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投资相伴的一生

任何拿到这本书的读者都会想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来了解我的观点。这是我79岁生涯的第一本书。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很长,就像我的人生一样,但我还是会尽量简明扼要地讲述。

我的家族有着长久的工业和私人银行业经营历史,这段历史可以上溯到我的祖父,他在德国的东部拥有一个钢铁工厂。他对煤矿和银行业务也同样兴趣浓厚,并且在一个阶段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厌恶浪费,这也是我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优点。扔掉一张只用了一面的纸本来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的祖父就一定要节省下来在另一面也写上字。一个简陋的小屋就是他的主要办公室,以至于他雇的企业总经理会就此向他抱怨。“为什么要换?”我的祖父回答说:“到目前为止,这个办公室不都是很好地为我们服务了吗?”他亲自监督工厂的诸多活动,常常是早上六点的时候就在工厂门口查看雇工们是否准时上班。他基本上亲自参与了生意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并且对于所有费用支出保有绝对的控制权。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家族的性格之一,我有这样的性格,我的父亲当初也有,所以我想我的孩子们也在他们的基因中继承了这些吧。

我于1925年出生在柏林,比我的兄长阿克塞尔晚了一年。我的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死于猩红热病。我父亲去世时只有30岁,但却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在1923年的时候从我祖父手里接管了家族的生意。他简直就是一个金融天才,我所剪辑下来的任何一份报纸都可以证明他那独特的职业生涯,虽然这份职业生涯短暂得令人遗憾。不幸的是,我们家族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产业在20世纪30年代落入纳粹法西斯之手,然后在1947年又被共产党国有化而没有给予我们任何补偿。我们至今仍在与德国政府交涉,为的是能够重新拥有这些财产的一部分,或者获得些许补偿。

我的母亲受过律师职业教育,并拥有坚定的意志,她在我父亲去世不久后产下了我的妹妹。因为她要照管我父亲遗产的相关事宜,所以在1930年,她决定把我们兄弟妹三人送到距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约20英里的一个小城镇布莱瑞卡姆(Blaricum)。她在那里为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并且雇用了一个司机、一个厨师和一个佣人。那里距离我们的舅舅和姨妈家里很近,所以他们也可以经常过来照看我们。

我们的舅舅和姨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我们的代理父母。我的舅舅经营一家从17世纪就开始从亚洲进口商品的公司。他是一个人品正直的人,有些社会主义者的特质,我非常尊崇他宽厚博大的品格,尊崇他善待家人和雇员的为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为各种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提供藏身之所,无论那个人是犹太人还是共产党员。

我的母亲会时不时地来荷兰探望我们,但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忙于德国国内的生意。我那时已经是个小学生了,渴求知识,在班里面成绩名列前茅。我还学习音乐,经常出入阿姆斯特丹博物馆,那里有荷兰民族的大师们所创作的大量艺术作品。我也开始搜集艺术类的书籍。艺术从那时开始也成为了我一生的热爱。

1934年,我的母亲再婚了。三年后,她和继父决定把家迁往巴黎。在那个时代,欧洲大陆上层社会的教育就意味着能够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所以我被送往了蒙塞尔学校(Ecole du Moncel),一个由瑞士加尔文教派经营的寄宿中学,位于巴黎附近,我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继而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我们迅速地撤退到了南方的埃克斯-普罗旺斯市(Aix-en-Provence)。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住在旅馆里面,我和妹妹被送往当地的寄宿学校读书。我当时和着名的艺术批评家约翰·雷华德(John Rewald)及其夫人走得很近,常常把自己沉浸在印象主义艺术家的书籍里面,这就进一步培养了我的艺术兴趣。

虽然我在学校里面仍旧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发现自己并不那么喜欢学校。因为我发现把我突然从荷兰的生活中连根拔出并移植到蒙塞尔学校其实是困难的,我在这里不认识任何人,甚至都不会讲这个国家的语言。但是我仍然强迫自己迅速适应、学习法语。在1940-1941年的冬天,埃克斯-普罗旺斯市的学校里面没有足够的吃的,常常是这顿饭只有桌子一边的人能得到食物,而下一顿换成是另外一边的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耶稣教会学校:如果你受过良好教育,那么你晚上睡觉时就应该把手放在毛毯上,诸如此类的规矩很多。但是我把这些经历都看作是需要我去克服应对的挑战,在我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失败这样的词汇。

