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正在好转。问题是此轮改善有多强劲，有多持久。复苏可能令人失望，也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或者标志着一段快速、持续增长时期的开端。最后一个似乎是最不可能的结果。但失败并非命中注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EO)阐述了相关问题。IMF预计世界经济会有所改善，实际情况可能正是如此。去年，世界经济增长了3.1%（按购买力平价衡量）。IMF现在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5%，2018年将增长3.6%。这些预测或多或少与去年10月公布的预测相当。正如《世界经济展望》所指出的，就连全球贸易都在走强。然而，此轮好转必须放到大背景中看待：它发生在IMF多年下调增长预测之后。当前的未来展望比几年前的未来展望糟糕得多。

复苏的最重要原因是，接踵而来的3个冲击——2007-09年的金融危机、2009-13年的欧元区危机和2014-15年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正在成为过去。多数曾受影响的经济体迎来了周期性复苏：的确，预计所有地区和大型经济体将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随着上述冲击的消退，信心已恢复。金融危机尤其会留下持久的影响。但即使这种影响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提供强效支持的货币政策也起到了帮助。我们也许终于看到了危机后遗症的终结。

总之，《世界经济展望》称，“如果不发生意外，预计未来几年内许多发达经济体将持续复苏，产出缺口逐渐缩小，使增长保持在适度高于潜在趋势线的水平。”在新兴经济体中，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好转迄今尤其明显。

那么哪些因素可能决定此轮复苏的后劲和力度？

乐观情景的基础和前提将是高收入和新兴经济体信心增强和投资增长（一个突出例外是中国，它需要放慢投资步伐）。这将提升生产率增速，因为新的、更高效率的资本取代了今天的老旧资本。随着生产性投资的增加和潜在增长率的提高，通过增长来摆脱债务也将变得更容易。

这是一个可喜的故事。可惜，它远非唯一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出显著的下行风险。

第一组此类风险是政治的。在高收入国家里，针对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反弹是切实存在的；就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而言，这种反弹已经产生重大后果。不过，保护主义加剧和随之而来的世界贸易增长放缓并不是仅有的危险。更大的风险在于大国之间合作中断，甚至发生公开对抗。

第二组风险在于新的美国政策议程。也许最大危险在于，对于经济增长的过于雄心勃勃的希望被当作理由，以推行过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中短期看，这或许会带来繁荣，甚至会保证特朗普获得连任，正如类似政策在1972年帮助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连任那样。从更远期看，这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稳定效果。

第三组风险——又与共和党的议程密切相关——在于不负责任的金融自由化。对不稳定的金融体系松开刹车，短期效果或许也是积极的。更远期的效果可能包括一场危机，其破坏性甚至超过10年前那场危机。

第四组风险涉及中国经济的更长期演变。短期而言，当局有能力维持符合目标的增长率。但增长仍依赖信贷。就更长期而言，中国似乎要在越来越多的债务或者慢得多的增速之间做出选择。中国政策制定者如何把握好这个问题，对全球经济前景仍至关重要。

第五组风险出现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通过利率上升和强势美元造成的冲击，或许具有极强的破坏稳定效果。

第六组风险出现在欧洲。正如《世界经济展望》所指出的，在欧元区表现落后的经济体中，持续糟糕的经济表现可能与金融行业弱势相结合，永久性地抑制需求——进而压抑供应。最容易受到这种弊病拖累的欧洲大国是意大利。但就连法国也不具有免疫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风险是，硬退欧，甚至混乱的退欧，将严重损害英国经济。

最后，除了一名右翼煽动者在美国崛起之外，还有其他政治因素。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土耳其出现的“公投独裁”(plebiscitary dictatorship)，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都不是好兆头。南非也让人产生类似的担忧。良好的政策取决于睿智的政策制定者。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各国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现在。

因此，最大的问题在于政治是否将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们有合理几率迎来一轮周期性复苏。但要让复苏持续更久，将意味着审慎把握平衡。政策制定者必须支持私人和公共投资，推进创新，保持开放和竞争的经济，并在监管过多的地方减少监管，同时在监管必不可少的地方维持监管。然而，政策制定者还必须确保在比以往更加广泛的范围分享增长的果实。

此轮经济好转是一个机会。如果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那么这可能被证明只是一次短暂的经济回暖。但它的促增长含量可以（而且应该）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