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宏观环境核心变化在于需求平稳和供给收缩预期强化，由此驱动市场关注焦点由通缩转向滞胀，商品年度表现显著强于股市和债市。但滞胀大概率为短周期现象而非趋势性，2017年滞胀预期或面临转折压力，从而带来股市、债市、商品边际表现的变化。

2016年需求平稳核心支撑因素，为类2009年房地产和信用衍生之间正向循环产生的超宽信用状态。与2009年不同的是，基于对增量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2016年信用投入更多，但经济产出更少，过量流动性并未如2009年般涌入实体经济带来过热经济状态，而是“脱实向虚”集中涌入边际供需错配领域，催生局部房地产泡沫风险，触发货币政策过早由“稳增长”转向“防风险”，这意味着稳增长的传统模式已进入转换临界点。

2017年，宏观边际核心变化之一，全球流动性将大概率进入边际偏紧底部抬升状态，但仍定性为由前期负利率引发的无底线宽松预期的修正，即全球央行重塑流动性宽松底线，而非经济周期性复苏条件下的内生性趋势性拐点。全球流动性底部抬升基于政治和再通胀风险，2016年英美政治黑天鹅事件频现，意味着经济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预计2008年以来资本收益率远超劳动和产业收益率状态或面临再平衡压力和收敛拐点，超低成本资金时代将结束。再通胀风险，与2009—2010年强刺激导致经济过热引发产能过剩问题不同，2015—2016年强刺激的“脱实向虚”和供给侧改革政策组合倾向于缓解产能过剩边际矛盾，因此本轮强刺激之后的通胀预期调整将受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性支撑，通胀预期底部将高于2011—2015年通缩风险时期。

2017年，宏观边际核心变化之二，经济边际下行压力再现。2017年房地产和基建均将面临高基数效应，房地产始于2014年9月限购限贷政策全面放松，也将阶段性终结于2016年四季度一二线城市限购限贷政策的全面收紧，而房价和信用衍生的正向循环将面临转折点。本轮流动性边际偏紧信号始于2016年8月中旬，本轮经济边际下行压力再现时点最早在2016年11月，但前期边际下行节奏仍预期温和，而明年二季度或现边际下行压力强化时点，届时宽财政力度将大概率增强。

2017年，宏观边际变化之三，供给侧改革中“稳价格”政策权重趋于增强。供给侧改革目的在于缓解传统工业产能过剩矛盾中的盈利困境，通过兼并重组、债转股、环保压力等形式淘汰落后产能，形成可持续性盈利模式。但类似2016年黑色产业链价格的暴涨模式与供给侧改革目的相悖，在需求不振条件下，盈利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且会反制供给侧改革有效推进。

综合而言，2017年宏观或现“经济温和下行、稳货币、偏紧信用、宽财政、供给侧改革”政策组合，滞胀短周期现象将现转折点，国债收益率大概率底部抬升波动加剧，股市可能先跌后略升，文华商品指数先高位宽幅振荡后抵抗式调整。长周期而言，经济转型方向为利润>规模，以盈利为估值核心的股市存在长期慢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