额资产有几个渠道聚拢得来：经商获利、放高利贷、纳妾得财、官商特权、做官受贿，既有合法经营牟利，也有非法所得。他积聚原始资本，很重要的一笔是靠婚姻关系。

出场没多久，他便娶了布商杨宗锡的遗孀孟玉楼，当然也接手了布商颇为可观的遗产：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接着他又娶了好友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谋取了一笔更大的财富。李瓶儿生了儿子官哥，和当地的财主乔大户结了娃娃亲，尽管有了官衔的西门庆看不上乔大户无官无职，但还是因对方财力雄厚而同意了这门亲事。两亲家很快合伙经营，先是去扬州贩盐，然后各投资五百两银子，开了家缎子铺。

他特别重视资本周转流动和不断增值。他从蔡状元那里提早提出的三万两盐引赚了钱，就派家人去杭州一次便买回了一万两的缎绢，又从南京装回了二十辆大车货物，缎子铺开张第一天，便卖出了五百两银子。这家缎子铺和另外的铺子卖出了六千两银子，他又用于扩大经营，用二千两着家人往湖州买绸子，四千两着家人去松江贩布，像滚雪球一样，到他死时，缎子铺已经是五万两银子本钱。

西门庆也特别善于低买高卖。小说第十六回里，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等他，他却不急着赶回去，李瓶儿劝他买卖要紧，他说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显然是在打商业上的心理战。而且这外地商人急等出脱的商品，也不是现钱交易，只需付一百两银子“押合同”，余下的货款他尽可以拿来放贷周转。

像今天的商人一样，西门庆把资源优势用的淋漓尽致。他很知道一个商人能从官府获得多大的收益，故而不吝钱财，结交官员，做政治投资。蔡状元回乡省亲路过清河，经人介绍到西门庆家“打秋风”，西门庆盛情款待不说，临行还赠盘缠物事。故而当蔡状元被点为两淮巡盐御史之后，他便能够比一般商人早一个月掣取三万盐引行市，获利十倍之多。

明代对商人仍然课以重税，“商税抽于此仍推于彼，密如鱼鳞，惨于抢夺”（《定陵注略》），尤其是远距离运输的货物往往要重复纳税。西门庆结交大小官员，得以偷税漏税。他一万两银子购买的缎绢货物到了临清钞关（明代征收商业税的机构叫钞关。16世纪，明代有七个钞关征收商税：杭州附近的北新关，苏州附近的浒墅、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九江。每个钞关由户部派出的主事管理一年），因为事先请钞关钱主事“青目一二”，货物便由西门庆的伙计自己申报，两箱并作一箱，三停只报两停，缎绢当作茶叶报税，结果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银子。

万历时期的商人与商业

西门庆的发迹，离不开明代中叶商业的逐渐繁盛。山东原属落后地区，1411年重开会通河后，南北贸易逐渐兴旺，临清成为仓储和转运重镇，宣德间建钞关，为七大关之首；弘治年间升为州，成为北方最大的粮食和纺织品贸易中心。当时有所谓“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说法，便是指京杭大运河沿岸四大著名商埠：苏州、杭州、临清市和张秋镇。1599年临清关的税收总额为83800两，远远高出其他几个内河河港的税收。

“商业在明代中叶得到长足发展，不受商业影响的偏僻社区变得寥寥无几”，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说，“在江南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纺织品生产者到市场购买更为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他们不再种植稻米。他们的需求强大到足以吸引大米沿长江流域而下，形成永久性连接中部内陆地区米农与江南消费者之间的远距离贸易。”相反，《金瓶梅》里数次提到西门庆派家人去杭州、湖州等地贩卖绸缎，还派人到杭州专门织造行贿送礼用的“锦绣蟒衣”和“家中穿的四季衣服”。

明代丝织业非常发达，其消费已不限于宫廷和贵族，乡绅士子和商人也多衣丝衾绸。当时最大的丝织品市场是在浙江的杭、嘉、湖一带。浙江丝织品的主要走向便是北运，嘉靖以后，苏、杭的官织局改为领机和市买，丝织品的北运更为盛炽。单是《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山东临清一地，万历间便有“缎店三十二座”。

傅衣凌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里总结为：“陕商的经济活动是输粟于边疆，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成为有机的联系。”晚明国内市场商品流通和官家的需要相关，尤其像盐，是大利之所在。西门庆三万盐引获利十倍，则说明只有大商人资本才能交通官府，取得盐引，而商人只要经营盐，就能积累更大资本。

