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投资管理巨头GMO创始人、曾经的市场泡沫预言家 Jeremy Grantham 认为，特朗普的胜利反映了美国民众开始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把这个国家从富豪和权贵手里夺回来。”

之所以特朗普最终成为了被求助的那个 “强有力的领导者”，是因为排除其个人财富之后，特朗普的其他各个方面和希拉里相比，更不像一个典型的“富豪和权贵”。

Grantham认为，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整个美国几乎没有太多对于富豪和权贵的批判运动。除了“占领华尔街”之外，对于那些高收入者及其资本收益实施的一系列重大减税措施，民众却漠然置之。

不过他也认为，现在情况已经在开始转变。路透社/益普索（Reuters/Ipsos）在大选日的出口民调是这样显示的：

– 75%同意，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把这个国家从“富豪和权贵”手里夺回来。

– 72%同意，美国经济体制有利于富豪和权贵。

– 68%同意，传统政客不关心普通民众的利益。

– 76%同意，主流媒体更关注收益，而不是揭示真相。

– 57%同意，不认同美国现在的样子。

– 54%同意，自己这样的人在美国越来越难以生存。

劳动者仍在走下坡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低

由于日益普及的外包模式和高新技术，美国底层工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相对地，企业、高管和股东们却是最终的获益者。

事实上，相对于外国竞争对手，美国企业花在工人培训和教育上的钱更少了。而美国的基础教育也不给力，中国20岁的平均数学水平比美国至少领先2年。

所以Grantham认为，是全球化的力量推动了工资的下降，而政治则有意将其推向更低。

合并后的结果如图1所示：2014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同时资本回报占比上升。图2显示，前0.1％总收入的份额远超过往记录，而且几乎都恢复到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普通选民的力量如九牛一毛

Grantham认为，“富豪和权贵”不仅在最近几十年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充实了自身财富，而且还通过势不可挡的豪华政治游说等手段，增加了对国家控制。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Gilens和Page就在报告中指出，普通选民的意见，对国会任何法案的通过与否都几乎没有影响。

受公众欢迎的法案，通过的平均概率会从31％上升到32％。如果不受公众欢迎，通过的平均概率也就下降到30％。

若法案受最富有的10％欢迎，通过概率将是65％。但若受到富裕者反对，哪怕是受民众欢迎，通过率基本为零。

2010年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认定两党选举改革法案中，“公司和工会不得在大选60天前和初选30天前在广播、有线电视和卫星等选举通讯渠道中攻击或支持某一候选人。”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联邦不得通过法律限制言论自由）。

当时许多支持者认为这符合言论自由原则，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一判决将会造成大量金钱介入竞选活动，使民主政治腐化。Grantham认为上述裁决显示，最高院中的多数已经成为“富豪和权贵”及国家社团主义者的好盟友。

事实上，对民主的侵蚀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1976年《政府阳光法案》（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通过后，除少数特殊情况，政府机构所有会议的任何部分都应向公众监督开放。

该法案使政治游说团队的钱都能花在刀刃上：因为政府的执行都看得见，使游说团队可只向那些听话的人示好。

对抗社团主义 特朗普“相对”更合适

因而Grantham相信，把美国从“富豪和权贵”手里救出来是需要的。因为大公司利益日益成为公共利益的主导。而当大公司们发生内部冲突，一般都会选择短期利润最大化，而不是考虑工人的福祉、后代的环境。

熊彼特和凯恩斯都认为，大公司的过于强势，会削弱普通工人的需求，从而削弱经济。Grantham认为：

为了推动对社团主义（corporatism）和精英政治的反抗，首先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一味忍让的阶段可能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抗争将采取的道路。究竟是通过广泛的社会努力，还是试图通过其他历史常用的危险方法，求助于一名所谓“强有力的领导者”。毕竟，能兴周灭纣是不错，但若跟的只是李闯王的话就悲剧了。

然而，之所以特朗普最终成为了被求助的那个 “强有力的领导者”，Grantham认为不仅是因为其性格的强势，还因为排除其个人财富之后，特朗普的其他各个方面和希拉里相比，更不像一个典型的“富豪和权贵”。

Grantham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淡化民主的道路上渐渐迷失。最近的报告显示，年轻群体对民主并不那么热情。甚至在1995年至2011年期间的调查显示，16岁到24岁的人中厌恶民主的将近四分之一。

而特朗普恰好认识并利用了这种趋势。

收入平等化道阻且长

Grantham表示，与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切形成正相关的，是收入的平等化。

其实，改善这种状况的方法很简单：增加对于资本和富有人群的税收，并增加对工人培训和教育。

这些行动将是一个必要的改进，虽然不能杜绝问题。

Grantham认为减少不平等的真正挑战，是增加GDP中劳动报收的份额，因这不可避免会降低公司利润。但新总统依然被资本家和富豪包围。

而且在过去30年里，政客们通过各种欺瞒手段，说服人们投票来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例如，62％的选民不喜欢“死亡税”，但其实这种税只需1-2％美国家庭支付。

而年收低于1万美元的人中，有35％的人不赞成增加对富人的税收。

关键在于，长期的舆论导向，只是使穷人变得对于税收一味地反感，却没有意识到对富人的减税将对自身不利。

对此，Grantham表示，出口民调的结果显示，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

通过控制舆论欺瞒大众是不可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