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克莱看来，欧洲债券收益率下滑趋势将终结，催化剂有两个——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德拉吉（Mario Draghi）。

首先来看特朗普对欧洲债市的影响。巴克莱认为，他的当选可能令欧洲财政预算增加额外负担，主要体现在国防预算：

特朗普认为，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军费预算在GDP中的占比应当达到2%。

然而，去年欧盟22个北约成员国的平均军费开支占比仅为1.4%，剔除英国则为1.3%。相比之下，美国军事开支占比高达3.6%。

如果要达到特朗普的要求，包括债务负担沉重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在内，很多欧盟的北约成员国们需要增加0.7%-1.1%的国防预算。

这意味着，欧洲北约成员国“吃大户”的好日子可能要结束了。在欧洲经济并没有看到明显复苏迹象的当下，增加国防开支可能意味着债务负担进一步攀升。

除此之外，欧央行的QE政策可能也将对欧洲债市产生重大影响。巴克莱写道：

欧央行的QE政策一直是经济增长和公共债务变动一个至关重要的驱动力，但代价是道德风险。

由QE项目产生的经济增长要多于低利率，其在促使公共债务增速放缓方面效果显著，特别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下图显示，如果没有QE，公共债务赤字率可能会升至12%的惊人水平。

随着资金成本降至历史低点，QE预计在可见的未来会维持下去，很少有投资者担心欧元区的长期主权偿付能力。但是，这一切或许会改变。德拉吉曾在9月提醒我们，“QE不是永远存在的”。

当（QE）潮水退去，很多欧元区主权国家可能面临严峻考验。

如果政府因自满而未能提振长期经济增长，那么，欧洲经济将陷入低增长均衡，在这种状态下，QE需要永久保持下去，以将融资成本维持在低位，但同时将发生的是：关键的经济改革被推迟。

还有一个问题是：庞大的债务原本需要一场通胀来减轻，然而，在利率攀升的过程中，这些债务将引发偿付危机。巴克莱称：

从理论上说，高负债并不一定意味着危机，特别是在政府明智地花钱，并有效征税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市场对于偿付能力的担忧就可能出现，主权国家利率快速上升，超过平均融资成本，2010和2011年的市场反转可能再现。这次的最大不同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政治上的控制空间远小于当时。

巴克莱认为，QE的成功在某些时候可能会被证明恰恰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过去几个月，不断传出欧央行QE将退出的消息。就在上周四，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还称，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有风险的，应该缓慢退出超宽松刺激。

不过，一些债市承压最重的欧洲国家似乎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发生。

在本月初的议会上被问及ECB是否在考虑如何缩减购债时，意大利央行执委Luigi Signorini称，ECB正考虑在2017年3月到期后QE能延长多久而不是缩减，“没有这种可能性，问题在于将截止期限延长多少。”

在通胀率持续低迷的情况下，ECB料将在12月决定，是否在3月到期后延长每月80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

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似乎与魏德曼相悖。他在18日表示，“尽管经济增长和就业复苏，但产出缺口持续存在仍导致通胀疲弱，”德拉吉还指出，欧元区经济复苏仍相当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此番言论似乎是在支持延长刺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