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一群有钱或有闲的人齐聚杭州，座谈傅海棠的逻辑经济学之货币理论，在长达10多个小时的交流中，大家消除了误解，形成了共识，对中国经济前景更加充满信心。会议中让人最感慨的是已经67岁的林存福先生，远道而来后，他凌晨三点醒来，看傅海棠先生的理论选编，兴奋得就此不眠，一直到早上七点多钟。林先生也是一位奇人，我今后会写一下他的投资理论，目前正在研究中。这次会议达成的多项共识中，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条还是解释中国货币是否超发的“傅氏理论”：货币超发与否，判断的标准是促进了生产否。本文即就此展开探讨。

上一次，我写完《傅海棠价格论：货币永远涨……》一文后，不少粉丝来信质疑，我也有些顾虑，在一次见面谈话的时候，我不无忧虑地问他：

傅老师，如果中国的货币总量一直增长，你考虑过未来的结果吗？我们现在的M2已经接近160万亿元了，按照你的理论，将来会变成1000万亿元、1万万亿元，货币规模那么大，物价也许很离谱，怎么办呢？

傅先生微微一笑：到时候啊，一个包子卖1万元了，怎么办呢？货币改版啊，新版货币1元等于老版的1万元，好了，一个包子还是1元钱。简单了。

我一听讶然，想了想说：如果这样的话，对穷人是太不公平了，几乎等于一次掠夺。

傅海棠先生不以为然地说：都有钱等于都没钱，都没钱等于都有钱。全社会货币同时贬值1万倍，所有人都没有影响。所以，货币改版，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

果真如此吗？仔细想想，却真的就是那么回事。我们很多学者和民众，习惯于以当前的数字谈论事情，却不知道很多事情历史上早已发生。甚至于傅海棠所说的货币改版无影响，在历史上也确实曾一次次地发生过。

千家驹、郭彦刚两位学者的《中国货币演变史》曾详细记录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各个朝代的货币发展变迁的历史。其中，对于明朝的货币超发，他们有过统计——1375年到1618年，243年时间里，大明宝钞先后发行十一届，每一次都是新钞换旧钞，货币贬值的速度是惊人的：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大明王朝成立不久，货币就开始逐渐贬值，到1444年，相比洪武八年，在70年时间里，货币贬值100倍。到1488年，相比113年前，货币贬值1000倍。又过了30年，到1618年，货币贬值1万倍。

看起来波澜壮阔的货币贬值过程，如果仔细算一下243年时间里的复利水平，其实只不过3.86%而已。在这个复利标准下，大致是60年（中国纪元一个甲子）货币会膨胀到原来的10倍——120年则100倍，180年1000倍，240年1万倍。

其实，明朝的货币增发还是相对温和的，或者说非常温和。元朝1260年到1287年，短短27年时间，货币增发212倍。到1310年，货币增发1253倍。这是50年就增加1250倍的例子。

当然，这还不算夸张的。按照千家驹等的推算，赵宋王朝300年，看起来物价很平稳，但实际上，大宋王朝先后发行很多节届交子，仅仅南宋时期就发行了20届，按照新币兑换旧币5元的比例计算，货币贬值会达到100万亿倍——对比一下今天的津巴布韦，百万亿元的货币算啥呢？只能说黑人太傻，如果学一下中国南宋时期的做法，早就该100万亿元津巴布韦币折合新币1元，方便百姓掌握和计算了。

以现今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例子可以证明，货币同等贬值（或者货币同等增发）的情况下，对全体国民的影响是等同的。从这个角度说，傅海棠先生的观点完全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如果货币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1万元折合新币1元，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认识不到这一点显然是不行的。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规模惊人，物价比抗战前的1937年高出3492万倍，黄金价格上涨462万倍——但是，这还不算完，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垮台前，以法币计价，上海的物价比1937年增长36.8万亿倍！

