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0日(星期五)10时45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绍仁：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金融改革与发展”。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副行长易纲先生，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先生，副行长范一飞先生，共同围绕这一主题回答大家的提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2016年下半年开始，汇率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变化，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同时也要稳定人民币在全球货币当中的地位。请问2017年央行有哪些工作保障汇率的稳定？谢谢。

周小川：

您刚才提到的2016年下半年汇率波动比较大一些，有多种因素，我简单说两个。

第一，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销比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这个季节都会多一些，去年多得明显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业在外面收购的热情。

周小川：

第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之后出现了很多和一般人预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因此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波动比较大。

周小川：

我们相信，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比较稳定，而且更加健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都取得成绩，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比较好，应该说汇率自动就有一个稳定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有关政策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执行和监管方面要做得更精细一些。因此，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的人民币汇率应该比较稳定。

周小川：

当然，外汇市场历来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市场，会随着整个全球经济，也随着中国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不断波动，谁也不能够非常准确预期2017年走下来还会有哪些不确定性，哪些事件会发生。因此，正常的汇率波动是一个常态，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彭博新闻社记者：

您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利率方面的差异，对于维持人民币的稳定重要性如何？

周小川：

从外汇市场的交易层面上看，特别是有很多交易室、交易员，从他们的层面上，利率差异往往是导致一些短期操作方面的动因，钱是会朝着利率高的方向移动。但是，从中期的角度来看，各国的利率水平主要由国内经济的情况所决定的，而国内的经济情况既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对本国经济的信心以及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各国也不一样，各国利率也都是有差异的。比如，你们看日本多少年利率都很低，跟其他货币有明显的利率差距，但不见得说就一定会导致非常明显的、持续的投机活动或者资本流动。这是我的看法。

上海证券报：

我的问题关于资产管理业务。据了解，央行目前正在牵头统一资产管理业务的标准和规制，请问制定、出台统一监管标准的初衷是什么？将围绕哪些具体的方面规范资产管理业务？大家都知道，资产管理业务涉及的部门比较多，请问现在各部门之间是否还存在分歧，具体的政策将何时出台，更进一步思考，能否把这项政策的制定和出台看作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试验田？谢谢。

周小川：

我们两年多以前已经初步设置了一个协调机制，这个机制叫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最近研究了资产管理的问题，也有的人会把它称之为理财产品的问题，因为资产管理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理财产品。“一行三局”，也就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之间已经在许多比较大的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细化以后，作出一些初步规范。但是，这个规范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会把一些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一下。

周小川：

现在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一是理财产品市场上有一些混乱，这些混乱包括比如标准差距太大、套利机会太多、投机性过强等问题。二是监管之间通气不够，对市场总体观察和风险把握还不够好，所以这方面也要加强。从资产管理各种个体来说，有一些是投机性过强，忽视风险，没有一些起码的风险管理的做法。三是大家所关心的，有一些资产管理产品或者理财产品嵌套运行，就是从金融系统一个行业的一个公司到了另外一个行业的一个公司，来回在系统里转。而我们强调资产管理和其他金融业务一样，要着重为实体经济服务，转来转去钱没有到实体经济去。这中间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可能有一些是套利，甚至有一些是违规的行为。就这几个方面，大家对资产管理究竟怎么定义、都是哪些范畴、都存在哪些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周小川：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还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而且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还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现在还没有做到，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谢谢。

中新社记者：

我的问题是有关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举动很多，而且最近一段时花旗(Citi)和彭博相继把中国债券纳入他们的相关指数，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今年中国债券市场的开放步子会更快一些，会有大的举动？谢谢。

周小川：

我先说两句，然后再请潘功胜行长说。您说的这个问题是对的，债券市场从发展的早期开始，就秉着开放、公平竞争这样一种思路建立并发展。因此，债券市场始终都是有对外开放的内容，并不是哪一年有一些突出的举动。去年有利的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迈进，人民币被纳入SDR篮子，这些都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提高对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兴趣，积极性也增加了。我们也相应推出了一些政策，但不是一些突出的政策，我们也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债券是否纳入某一个具体的债券指数，但是会稳步地在这个方向推进，在对外开放方面，会逐步再取得更明显的进展。

潘功胜：

周行长讲的已经非常全面了。我想，近年来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速度的确比较快，债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地完善，投资者也日益的多元。所以，在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在对支持中国实体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在稳步地推动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这种开放基本上在两个维度上进行：

