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是在大宗商品贸易中，我国却并未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定价话语权，‘一买就涨，一卖就跌’的困境长期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究其原因，是在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格局中，我国被边缘化，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我国无力改变原有的定价规则。”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在第十一届中国（北京）衍生品市场论坛暨第九届期货高管年会上的金融衍生品发展论坛上表示，在大宗商品低迷期，尤其是在全球化退潮、贸易格局转变之际，作为大宗商品需求端的最大增量，我国迎来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绝佳时机。

胡俞越表示，期货市场国际化时不我待。首先，全球经济陷入深层次调整，经济复苏之路步履蹒跚，全球化退潮悄然来袭，为建立区域性的定价中心打开了时间窗口。其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兴起，我国有望主导区域性贸易规则，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再次，受制于供需形势以及美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未来3—5年将维持低迷，而低迷的价格又为我国参与大宗商品定价权提供了战略机遇。最后，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有机对接，为期货市场布局境外创造了条件。

胡俞越认为，一个国际化的期货市场，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软实力”，助力实体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我国通过期货市场参与全球资源、财富分配。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化的期货市场有助于我国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有助力我国经济战略转型，切实把“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力量”。

他认为，要想建立大宗商品定价中心，首要前提是期货市场的国际化。具体而言，要实现交易所国际化、品种国际化以及投资者国际化，而在期货市场双向开放的背景下，交易所制度改革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品种审批权的下放以及交易所体制的改革创新。

对于中国期货市场走向国际的路径选择，胡俞越认为，首先，应推动品种审批权由国务院下放逐步向证监会核准备案过渡；其次，优化交易交割制度，增强期货市场对金融、信息、物流等现货市场服务能力；最后，改革期货交易所的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此外，期货市场的国际化必然伴随着期货投资者的国际化，但是期货投资者的国际化仍然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机构少、散户占主导”，期货人才相对匮乏；二是期货市场规模深度不足，市场承载力不够，大型机构投资者参与较为困难。因此，期货投资者国际化还需循序渐进。一方面，投资者借力期货公司“走出去”，另一方面，重点引进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者“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期货人才的培养，打造“既懂现货，又懂期货”“既懂场内，又懂场外”“既懂商品，又懂金融”“既懂境内，又懂境外”“既懂风险管理，又懂财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期货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