我的继父在法国政府机构工作,在马赛时他积极地帮助人们从法国逃往美国,包括科学家以及各种各样身处危险的人。他与瓦瑞安·福莱(Varian Fry)一同工作,瓦瑞安·福莱是一位受贵格会(Quaker)教育的美国人,帮助拯救了成千上万被困于维希法国地区的身处危险中的难民。这些被救难民有的写信回来,告诉各自的亲戚和朋友他们当初是如何逃离法国的。不幸的是,这些信的其中一部分被盖世太保拦截了,这显然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尽快离开法国。

我们在1941年的3月离开法国,搭乘了横渡大西洋的航船,说来也怪,这艘船的名字叫做“温尼伯”号邮轮。我们中途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停泊,然后继续穿越大西洋,同船的是1000名法国水兵,他们正受派增援马提尼克岛驻军,法国的黄金储备正被存放在该岛。在那里我继父得到了法国政府指派的新任务,就是被派往纽约。我们继续前往美国,途中路过了瓜德罗普岛和波多黎各,终于在1941年的4月到达纽约。

幸运的是,我们家在纽约还是有些财产的。那是我父亲1924年在美国投资的大约10万美元,在那个年代那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他是在一位朋友指引下进行的那笔投资,这位朋友是迪伦里德投资银行公司的总裁。于是,我的母亲就开始忙着照顾那些资产和其他的家里事务,与此同时,我被送往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Asheville)的一所预科学校去读十年级,然后我跳过了十一年级,这样就在1942年毕业了,这时我在人文科学方面有着很好的知识基础并且还精通了数门语言:法语、英语、德语和荷兰语。

然后我就注册进入了美国纽约州伊萨卡(Ithaca)康奈尔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那时我16岁。美国当时也已参战,但是当时我获得了一个推迟服兵役的短暂豁免期,要到我年满18岁时豁免才到期。我曾经经历过法国的沦陷,所以理解战争是什么样子。我还记得1940年5月在巴黎的一天,当我们躺在花园里的时候,突然有大概400架德国轰炸机将它们负荷的炸弹投向巴黎郊区的情形,我也看见了德国飞机向那些正在逃离巴黎路上的人们开火的惨烈景象。之后在去往纽约的路途上,我亲眼目睹了法国军舰在阿尔及利亚凯比尔港(Mers El Kebir)所遭受的灭顶之灾。

1944年在我快到19岁的时候,我从康奈尔大学毕业,那个时候美国陆军决定我此时需要入伍。“山姆大叔需要你”!尽管那时我还只是一个落地移民(landed immigrant),但当我在佛罗里达的布兰丁军营接受基本军事训练时,我迅速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因为军队不能派遣非美国公民去往海外,所以他们把我们这些外国人装上卡车送到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并且要求我们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我曾经在法国的后备军官训练项目中有所经历,所以比其他的应征普通人对军事了解更多,因而也能比较快地适应。在新兵训练营的基本训练中我当了一个班的班长。

在完成了步兵的基础训练之后,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关于东亚特别是有关日本和中国的研究。这包括在芝加哥大学接受“陆军特别训练项目”教导,学习日语书写和口语对话,接下来是在旧金山湾区石人训练营的短暂逗留。这之后,我在东京和美国占领军一同呆了一年的时间。当我最开始被派往海外的时候是在菲律宾群岛,他们征询谁能够在一分钟内打80个字,我自告奋勇,尽管我是用两根手指打字。他们很快就认为我更适合在驻日美国反情报队担任特别调查员的工作。

我很喜欢这段时光,并且被这里的文化所吸引。那与我以往十几年的经历中所吸收到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同。我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在那段时间持续增长,因为我能够去观察,并且花大量的时间与日本人相处,而且也同他们相处得很好。当然,通晓日语可以帮很大的忙。比起我的同龄人,我可能有着更多的旅行经历,并且有机会接触各种语言和文化的珍贵之处,我已经能非常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传统。换句话说,我可以成为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并且由于我是做情报工作的,我可以免除一般的工作职责,因而能够将时间用于去拜访各个层级的人们,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机会,我也尽最大程度利用好这个机会。