一是境外机构到中国市场发行债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熊猫债”。到目前为止，国际开发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国际上的著名金融机构和企业，这样一些主体都有在中国债券市场发债的实践，到去年年底，“熊猫债”发了600多亿人民币。其中，去年大家也看到世界银行在中国发行了以SDR计价的债券。

潘功胜：

二是推动了境外机构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近几年以来，人民银行在放松、放宽市场准入，消除有关限制，丰富对冲工具、便利资金的跨境汇入汇出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去年以来，大家看到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是400多家，大概是8000亿元人民币，去年一年增加了100多家，额度增加了1500亿人民币。另外，大家看到，3月1日彭博设立了两个新的指数，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到新的指数之中。花旗前几天也宣布，有三个指数准备把中国的债券市场纳入其中。

潘功胜：

正如刚才周行长所提到的，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下一步，对人民银行来说，我们一定会完善相关制度的安排，比如法律、会计、审计、税收、评级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为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提供一个更加便利和友好的制度环境。同时，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跨境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和境外投资者多一些沟通和交流，我想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着急，得一步步走，走得更加稳健一些。谢谢大家。

经济日报记者：

近期，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利用各种工具，市场认为在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上行，有人会有这样的担忧，认为会传导到实体经济头上，会加剧实体经济“融资贵、融资难”的情况，您怎么看？更有人觉得，央行在收紧货币政策，甚至以后还会有加息的可能，您认为市场该如何理解央行的这样一种操作？谢谢。

周小川：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还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或者更明确的说法，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至于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确实中央银行工具箱的工具比较多，工具的使用自然可能也带有引导市场价格、引导预期，同时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但是也不见得对每次操作数量、价格都要作出过度解读。货币政策总体来说还是稳健中性。

周小川：

至于有一些人的担心，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说。首先，如果经济中货币数量太大，像总理说的，我们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的话，实际上对经济还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资产价格泡沫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在稳健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一些，会有利于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企业要“三去一降一补”，如果货币太松的话，压力就不够，所以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周小川：

至于说融资成本，“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首先这些年这个现象还是始终存在的，但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比例实际上每年都是在上升的。现在中国已经达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在人民币企业贷款60多万亿这么一个盘子下，已经实现了贷款余额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三分天下，基本上都是三分之一。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是大型企业占一半以上，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占的比例比较小一些。大概从2010年左右开始，贷款新增量中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基本是三分之一了，但是余额还有很大的差距。到去年，大、中、小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三分之一。所以，在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银行业、金融业自己也在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要更多地面向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因此，融资难的问题会逐渐有所缓解。而价格问题是除了名义价格，还要看实际价格，这跟物价和其他因素有关系。

凤凰卫视记者：

有一个关于去杠杆的问题。去杠杆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过去两年，这项改革推进得不是很快。请问对央行来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去杠杆，您认为哪个更加紧迫？另外，还有那些促进去杠杆的政策？谢谢。

易纲：

大家都关心杠杆率，我国的杠杆率总体不是特别高。从结构看，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不是特别高，但是企业部门，就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全球比较看，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说的降杠杆有这样几层含义。

一是杠杆率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在积累一定的风险。这些杠杆率、负债率的增加，积累的问题目前已经看到了。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就是总的杠杆率还是要把它稳住，或者让它每年增长少一些、慢一些，要稳住。

二是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还可以有一些优化。

我们国家杠杆率和国际上比有点高，这和我国金融结构有关。因为我们国家储蓄率高，形成以银行为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从银行借钱占的比例比较高。这样就造成了中国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储蓄率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易纲：

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在这个格局下怎么走出来？无疑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要有更多的资本金进去，这是一条。如果资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来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就加强了。资本金怎么进去？我们考虑在各个行业要严格资本约束。我们要宣传一个理念：一个企业、一个投资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这个投资和这个企业，首先要有自己的资本金来承担风险，然后你去借钱，不管是借贷款还是发债融资，使你的资本金和借来的钱有一个最优的配置和比例，这样就能够激发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同时，也能够激发投资主体承担风险，小心、认真地进行每一个项目的评估，在做决策之前，把风险控制好。这样一个思路，可以把整个杠杆率稳住，然后慢慢地实现有所下降。

