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证券研究院”特约 滕飞注册金融分析师CFA，中国光大银行投资经理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发了关于美国金融系统监管核心原则的总统行政令，被认为是有意修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由奥巴马政府根据全球应对危机制定并于2010年正式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一项最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旨在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采纳所谓的“沃克尔规则”，即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特朗普此举被金融市场解读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松绑，美股继续创新高，金融股的股价也快速上涨。

与美国放松金融监管的态势截然相反，去年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处于不断加强收紧的过程中。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一般五年召开一次,在1997年、2002年、2007年以及2012年共召开过四次，2017年很有可能召开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对未来5年的金融政策环境产生重大影响。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机构决定了监管的效率和市场的格局，因此先确定金融监管体制，再确定监管的方向和政策，“自上而下”的方式应该是相对合理有效的方式。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主要是机构监管为主、功能监管为辅，因此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监管套利的空间，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存在“空白区域”，而这些可能是风险隐患最大之处。在金融体系中，任何风险隐患都可能演变为连锁反应，对金融体系造成打击和影响，因此对于金融风险并不存在监管空白的问题，而是要加强对部分非法套利行为的监管。如当前不少互联网P2P平台打着创新的口号，实际上仍在做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但是体制机制、人员专业性、风险控制方面等都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显著差距，并且不在监管的管辖范围之内，降低了监管成本，这种模式一旦出现流动性问题或者风险较大，资本金不足的机构可能难以持续营业，使投资者遭受损失。

因此，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并无小事，监管的空白可能就是下一次危机的引爆点。美国次贷危机的推动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衍生品的过度创新，使资金进入看似安全实则具有极高风险的领域，加大了泡沫程度，最后引发严重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对CDO、CDS等衍生品的监管缺失是关键因素之一。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但是无法避免过度逐利带来的风险放大，因此监管机构需要针对某些行为进行监管干预，防止“过犹不及”。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化以及金融创新的自我强化，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加上实体经济回报率的不断下降，出现了资金“脱实向虚”以及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空转”的问题，因此在当前时点上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促进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也未尝不是件坏事。在金融监管政策收紧的态势下，首当其冲的就是之前创新过度、盲目加杠杆的机构，很有可能在收紧的过程中将之前的部分获利回吐，这是对承担过度风险行为的惩罚。

在此之前，多部委发布过《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127号文），限制同业业务套利，并限定同业负债规模不能超过银行整体规模的三分之一；银监会针对银行理财发布了非标规模上限以及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但大体而言金融机构也能有效应对。因此，对金融机构监管最有效的仍然是惩罚性的措施，例如央行差别制定准备金率，对于监管合规的机构降低准备金率；对借入SLF（常备借贷便利）的过于激进的机构，上调SLF的利率，以市场化的行为惩罚机构，增加激进机构的成本，这样金融机构才能衡量成本，收敛过度承担风险行为。

下一步，对金融机构影响较大的是流动性覆盖率（LCR）指标和央行全口径的宏观审慎监管（MPA）。LCR指标是指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与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之比，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应当在2018年底前达到100%，在过渡期内，应当在2014年底、2015年底、2016年底及2017年底前分别达到60%、70%、80%、90%。因此，这几年对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要求是逐年提升的，这与当前金融机构规模扩张是相背离的，也就意味着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将逐步吃紧。这也将限制金融机构短期的融资规模，降低期限错配水平，特别是对1个月以上资金的需求将超过短期的资金需求，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当前7天回购利率在2.7%，但是1个月利率仍然在4.0%以上，二者利差达到140bp，而2016年大部分时候利差都在50bp附近。

央行今年将表外理财纳入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体系内，去年将同业业务纳入MPA考核，这意味着银行信贷、同业、理财三大业务板块全部被央行的MPA考核囊括，银行通过同业、理财等非传统信贷渠道创造信贷的方式也将纳入央妈的“法眼”。这并不意味着同业和理财业务是“坏孩子”，只是因为同业和理财业务近几年发展迅速，体量之大已经足以在金融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央妈也必须进行统一监控管理，否则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也只是空谈。在当前货币政策收紧的态势下，大部分金融机构本身的扩张动力就不足，因此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更有可能作用于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扩张过快、过于激进的城商行和农商行。面对趋严的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机构所要做的是做个“好孩子”，规范稳健发展，避免监管惩罚的成本，也为未来发展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