殷鉴不远。看看中国80年前的光景，对照一下今天的世界，你就会发现，津巴布韦的故事没有任何新鲜感。无论是实物货币还是硬通货时代，抑或现在的纸币时代，一个健康或者不正常的社会，货币总是在不断增长的，而且增长的速度，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的。这是社会的常态，或者说是人类历史的常态。

今天的人们之所以会觉得当前中国的货币增长速度太快，说白了，是因为以前（新中国成立6年后到1990年代）的货币长期稳定的结构。

新中国的货币史，可以追溯源头到北海币。抗战胜利后，薛暮桥在山东胶东半岛主持发行的北海币，以棉纱布油盐五种实物作为储备发行北海币，很快将法币挤出了山东市场。1948年的中国人民银行也实施了类似的实物货币发行模式。但是，1949年1月，在天津，6元金圆券可以兑换1元人民币。5月在上海，要10万元金圆券才能兑换1元人民币。从中你能看出哪一种货币贬值的速度？

即便如此，到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发行面值5万元的人民币。后来，为了精简货币，1955年，新版人民币出笼，1元等于过去的1万元。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切货币，其实都是以1955年为基准换算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1955年发行新版人民币，那么，我们今天统计的M2就不是160万亿元，而是160亿亿元。

赵宏瑞先生在《中国货币总量论》一书中，用一以贯之的原则换算了中国的货币总量。按照他的算法，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中国货币的历史演变规律，当然，是以1955年货币改版之后的数据为准：

1956年，中国货币总量592亿元。

1976年，中国货币总量2556亿元。20年增长3.3倍。

1996年，中国货币总量77373亿元，20年增长30倍。

2016年，预估货币总量160万亿元，20年增长20倍。

回顾一下历史，你是喜欢1956-1976呢，还是喜欢1976-1996呢？抑或是1996-2016呢？毫无疑问，中国人幸福感上升最快的时期，恰恰是1976年之后的这40年。而这40年，按照赵宏瑞的估计，中国货币增长600倍！

这最起码说明一个道理：货币适度增长，才会有幸福生活。货币冻结，则社会难以有进步。

（中国历朝历代中，大约只有大清王朝没有滥发货币的历史。按照千家驹等的考证，在顺治钞贯之后，大约有200年的时间，清朝政府没有发行过纸币。各地民间自行发行纸币和硬币，白银是清朝的硬通货。但试想一下，清王朝完全没有自己自主的货币体系，一切受制于人，到后来崩溃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那么，如何衡量货币增发是适度的还是超发的呢？我就此求教于傅海棠先生，他说：只要货币有利于生产进行，有利于财富增长，就说明货币发行是适当的。简单地说：物资不紧缺、财富在增长。

何谓物资不紧缺？就是你想买的东西总能买到，不至于因为物价上涨以至于有钱买不到东西。回首历朝历代战乱时期，什么最宝贵？实物最宝贵，没有人愿意将法定货币留在手里，都迫不及待地想将货币换成实物，而且实物很紧缺，那就是不正常的。民国政府的末期、今日的津巴布韦，就是不正常的典型。

何谓财富在增长？傅海棠先生的理论是：货币不是财富，而只是财富的符号。实物才是真正的财富。看看自己周围，高楼大厦桥梁道路车船飞机以及室内的各种家具，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才是财富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能看到自己身边的财富在不断增长，就说明货币的激励劳动的属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货币就只是增发，而不是超发。

所以，如果你懂经济，有学识，可以用流量M2与GDP的比值，看看经济增长是否与货币增发是同步的，就能得出准确的判断。如果你嫌这个数据没有可比性，要用最简单的原则来做判断，那就是傅先生所说的物资不紧缺、财富在增长。

当然，用M2的流量做对比，也还是有问题的。杭州座谈会上，不少人反对将传统的M2数据用于对傅先生理论的解释。事实上，对于M2的功能及应用，赵宏瑞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明确提出了批评意见。在他看来，简单地将各类存款归纳到M2里面，没法真实准确地反映货币数量，也不容易观察是否有货币超发的现象。所以，他提出了新的货币恒等式：