在大学里的时候我总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在日本我的好奇心继续表现出来。我在芝加哥遇到的许多学生都是第二代日裔移民的事实有助于我这个变化进程,我在日本遇到的许多日本人同样有助于这个进程。我还参与了德国侨民“去纳粹化”的活动,而这些侨民中许多就是做日本研究的人,这也进一步帮助我了解了日本文化。

我在反情报部队里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拜访德国人,然后分辨出谁是纳粹分子并将之驱逐出境。事实上,我从中所学到的调查技术在我之后的证券研究中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这却是我起初并不知道的。也就是在日本,我有了自己平生第一次同“管理”打交道经历。我所在的单位了解到了一则关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夫人的谣传,传言她在试图影响战后重建的签约方的选择。当我们的成员开始对此进行质询时,华盛顿方面临时终止了我们的工作。

当我于1946年秋天回到美国的时候,我有资格根据《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又称《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获得学习的机会,这个法案是给回国的老兵提供财政支持。我没有去寻找一份机械工程师的工作,而是决定休假一年,继续追寻我对远东的研究,因为我感到所学的还并不能满足自己,我在日本的停留仅仅是勾起了我对那个地域和文化的兴趣而已。我回到了芝加哥大学,获得了一个关于远东历史和文化的一年制研究生学位。那段时光是绝妙的,我的收获颇丰,因为我的教授中有三位是在各自的领域中--中国历史、远东艺术、远东宗教比较学的世界顶级权威。

这些课程基本都是小组讨论课,因为大学里认同研究生应该按照自己的速度来推进学业。这种方式确实是提供了绝妙的机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挖掘有关于远东文化价值和远东思维方式的知识。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六、七、八世纪的日本文化革命,这个期间中国的唐代文明大举浸入日本。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视角,来理解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会对日本有着怎样的影响,这必然又是一个文化转型和社会变革的阶段。

我在芝加哥学习期间,完成了数篇文章的写作,正是这些作品影响了我未来的人生路径以及我的投资理念。在其中的一篇名为《关于理解》的文章里,我得出简单明了的结论--对于某种事物的真正理解只能由你自己来实现。换句话说,理解某种事物,你首先需要搜集信息,然后深入思考,归纳总结,最后得出结论,这个事物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将走向何方。没有人可以为你完成这个过程!

笛卡尔曾经有句箴言“我思故我在”,简洁地表达了上述结论。这就排除了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接受--告诉我们应该完全依靠自己去思考,从而理解其意义及其后果。在我的文章中,我增加了一个论点,就是那将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还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即将自己的理解付诸于行动。就像人的一生一样,应该是去辛勤耕耘而不是去蹉跎虚度。

于我而言,《关于理解》那篇文章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向我揭开了一条应当去遵循,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实践过程。但是基于我从过往人生经历中获得的理解,我又应该怎样去付诸行动呢?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就好像是处于防守状态的一盘棋局:总是被从一个国家推向另一个国家,从一所学校推向另一个学校。而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与同胞兄妹和父母相处的家庭生活。两年半的机械工程学习意味着每个学期的额外学分和整年的课程。最后,军队又控制了我的生活。总之我都是被迫面临着这一切,而并非是我能够去选择,而这一切又要求我去迅速适应和依靠自己。否则,我将无法生存下来。

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面临生活的转机,用自己的双手来选择决定自己的生活。我对于东方的研究,比如比较宗教学,教会了我应该将自己的生命致力于“去成为别人的榜样”。从日本文化中我学习到了“先例”的意义,要树立榜样,而从西方文化中我又理解了“领导力”的重要性。我的理念就是,要将这两个源于不同文化的精髓理念进行融合并指导我自己的生活。从那以后,这种理念伴随着自我反省的思想,就成为了我的人生中激励自己前进的主要动力(当然并不是唯一的)。我没有去哀叹自己年轻时代一再的生活剧变,而是把这当作我可以受益一生的宝贵经历。

我的基因还告诉我是时候该去赚些钱,而且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做到。我那时的目标是在四十岁的时候成为百万富翁并成为美国派驻亚洲国家的大使,最好是日本,那就是我当年的雄心壮志。然而除非你愿意年复一年地花费时间在政府官僚机构中不断攀援,否则你就必须有足够的财富才能拥有外交生涯,至少那是我所看到的路径。我也很需要金钱上的独立。金钱并不意味着可以挥霍无度,但它确实意味着自由。你可以辞职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而不必去担心别人会怎么说你或者会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