西门庆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和别人合伙经营。

《金瓶梅》第二十回说西门庆拿出二千两银子“委付伙计贲地传”开药店，叫女婿陈经济掌管钥匙，寻购药材，“贲地传只是写帐目，秤发货物”。第五十九回，“又寻了个甘伙计作卖手，咱每（韩伙计自称）和崔大哥（崔本伙计）与他同分利钱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分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伙计制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

一般以嘉靖中叶作为一个分界点，明朝初期井然有序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农业的庄严安定逐渐为喧嚣狡诈的商业世界所排挤”（《纵乐的困惑》）。明前期只有那些生产水平底下，不足以维生的地区，人们才转而从事商业，流落外地，靠做小本生意谋生。晚明则从商成为很多地区人们的主动选择，发财的美梦点燃起人们无穷尽的欲望。尤其是徽商和晋商和陕西等地，以盐、茶、典当等业兴起大商人资本。适应因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市民阶层文化需求而出现的《二刻拍案惊奇》里便说当时“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商业活动和商人们的诈伪讦争“污染”着家给人足、质朴安静的风俗。“郓地……称易治。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郓城县志》）

商人世界里的文人

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商人居末，在晚明，商人们逐渐在社会中确立了与其他阶层相匹配的地位。

《金瓶梅》开头，布商的遗孀孟玉楼要再嫁，商人西门庆和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角逐玉楼第二任丈夫。尚举人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得过日子”。出乎意料的是，孟玉楼选择了西门庆，当张四舅指责西门庆时，她表现出对买卖人家的深切理解：“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尚举人的失败，是文人世界在商业社会里的溃退。

而曾经在西门庆家打过秋风的蔡状元，打点妓女是红纸大包封了一两银子。妓女董娇儿颇有些看不起，拿给西门庆瞧，小说里写西门庆回道：“文职的营生，他哪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文人的雅致、文人的得意在这里都成了笑话。而文人中最下层的水秀才和温秀才，则完全成了被嘲弄和嗤笑的对象。

《金瓶梅》第五十六回里，西门庆想找一位秀才秘书，他的结拜兄弟应伯爵举荐水秀才，说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水秀才真像水一样流动不居：被另一个人占了中举名次，妻子被人拐走，两个孩子出痘死了，在李侍郎家坐馆，又被丫鬟小厮们乱了操守。帮闲应伯爵竟是拿水秀才给西门庆逗乐子。

传统文人的担当和道义荡然无存。最终是财富决定一个人的地位。“当历史跨入16世纪后半叶的门槛时，许多人感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旧的道德观念变得遥远陌生了；伴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人口、金钱和竞争。他们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命运变得难以预测，难以始终如一。”（《纵乐的困惑》）

但传统评价的影响仍在，有时难免显得矛盾重重。西门庆看不起蔡状元的寒酸，抱着自己儿子时，却说希望他将来走文官的路子，来获得社会的“尊重”。晚明掌握巨资的商人开始寻求进入更高的社会梯级了，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绅们的举止。西门庆一个粗人，和状元进士们说话便变得文绉绉至雅不可耐的地步。当他赚取更多的钱财之后，便开始修建优雅的庭院，配以考究的家具，日常用度，皆精美非凡，无形中在传达着对传统士人雅致生活的向往。

西门庆生活的主旋律

如同《二刻拍案惊奇》里说的徽州人，西门庆也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其馀诸事悭吝了”。作为商人、恶霸、官僚的西门庆把他的业余时间全部用于渔色。他平常小气得要命，为家人买金华酒等琐事，能反复念叨，但对被自己占有的女性，则颇为慷慨，送给她们银两、首饰、衣服、戒指甚至住房。

从万历初年开始的明朝最后一百年里，明帝国沉溺于风流浮华之中。传统的看法是商品经济加强了人们的欲望，也局部解放了人性。晚明的流行读物擅长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性描写，一方面以艺术的方式展现社会文化的改变，一方面又以独特夸张的艺术感染力，影响到时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显然，晚明人对情欲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前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说得很露骨，“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

也许，我们可以把西门庆的表现看作是晚明商人内心焦虑无着的隐喻。他们拥有巨资，遨游于商场和官场之间，令市民和士人们无比羡慕，也无比嫉妒；但内心却总是无法安宁，因为他们巨大的家业随时有土崩瓦解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