货币总量=账户存款+流通中的现金+金融资本净值

而所谓的货币是否超发，他提出的公式是：

整体存差=存款总量-贷款总量-债券总量+流通中的现金+金融资本净值

        =货币总量-派生存款

在他看来，只有整体存差才是反映货币增发与否的指标。

不过，以他的模型去推算，到2012年，中国的货币超发量也不过是18万亿元。这个所谓的超发量，其实基本等于存款总量-贷款总量，与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水平是相当的。

也就是说，扰了这么一个大圈子，他想说明的问题是：存款比贷款多的部分（超存），就是超发的货币。

赵宏瑞给出的超存理由是1995年之后央行实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在他看来，一国商品，如果生产总量是100，则对应于本国货币100元。但如果把其中的50出口，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央行会为出口的50再发行货币50元。于是，产出还是100，但国内的货币变成了150元。这就是货币超发的根由。

其实，赵先生是发现了问题，却找错了原因。中国存差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只是央行的外汇制度（比如说有1元美元则发行对应人民币予社会流通），更重要的是现代金融工具的深刻变迁：实物纸币渐成昨日黄花，电子货币大行其道。

比如说，1994年之前，中国的存差是负值——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业内人士也不甚了了。在1994年之前，中国的存款减去贷款，得出的结果是负数！

为什么呢？你可以说是因为那之前的贷款类似于拨款，有额度。但从本质上说，是企业的采购行为仍然依赖大量现金。某企业贷款100万元去采购，他可能要提着100万元现金奔波大江南北。此时，在金融企业统计上，贷款是单独的科目，也是流通中的现金，存款没有增加，而是减少了！但后来，随着电子系统的运用，企业再去贷款100万元，提取的现金就很少了，这100万元会直接体现在企业账面上的存款100万元和银行体系下的贷款100万元。于是，在银行体系内，存款减贷款，就渐渐变成了负值。其中的负数，渐渐就受制于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了。

有一个数字可以佐证上述推论：1995年之前，中国货币体系中，流通中的现金一直是占全部货币总量的20%左右。1995年才下降到15%，其后越来越低。目前，中国的流通中现金占货币总量的规模已经不足5%了。几乎所有货币行为都电子化了，企业贷款1亿元，在统计上是存款增加1亿元、贷款也增加1亿元，在财富没有任何转移和变化的情况下，M2的总量却增加了1亿元。

所以，用M2来评价货币是否超发，不就很荒谬了吗？从这个角度说，赵宏瑞提出的新的货币体系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M0:流通中的现金（不含银行的库存现金）；

M1：整体存差=存款-贷款；

M2:贷款总量；

M3:存款总量

在这种假设下，M3+M0===M2+M1===我国货币发行量。

同时，赵宏瑞也提出了传统的交易方程式的不足。不管是费雪的解释还是萨缪尔森的观点，曾经被货币学派视为圭臬的方程式，也遇到了新挑战：

MV=PQ

在传统理论中，依据上述公式，货币增加就必然导致物价的上涨。而过去10年全世界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货币增长了，但物价却并没有涨。为什么呢？因为费雪的公式右项本来就有问题，PQ的结果并不是GDP，也不是社会产出，而只是社会交易总量。但是，在电子系统下，货币却可以在同一个时点上无限次交易，从而使得货币流通速度非常快。V增长得很快，但P呢，却纹丝不动!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傅海棠的观点：1971年之后，纸币变得纵横恣肆，奔放无羁，传统的货币理论黯然失色，再也无法解释社会现象。此时此刻，如果没有新思维，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奇迹。如果没有新视野，就会天天计较于货币超发与否，而忽视了社会财富增长的现实。

所以，为什么会有中国奇迹？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掌握了货币自主权，货币发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调整，一切只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促进财富增加、促进劳动生产。

风光长宜放眼量，货币的增长是绝不会更改的长期趋势。认识到这一点，才会由衷释然，很多疑惑会迎刃而解，中国奇迹就呼之欲出了。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认清大势做长线，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抑或投资，不就都有了自己的正确选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