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群居之后，最早的财富应该是食物，多余的食物。人类与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太，人类是会储藏食物的。储藏的本意是为了度过饥荒时期，这是人类繁衍的先决条件。也正因为如此，饥荒时代，谁拥有的食物储备多，谁就是富有的人。

早期人类的食物无非是两类。植物类靠采摘，肉食类靠狩猎。早先，要获得多余食物并储备，需要有好的体力。其后，植物可以种植，肉食动物可以养殖。此时要有多的食物储备，在体力之余更需要脑力。只有身手灵活体力好而且脑子活络的人，才可能有食物的富余。

家庭或家族内的食物资源丰富了，便需要交换。以己所余，换己不足。物物交换，无非如此。

随着资源丰富更加丰富，社群范围逐渐扩大，物物交换的不便也就显示出来。于是，货币就产生了。早期的货币，只不过是满足交换职能。很多人会说货币应该以稀缺物为材料。其实，从物物交换的角度说，最初的货币理应是大众最常用的物资，比如黍米之类。只是，易耗品不易保存，才会渐渐选择容易保存的材料作为货币。金属货币渐次登上历史舞台，一直到其后的银本位或者黄金本位。

自从有了货币，人的多余劳动的收获就有了价值。这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最大差别。老虎捕食，如果这一顿吃不完，最多再吃下一顿，时间久了便腐烂无法食用了。于是，老虎也就懒得再去捕猎，闲暇还是睡大觉养足精神减少消耗更为有利。人则不然，在满足自我食用的需求之余，人多余的劳动所得，可以兑换为货币，以备将来之需。于是，人的任何劳动就都不是无价值的了。

勤奋的人，会占有更多财富。这便成了人类公理。因为占有财富越多，则生存和繁殖的能力就越强，越能抵御灾荒和不可测的未来。勤奋的基因，便一代代传下来。

于是，货币，就具备了激励人们劳动的特殊属性。不要只说货币是商品，也不要说货币本来就是交换的。当货币产生后，它天然具备了第三重熟悉：激励人们劳动。

在生存艰难的时代，食物是第一需要。人的一切劳动的目标，都是为了更多占有食物资源。

当食物足够，不再匮乏，便有人从事服务于食物采集的劳动。比如，人要穿衣，人要居住，人要休闲。有的人便摆脱了食物采集的工作，转而从事衣住行的其它辅助工作。因为有货币可以交换，这些活动，本质上还是为了促进食物的采集。

大规模劳动、社会分工的形成，目标也还是为了生产食物。无论其它劳动如何变换花样，其终极目标都是为了生产食物。所以，在有形货币存在的时代，货币所代表的财富，本质上就是购买食物的能力。能购买的食物越多，意味着财富越多。

如果货币只是具有交换属性，是为了物物交换的便利，那么，人类社会永远不会有显著的贫富差距。但物物交换的过程中，商人出现了。商人的功能便是将物资从甲地运到乙地，在交换的过程中，获取增值的部分货币。

商人的出现，改变了财富的格局。货币便有了集中的趋势。最早期的巨富，必然是商人。唯有商人，才能将货币聚拢，并沉淀。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族几乎生而具有致富之能——最早的华夏人，夏朝而后，便是商人。

后世的手工匠人（比如丝绸制品）、初级商品加工者（比如茶叶），类似于现在的制造业者。他们虽然努力工作，但流通环节是一个巨大障碍，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商人。所以，范蠡才会成为中国的财神。范蠡之后的中国巨富，大抵也以经商者居多。从吕不韦到陶朱公范蠡再到沈万三、胡雪岩。

由是，中国的经济学，便从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转向重商主义（提倡出口反对进口），再到其后的凯恩斯时代的财富论。

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是痛苦的。无论是重农主义还是重商主义，最后都会落到一点：商品交易的过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货币向少数人集中，这少数人再将货币藏之若谷，结果市面上货币匮乏，由此出现社会问题。当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时候，必有社会动乱产生，改朝换代必不可少。