周小川：

我补充一点。全社会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它的微观基础就是，有很多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杠杆率过高，所以加总起来太高。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关系。首先，每个企业，特别是那些杠杆率已经过高的企业，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们自身要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要考虑不能过多支持这类企业，包括易副行长刚才说的，要鼓励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债转股。

其次，跟产能过剩有关系。有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过去占用过多的信贷资源，因此，去产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金融业要大力支持去产能。库存过多，本身就是占用流动资金，这是导致杠杆高的一个原因。去库存在微观上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业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同时，金融机构在内部评级和对客户的各项指标监测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进，这样就能发现哪些企业过去贷得太多，不应该贷那么多，融资结构需要改变。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步落实这项政策。这个过程，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中期的，在短期内不会看得非常明显，因为存量非常大。谢谢。

中国证券报记者：

我的问题提问给范一飞副行长。近年来，第三方支付产业发展非常迅速，人民银行也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包括收紧牌照发放、备付金集中存管等，这些举措是否限制了这个行业的发展？目前第三方支付产业的整体状况怎样？下一步人行还会采取哪些监管措施？谢谢。

范一飞：

支付产业关系到千家万户，是一个基础性的产业，近年来发展很快。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做大，创新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从广义和狭义来看支付产业，广义的支付产业包括非银行支付机构和银行业，狭义的支付产业主要指非银行。我理解你刚才的问题，主要是讲非银行支付机构一块。

范一飞：

这几年随着行业的发展，确实累计了一些问题和风险，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因为市场参与者众多，总体而言市场供给和需求有一些失衡，供大于求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行业也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

第二，由于各方面原因，包括机构内部内控薄弱、风险管理放松等原因，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够。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特别是关于支付的敏感信息被泄露，甚至一些信息公开在网上买卖。二是备付金被挪用的情况一度还比较严重，有些机构把客户的备付金拿来炒房、炒股票，甚至用于个人赌博，最后导致损失。往往一个机构出问题可能牵扯到多个地区，消费者的人数可能数以万计。

范一飞：

针对这些问题，近两年主要做了几件事。

首先，对前期累计的风险进行化解和处置，尽量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为此央行和地方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

二是强化基础建设，把我们领域的基本规矩建起来，这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因为整个非银行支付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新兴事物，一开始我们对它作一些观察，包容它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对客观规律认识清楚了，我们再来努力加以规范。这些年我们出台了网络支付办法，推行了账户分类制度，对支付机构也实行了分类评级。刚才记者提到对备付金实施集中存管，当然制度已经出台，第一次存管马上就要进行。

范一飞：

三是加强监管。又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市场上除了持证的机构以外，还有大量机构无证从事支付业务。到1月份为止，全国清理出239家无证也就是非法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进行了整顿、清理，部分已经移送给公安部门处理。另一方面，对持证的支付机构加强监管，对违规行为敢于“亮剑”，进行处罚。

范一飞：

经过几方面的努力，支付产业不但没有停滞，还在快速发展，更为健康地发展。我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些数字。从2013年到2016年，支付机构年处理业务量从371亿笔增加1855亿笔，金额从18万亿元增加到12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71%和90%。其中，网络支付业务增长更快一些，去年支付机构业务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02%和87.6%。可以说，我国支付业务的产业规模、普惠程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都是比较好的。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上一些同行跟我讲，他们也很希望了解中国在支付产业发展和监管方面的做法。

下一步，我们还继续秉持五大监管理念，把支付行业的监管工作做好。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下一步主要是做好执行工作。谢谢。

周小川：

我补充两句。一是人民银行认为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对未来的支付业造成一些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进步，因为带来很多新的手段。人民银行高度鼓励，同时也和各种业界共同合作，把金融科技的发展搞上去。特别强调一点是网络科技的发展，还有就是数字货币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区块链等新技术，这些新技术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当前人们不容易完全想象或者预测到的影响。

但同时，像范一飞副行长所讲的，既要鼓励发展，同时也要防范风险，健康发展。其中不健康的行为要不断规范。当然，也不是说从一开始就去束缚人家的手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大家已经看到一些问题，必须进行规范，包括无证经营问题、侵犯隐私问题、支付产品安全性不够问题。

