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普遍认为，债务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威胁，债务堆积的风险曾被多次提起。但麦格理认为，这个共识可能是错的。

麦格理Peter Eadon-Clarke团队称，大家常常会说中国的公司债或地方政府债可能会暴露债务危机，然而我们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

麦格理称，这主要是中国的公司债可以通过政府社会化：

决策者可以在不同的主体之间重组债务，这些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债转股的讨论表明，将国企的债务负担转移至政府和银行是可行的。通过这样做，政府将降低公司债务危机发生的概率。

麦格理称，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存在债务问题，只不过中国的债务问题不是我们通常所认识的债务问题。

麦格理认为，中国债务背后的风险是资本错配，债务的大部分来自较为低效的国企和地方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债务的不良风险是长期的，低效的债务将不会提升全社会的产能效率，并将会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泰国和印尼的资本对GDP贡献额的比例下降约14%。这一急剧下降的催化剂是资本提供者，即跨境银行的停止贷款。麦格理指出，如果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居民部门可能会停止提供资本，比如银行存款可能会离开中国银行体系。

此前麦格理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在见闻峰会上也称，中国债务问题并不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高杠杆”，而在于资本错配：

表现在国企效率不高，却拿到了太多的钱，而民企效率高却拿不到钱。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前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0杠杆率，但那个时候资本错配的问题比现在还要严重”。

这样想，今天把中国债务降下来，降到零。但这个产生债务的制度基础还在，资本依然会配置到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债务还会加上来的，没法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然后问题还是在那，你把你的资本浪费掉了，配置在错误的地方，所以我说这个是最本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