要理解货币匮乏而导致的改朝换代，很简单：货币是可以激励人们生产和劳动的，当社会上货币流通不足的时候，人们失去生产的积极性，为了生存转而革命，于是，社会大乱。

所以，实物货币时代，不管是以什么作为本位币，只要有商品流通，只要有商业行为存在，最后势必导致货币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市面流通的货币严重不足，以至于穷苦人无有退路只能造反求生存。

凯恩斯修正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他认为，投资理应等于储蓄，但由于人们的储蓄天性，比如导致储蓄大于投资。此时，社会的总收入和总产出不平等了。经济危机就会产生了。为此，他主张，政府应该通过调节利息率等方式，刺激社会投资。只有投资与储蓄匹配，经济才会继续保持良性发展的势头。于是，政府便成了天然的扩大投资的主体，而其手段是加大货币供给量（放水）。

事实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政府加大投资，不就是扩大货币投放吗？当货币投放增加的时候，不就是激励再生产吗？当生产增加的时候，经济不就会继续增长了吗？

如此，凯恩斯所利用的，不就是货币的“激励属性”吗？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则适当的货币投放，就是为了刺激人们扩大再生产，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投入更多劳动，由此，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说白了，适当的货币放水，目的是为了经济的增长。

如果明白了这层意思，谁还会再对央行善意的放水提出质疑呢？2009年的四万亿的计划，难道不应该赢得喝彩和掌声吗？既如此，1993年以来的中国M2持续增长，难道不应该得到肯定和赞许吗？

在实物货币时代，无论中央政府如何协调、无论实施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都无法阻挡货币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而一旦这种趋势形成，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动荡。

二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挂钩，本质上是没有改变货币的历史规律的。所以，这个体系维持了不足30年就崩溃了。崩溃恰恰意味着新生，从此，世界上的货币再无束缚，可以按照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发行货币，人类历史的面貌从此为之一新。

天下大势，唯美独尊。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的时候，美元便成为世界上的商品等价物，这种虚拟的货币却具有了历史上与贵金属相类似的属性。那个时候，美元虽不与黄金挂钩，却等价于黄金。是为“硬通货”。

大国崛起，中华复苏。此时，中国手里的美元纸币还是不是财富呢？值得商榷。如果，中国手里的美元是为了购买原油、铁矿石、芯片而存在，则就仍具有物物交换的属性，美元就是财富。但是，如果美元是用来购买对方国家的土地、房屋甚至服务，美元就成为消耗财富的鸦片。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多余的美元根本没有必要。央行早期的鼓励外汇流出，即出于此种考虑。但是，如果外汇不是去购买对方的资源运回国内，而是去购买对方的固定资产留在当地或者消耗于当地的服务，那就变成了变相的财富损失。

此时，外汇管制就显得分外必要。

中国外汇管制的目标，在于外汇仅用于购买对方国家的资源，其目的在于扩大本国的生产。此时，本国的“生产能力”就是天然的财富。

所以，中国的过剩产能，其实是宝贵的财富，问题在于如何发挥这种财富的价值，让它为国人带来更多财富。

一旦过剩产能的毛病得到根治，每一分的产能都代表着新的财富。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它的产能就都是寡占时代的财富，会获得超额收益。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美元霸权逐渐衰落，世界亟需新的货币等价物，它需要的最基本条件是生产规模足够大、经济体规模足够大、货币价值也因此而足够大。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责无旁贷，要站到历史的舞台上。中国，便在此时脱颖而出，这是时代赋予的历史性使命。

当中国的货币具有了硬通货的属性，享受铸币税优惠50年几乎是必然的。这50年，才是见证大国崛起的时代。

当此之时，中国的，便是世界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科研，无论是文化还是艺术，无论是金融还是投资。中国的，就是世界第一的。

这需要我们有能够担当的头脑、思路。智慧加勤奋，必不可少，是中国人的标志。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049年的时候，腰板挺直一些，说，我们回来了。两千年历史中的领跑者，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了。这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