周小川：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部分支付机构的动机和心思并不是想用新的网络科技手段把支付搞好，而是眼睛盯着客户的备付金，觉得那个资金可以拿来赚利差，甚至有的打自己的主意，缺钱的时候从那里挪用一些，这就是动机不纯。我们支持支付业真正把心思都扑在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安全和为客户服务上，而不是瞄着人家的资金，在那个资金上打主意。我们的有关政策和激励机制也要实现这样一点，这对于将来的健康发展也是很重要的。谢谢。

路透社记者：

去年新增贷款和融资总量都创记录，今年货币政策转向稳定中性，而且强调防范风险，这种情况下今年信贷的增长势头会不会得到一些遏制？另外，去年住房贷款在新增贷款接近40%的比例，今年会不会有所改变？连带问一下，利率水平会不会进一步上升？谢谢。

周小川：

这个问题是一连串的问题。我记得你一开始说的是去年社会融资总量、信贷增长，这大概都是12、3%左右的速度。一方面，中国经济还是有潜力继续增长，另一方面，从整个国际情况来看，G20也在号召20国进一步努力促进经济的复苏，在原有基础上将GDP增长再提高一些。

周小川：

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情况来说，我们定的数字是M2增长12%左右，这是一个预期数字，并不是任务指标。另外，在社会融资和信贷方面也大致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掌握。这是根据全球经济和中国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制定的。

周小川：

与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根据经济的反馈数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微调。我们认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意见、数字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两会代表都支持这个想法。

周小川：

至于结构上的问题，说起来就比较多一些。去年，房地产信贷里面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人购房贷款的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子，同时，在一些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住房库存比较多，有助于降库存。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二线城市又容易使住房价格上升。总体上来看，个人通过住房贷款购房以后，实际上资金就转到开发商。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会带动一系列产业供给，所以这个贷款不能简单看作是买房子，实际上会传递到相当大的产业链上。同时，这个产业链还带动与它相平行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家用电器等。我就不多说了。

总体来说，住房贷款在中国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的政策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南方都市报记者：

去年G20发布了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我们都知道，数字鸿沟出现。请问周小川行长，数字鸿沟是否会影响到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关于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下一步央行将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政策？谢谢。

周小川：

在去年G20峰会中，一个是把数字技术、普惠金融两个结合起来，同时还有绿色金融等议题。普惠金融，在G20场合已经讲了若干年了，意思就是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希望金融服务能够更多地惠及大众。同时，在整个经济复苏过程中，也不能仅看着块头大的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还要把更多的资源引导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面向弱势群体。

金融服务就应该更多向这个方向倾斜，金融服务里面也包括像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社区金融服务、各种支付手段等内容。但是，全球普遍共识认为，真正对社区和偏远地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数字技术，也就是利用网络，利用移动设备，像手机等。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全球若干国家也都有一些经验。

周小川：

因此，在这个方面，央行和业界共同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更主要的是业界，这包括传统的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小型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基层服务。从政府和央行的角度来说，希望在这方面给他们一定的激励机制，有助于他们往这个方向发展。除了已经存在的金融机构以外，还有要鼓励科技类企业向这个方向发展，同时也向这个领域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就会逐步改变贫穷偏远地区金融服务差、基层金融服务不足的现象。

从全球经验比较起来看，大家注意过几个地方的经验。比如，可能有的同志也知道，像肯尼亚利用手机发展普惠金融，其中包括支付服务。在中国，这方面的数字也非常令人鼓舞。联合国有一个普惠金融的组织，这个组织把普惠金融排了若干个指标，这些指标表明，中国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同新兴市场国家比较起来相当不错。但是，我们应该感到潜力确实比较大，科技力量发挥不充分，还有很多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碍，要通过改革开放和学习全球各个地方好的经验，进一步推广普惠金融，也是把它作为我们做好党中央、国务院所抓的扶贫攻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专门提出的扶贫攻坚任务的一项主要内容。在激励机制方面，除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其中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在货币政策中有一些结构性信贷政策的倾斜，包括像扶贫再贷款等等，也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易纲：

刚才周行长说到，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发展的比较靠前，我们现在强调，在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存款、贷款、汇款、支付、保险、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能够让农村广大地区的老百姓有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金融安全，也就是说，把安全放在一个首要的位置。存款、贷款、汇款、查询、保险等这些基本的金融服务都能够到达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在扶贫攻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财新记者：

