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2009年的“大衰退”以来，世界主要央行将短期利率维持在零附近的水平。在美国，即使在最近升息之后，短期利率仍然不到1%，而主要政府债券长期利率也处在类似水平上。此外，主要央行买入并持有巨量债务，

对市场的支持也是创造了新纪录。

为何所有这些经济续命手段都是必须的，并且要维持如此之久？

如果说是大衰退导致了这个结果的话，那是过于简化了。其实，长期实际利率（经通胀调整）在2007—2009年间并未触及低位。如果回顾过去35年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会发现一个稳步下降的趋势，大衰退时也并没有特别反常之处。2009年衰退终点时的收益率为3.5%。而现在只有略高于2%。

实际利率基本也是如此。大衰退期间，10年期通胀保值国债（TIPS）收益率一度达到近3%，而在衰退终点时为近2%。此后，10年期TIPS收益率基本上呈现下跌并保持低位的走势，2017年5月时只有0.5%。

人们愿意把自己的钱以如此低的利率锁定10年，这一事实表明悲观的趋势由来已久，最近的热门术语“长期停滞”就反映了经济持续疲软的现象。2013年11月，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国际货币金组织（IMF）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个词，随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把它推向了热门，此后它就像病毒一样快速蔓延。

尽管长期停滞一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五年后才开始广泛传播，但这个术语本身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938年12月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作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发表讲话，以及同年出版的汉森著作中。

汉森说“长期停滞的本质”是“无力的复苏在襁褓时期就夭折，而萧条得以自我维持，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几乎不可克服的失业之核”。在汉森的主席讲话中，他预期美国经济的停滞将永远持续下去。当时，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大萧条正在接近第十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打响。直到1939年二战开始之后，停滞才宣告结束。

汉森的大萧条时期长期停滞论是基于对美国出生率的观察。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生率反常地低，而此前在20世纪20年代末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低出生率使得停滞永久化，汉森认为，因为人们不需要在孩子身上花这么多钱，也觉得不必为未来进行那么多投资。事实上，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平均出生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有所下降。但低生育率并不是危机的特殊结果，因为出生率稳步下跌的趋势已经持续了大半个世纪。

另一个解释是2008年危机长期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即非常恐惧这种罕见但后果巨大的“黑天鹅”事件随时都会发生，尽管消费者信心指标稳中有进，金融市场波动也相对较低（除了一些例外情况）。纽约大学的朱利安·科兹洛夫斯基（Julian Kozlowski）、劳拉·维尔德坎普（Laura Veldkamp）和文基·文凯特斯瓦兰（Venky Venkateswaran）的最新论文指出，保持这些恐慌是理性的，因为一旦此前难以想象的事件真的发生，就会认为它是合理的。

我认为的停滞论是关于人们对技术迅速进步的焦虑。技术的迅速进步可能最终取代大量乃至大部分工作岗位，造成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人们可能更加不愿意在今天花钱，因为他们对于失去长期饭碗形成了一种模糊的恐惧——但这种恐惧在他们回答消费者信心调查问卷时未必会涌上心头。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可能更加需要低利率形式来刺激支出。

危机后好消息的接踵而至可能带来了温和的乐观，但没有真正消除对于未来爆发新危机的恐惧。然后，政客和媒体虽然试图助推乐观情绪，但普通民众仍难以甄别和确认。

自2012年前后以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频创新高。但在大萧条期间也反复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新闻媒体不断地报道一项又一项经济指标创出新高。在论文数据库中搜索1930—1939年间的“新闻和报纸”，能够找到10315篇带“新高”字样的文章。这些报道大部分都是关于经济指标的。1933年，在大萧条触底的那一年，达到新高的有：石油产量；小麦、黄金和商品交易所席位价格；烟草消费量；邮政存款；个别公司销售额或利润等。

这些愉快的报道可能让人们有了一些希望，认为总体局面正在改善，但并没有缓和他们仍有可能遭遇灾难性经济事件的恐惧。这种不祥的预感阻挡了超强刺激措施，制约了他们的支出。叙事心理学告诉我们，这并不矛盾：人们可以同时接受类似和矛盾的叙事。当人们在普遍想象灾难情景的时候，决策者也必须对此有所行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