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一定要把形势说得一派大好，大家才开心？我实事求是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他们就要批判我，说我对中国经济太悲观。”曹德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他之所以公开讲中国企业税负、成本太高的问题，并非在抱怨，也不是要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

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但今天我不得不告诉大家：曹德旺不是逃跑，而是市场自然的选择，是金融资本主义在中国发育而实体经济生存环境不断弱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从2010年算起，“中国要以实业为本”、“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不能没玩没了恶化中国实业环境”，以及“全球实业资本争夺战加剧”等这类言论，我至少说了有6年了吧？但是，强大的金融势力根本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什么“产业转移正常论”，什么“要有全球化经济，而不能有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什么“产业转型升级必然有淘汰”，什么“发展了工业牺牲了环境”，等等等等。

现在，特朗普来了，曹德旺走了，我们又该如何意识？难道曹德旺揭示的成本问题不是事实？难道曹德旺揭示的事实不是中国人心中的疼？至少我疼，很疼。实不相瞒，我甚至几度泪湿眼眶。

曹德旺认为：美国人真的是——他们恢复制造业大国的决心比我们中国人大。从总统到各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都出面为发展制造业‘站台’。福耀玻璃在俄亥俄州建厂房，18万平方米，675亩地，卖给我1500万美金——何等便宜？俄亥俄州政府给我们各种补贴，目前第一笔补贴就有1500万左右，算下来等于买土地没有花钱——何等优惠力度？

何至于此，美国电价约3毛，中国6毛多；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美国高速公路不收费，中国过路费一吨5毛钱；美国企业只有35%的所得税，中国除了25%的所得税，还有百分之几十的增值税，再加上其他各项税费，算下来，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成本。还有一项巨额成本曹德旺没算，那就是财务成本。美国贷款利率最多4%，而且没有“灰色成本”，但中国哪？让我深感痛心的是：中国企业归还利息的支出占到每年新增贷款的60%。

曹德旺说：美国蓝领劳动力价格大约是中国的8倍，这是美国之前施行的“去工业化”带来的后果，持续大概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大概50年的时间。80年代时，美国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不去工厂了，去哪儿呢，大量跑到华尔街、硅谷这些地方。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服务业占国家GDP在65%左右。这导致现在美国要恢复制造业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年轻工人没有，都是老工人。

那中国的劳动力现状是不是同样是“去工业化”的后果？曹德旺回答：不是，美国是“去工业化”，而我们中国是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工业化，从美国学到的直接就是现在的“去工业化”。不过现在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在大力恢复制造业。

曹德旺的回答有多少人理解？我理解。新自由主义学说开创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1971年到1972年）开始的，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里根、撒切尔主义的大力推进。这实际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产业分工的时代，美国本土在20%的利率水平之下，“去工业化”快速完成，而金融资本开始主导世界。那时，相比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的劳动力价格当然很高。但中国是什么情况？我们是还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后工业化时代”。按曹德旺的说法就是：从美国学到的直接就是现在的“去工业化”。按我的说法就是：金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快速发育，它从机制上严重挤压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实际上，货币投机大爆炸，房地产市场大兴旺都是严重的金融问题，它从根本上大幅拉高了中国的实体经济成本。

当然，为了争夺实业资本，人家还有手段。曹德旺告诉我们：“准确来讲，一开始决定去外面建厂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答应生意就没法做”。这句简短的话语背后是什么手段？订单。曹德旺介绍说：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有工厂，那我们2012年就在俄罗斯建成一个厂；2012年，通用公司又要求我们，2016年12月之前必须在美国建一个工厂，并且2017年1月必须在美国供货。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受到了何等巨大的压力？这些事情，我们的政府领导知道吗？想过如何帮帮他们吗？

我要再次重复曹德旺的这句话：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同时也热切地希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振兴实体经济”不只是一句口号。2017年，在所有经济工作中，这件事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而一切其他工作都该围绕着“振兴实体经济”这个主题与核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