请问周行长一个问题，外汇储备从峰值4万亿美元到现在大概3万亿美元左右，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藏汇于民的内涵发生变化？我们下一步会不会在外汇流出方面，也采取一些措施，我们将怎样应对这个问题？谢谢。

周小川：

外汇储备涉及的因素比较多，我就说两点。一是我们国家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开始比较快向上增长。大概是2002年，特别是2002年下半年以后，开始比较快的增长。同时，国际上也有一些摩擦，人家觉得你也太多了，我们自己都认为没有必要搞那么多。但是，一旦往这个方向走，惯性很大，所以冲高到了4万亿左右。其实没有必要搞那么多。另外，这里面也有部分大家认为是热钱的。

第二个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资本流动有一个分析。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货币宽松，特别是数量型的货币宽松计划，就是QE，美国、欧洲、日本都有。这样导致有放出去的大量流动性，变为了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出。新兴市场是资本流入的，流入的这些钱，有一些并不是像外商直接投资这类实体性的投资，而是金融性的资金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的是4.2万亿美元。这些至少1/3流到了中国，也许有人说比这个还多一些。这些钱的稳定性实际上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以后，市场就开始变化了，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就会流回去。因此，我们会看到不只是中国有一些外汇资金流出，也有一些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大的新兴市场基本都有流出，像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

周小川：

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储备有所下降，这个事大家可以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我们看看在资本流动方面，是不是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一些政策可能过去执行不严，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一些改进。另外一个方面，外汇储备下降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想要那么多，所以适当的有所下降，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易纲行长过去说，储备的东西是干什么的？储备的东西就是要留着用，而不是攒着看的，所以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事。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3万亿左右的外汇储备总量是全球第一位的，而且远远超出第二位。因此，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是平常心，即使有问题要解决，也不要把这个事看的得太严重，不要反应过度。老实说，可能会有个别环节也有反应过度的问题，我们会尽快理顺。

易纲：

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是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对国际社会都有好处。有的朋友问过我，说外汇储备是不是动用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在这儿跟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卖出美元都收回了等价人民币，不是说外汇储备都打水漂了，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尊重了市场规律，就是说在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过程中，还是遵照市场规律的，人民币汇率还是保持弹性的。因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弹性，使得市场的信号得以发挥，而且汇率的弹性，也是我们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一个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信号得以体现。

最后，人民币去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着制度性的话语权。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以后，已经到了国际货币的第一梯队，就是人民币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在第一梯队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怎么样优化储备的水平，有一个综合的考虑。总的看这个事，一个是汇率的平稳是一个好事，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好处，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又尊重了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整个过程是平稳的。谢谢。

潘功胜：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前几年，中国对外资产的主体，基本都是官方外汇储备形成的。这些年，看到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在慢慢增长。前几年，官方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大概占到70%、80%，到去年年底，官方的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和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一半对一半。易行长讲过，藏汇于民，这是一种体现。对外资产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是一件好事情。谢谢。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记者：

我的问题是，关于跨境直接投资。因为跨境直接投资去年以来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来华直接投资有所下降。外界对跨境直接投资都有比较高的关注，媒体方面也有相关的报道，比如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的问题，还有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审查问题。请问，人民银行、外汇局在这方面的相关政策如何？谢谢。

周小川：

中国对外投资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虽然说十几年以前开始有一个口号，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很缓慢的，很多企业家对怎么“走出去”也不了解，这有一个过程。慢慢大家信息越来越多，对国外的有关投资环境、法律也越来越了解了，企业家之间一交流，你在外面有投资，有收购，大家就形成一种风，都在考虑对外投资，其中也不乏有一部分是过热的情绪，投资具有盲目性，有的人也是事情做得很急，因此对外投资可能数字上增长相当快。这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跟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合，比如投一些体育、娱乐、俱乐部，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同时在外面还引起了一些抱怨。因此，进行一定程度的政策指导，我们认为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

周小川：

同时，支持鼓励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对于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合作，有助于发展我国的出口，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有助于研发、有助于互利共赢的，还是要继续鼓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些过热情绪，有一些跟风，也有一些动机不良的，对这种现象进行一定管理也是正常的。

周小川：

外界对外汇管理有一些议论，有一些也不准。首先说一些议论涉及到外商企业利润汇出，借债的还本付息，这实际都是经常项目。中国1996年就开始承诺经常项目是可兑换的，是没有限制的。但是，企业也有义务进行国际收支申报，国际收支还要有统计，这都是需要做到的。

