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市公司高送转所出现的问题，除了监管部门频频发出问询函外，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更直指10送30全世界也没有，必须列入重点监管。证监会主席剑指高送转乱象，股市中的高送转概念股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笔者以为，对于上市公司的高送转乱象，问询与喊话固然必不可少，但将其纳入制度化的监管轨道无疑更为必要。

如果将10送转10及以上称之为高送转的话，那么A股高送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2002年。2002年精伦电子推出10转10派4元（含税，下同）的方案，成为高送转的首吃“螃蟹”者。2008年中金黄金等三公司突破10转10推出了10转12的方案。2009年神州泰岳将高送转推至10转15派3元的高度。此后，上市公司掀起了“你追我赶”的高送转热潮。而在2015年8月份昆仑万维推出10转30的方案后，众多上市公司纷纷效仿，成为A股市场一道另类的风景。不过，纵观上市公司的高送转方案，绝大多数都与业绩增长不匹配。

此次证监会主席对高送转发声，除了众多高送转概念股股价应声下跌之外，凯龙股份更是率先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了修改，将原定的“10转30派5元”的分配方案修改为“10转15派8元”，在降低了送转比例的同时，提高了现金分红水平。此后，其他多家10送转30、10送转20的公司也纷纷加入到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的行列中来，如乐视网拟将10转20修改为10转10。另一方面，多家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董监高亦调整其减持计划。而截至4月13日，对高送转预案修改幅度最大的为金利科技，由原来的10转30调整为10转6股。

高送转所表现出来的乱象，主要包括，一是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幅度与股本扩张速度明显不匹配。如凯龙股份此前发布的业绩快报显示，2016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9.51亿元，同比增长6.82%；实现净利润1.1亿元，同比增长12.79%。按照原来的方案，其股本将扩大至目前的四倍，而净利润增长不到13%。即使是一只每股收益较高的个股，在股本快速扩张后，其每股收益将大幅摊薄，而变成一只绩平股。显然，某些上市公司的高送转只顾及到眼前，而没有着眼于长远。

二是高送转为大股东、董监高等高位减持铺路。基于A股市场的“投资文化”，高送转往往会遭到市场的投机炒作。而在股价炒高之后，也为大股东、董监高的高位减持套现提供了“方便”。因此，高送转表面上是“回报”其投资者，但背后则涉嫌操纵市场，而且还存在上市公司慷市场之慨，行向大股东、董监高等利益输送之实的问题，而“回报”投资者本质上变成了“回报”大股东与董监高，这无形中造就了市场新的不公平。

三是利用高送转进行股价维稳。由于高送转对于股价本身的刺激作用，更由于市场热衷于高送转的炒作，通过高送转提振股价亦是不错的选择。如由于受乐视资金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今年乐视网股价持续下挫，也加剧了融资买入乐视网投资者的亏损。而且，因乐视网董事长贾跃亭所持股份大多被质押，如果乐视网股价继续下跌的话，即使其平仓线较低，但并非不存在遭到强制平仓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今年2月份，乐视网也“赶时髦”推出10转20的高送转预案，背后的目的或与上述因素有关。

客观上，高送转已不再是上市公司回报其投资者的“工具”，而蜕变为大股东、董监高以及别有用心者大肆窃取市场利益，或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这才是高送转背后乱象的本质。而且，此次因监管部门剑指高送转，高送转概念股股价的大幅下跌，又导致千千万万投资者出现损失。虽然是“政策环境”出现了变化，但诸多上市公司随意更改预案的行为，特别是导致投资者损失的行为，上市公司是否该为之承担责任？又是否该给投资者一个合理的交代？退一步讲，即使是股市有风险，但让投资者承担这种出尔反尔式的风险，无疑是非常不合理的。

显然，从上市公司不断刷新高送转的比例，以及不断突破市场的底线所引发的各种乱象，最终让高送转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不过，仅仅依靠问询函与喊话，并不能达到根治高送转乱象的目的。只有将高送转的监管从制度上进行“固化”，那么今后不仅有章可循，也无形中有利于监管。

针对高送转的乱象，笔者建议，上市公司股本扩张速度不得高于业绩增长速度。比如某年度业绩（包括营业收入与扣非后的净利润）增长50%，其高送转比例不得超过10送转5。其次，高送转比例不得超过现金分红比例。如某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为10派2，那么其送转比例不得超过10送转2，此举亦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了这些措施，上市公司欲利用高送转实施利益输送，利用高送转达到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也有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