周小川：

至于对内投资，我认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一些金融领域的资本交易，在全球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了，外商直接投资1000多亿美元，在全球是第一、第二的水平。这个情况下，再有非常大的连续的增长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不断改进外商投资环境的政策，仍会延续。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扩大自由贸易区试点，从上海自贸区开始，扩大到另外几个自由贸易区，在吸引外资方面也能够有所改进。

从心态上来说，我们也不要抱着过去的说法，进来就欢迎，出去就限制，这也不对。过去叫“宽进严出”“奖出限入”，这是过去多少年就开始纠正的概念。因此，我们说中国对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总体上是健康的，有一些个别不健康的或者有疑问的，鼓励大家进一步研究，有些政策可进行适当调整。总体来说，资本流出流入是比较健康的。

中央电视台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周行长，在这场发布会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在网上做了一个小调查，名字叫“向央行行长提问”，我发现大家问的最多问题还是关于汇率。人们想知道以后在出国留学、旅游的时候，手里的人民币是不是还值钱呢？我相信周行长也听说过市场上流传过一个词叫“人无贬基”。我也注意到，刚才在发布会开始的时候，您也回答过关于汇率的问题，差不多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但是我想问得更具体一些，因为我注意到，今天人民币兑美元的即期汇率已经到了6.9130，在2017年人民币汇率会不会跌破7的整数关口？谢谢。

周小川：

中国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全称”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您的第一个问题，手里的人民币将来值不值钱，换别的货币怎么样？其实，大家要知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对大家有利的，如果固定不变，反而是不利的，因为不利于经济调整，不利于建立信心，是一种僵化的表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当然有时候人民币升值，升值的时候大家都高兴。比如你看人民币兑英镑，现在有不少家庭可能有子女在英国留学，需要换英镑，过去是什么价钱，现在是什么价钱，他知道升值是对他有好处的。但是汇率就是有升有贬，在一个方向上走，时间长了是走不下去的，所以实际上要了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有好处的。

周小川：

我也看到“人无贬基”这个词，是说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总理在多个场合都说到过这个意思。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以来，唱空人民币的声音比较强。老实说有多种原因，首先一个原因是看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人民币就会不稳。去年GDP6.7%的增长率，其实在全球看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速度。另外，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强调结构调整的阶段，只有更加强调结构调整，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保持持续健康。所以，在国际市场上，当然也传导到国内市场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所下降，导致对人民币汇率的怀疑，这个声音一度是有点过分的。这里面也包括外汇市场上实际做交易的机构，包括某些对冲基金等，他们在做空人民币上放了不少仓位，他们有仓位以后，不希望输钱，就说的特别多，希望能够带动大家，最后变成现实，这样他们也好赚钱，这种因素也有。

周小川：

当然，国际市场上、国内市场上有一些跟风，别人一说，他就心慌了，也跟着说人民币就要贬值了。我认为，这是阶段性的，过一个阶段就会看到，中国经济总体还是比较健康的，特别是去年经济增长已经走入了平稳阶段，而且第四季度中国经济还有所提升。

周小川：

看待人民币汇率，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经济健康不健康，如果经济健康，而且通货膨胀又比较低，货币就会比较坚挺。再者，也要看金融稳不稳定。如果金融出现大的不稳定，一般来说货币就出现贬值。金融如果比较稳定，信心就会进一步增强。因此，应该说进入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从目前来看，正好是你所说的表现为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应该说，市场预期有很大的调整，有很大的变化。

周小川：

至于说每日之间的变化，今天可能高一些，明天可能低一些，我建议大家注意观察美元指数，毕竟美元仍旧是国际货币里最主要的一个货币。美元自身的变动有很多因素也包括它自己国内的因素，比如美联储加息，比如选举以后，大家究竟是信心更强了还是更弱了，这些导致美元的波动，而美元的波动也会短期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这些波动是正常的，比如今天早晨的汇率。但更主要的是大家对中期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判断。我们相信，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趋于稳定，结构调整不断产生效果，这些积极因素将是主要的，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周小川：

因为最后一个问题了，我借这个机会，代表人民银行感谢媒体对金融行业的关心，对金融改革开放的关心，对人民银行工作的关心和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