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人口红利日渐式微，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随着特朗普掀起全球保护主义与政治分歧新风暴，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来到了资产保值的风口浪尖。

焦虑的中产阶级如何找到资产的避风港？对中国中产阶级来说，民营经济是他们诞生的摇篮；财富的保值，也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土壤。虽然民营经济面临着“内外夹困”，“一带一路”成为了民营经济培本固基的新选择。

5月31日下午，凤凰国际智库与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举办了以“保值与创富：打赢财富管理保卫战！”为主题的中国财富管理国际化论坛，在论坛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保值和增长的核心之处在于，财富保值和增长要与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保持最可信赖最有必要，但是也最为冷静的关系。”

对中国企业来说，把握“一带一路”的发展趋势，是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下配置全球资源的良机。在乘“一带一路”快车走向国际的过程中，中国民营经济如何突破融资“瓶颈”？在未来的35年，金融领域中国可以做什么？本期《战略家》栏目将周汉民的发言精编，从宏观视角解构金融机构走出去与企业海外投资的未来。

如何“富下去”？答案在世界经济发展中

当中国早不再为温饱担忧，当中国高净值人群短短几年跃居世界第四，中产阶级的崛起，已经成为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

但是在中国由“金字塔型社会”向“橄榄型社会”转变之时，阴影也如影随形：2016年，中国百万富豪的整体家庭财富减少了约2.7%，中产阶级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财富保值焦虑之中。“富起来”已经不再是主流问题，焦点已经转移到如何“富下去”。

中国的中产阶级从何而来，向何处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半数以上的国家税收，来自于非公经济；去年总量达74.4万亿人民币的GDP总量，其中超过六成由民营经济创造；目前16-59周岁的就业人口中，更是有80%集中在民营经济领域。

民营经济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摇篮；中国财富的保值，也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土壤。而在一个黑天鹅、灰犀牛频出的时代，在全球金融不确定性剧增的时代，博弈国际市场，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是中国民营经济必须完成的新挑战。因此在当前态势下，“富下去”，或者说保值和增长，关注点已不再是财富本身，而在于财富的保值和增长要与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保持最可信赖、最有必要，同时也最为冷静的关系。

随着一带一路的战略的提出，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关系更是空前紧密。在商务部数据显示，提出至今三年半的时间，中企在20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民间力量是主力军，民资控股亮点颇多。

但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民营经济不可避免的遭遇了融资“瓶颈”。人民币结算网络才初步成型，国际金融体系经历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种种因素使得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渠道不通畅、融资成本高等阻碍。

那么在未来的35年，金融领域中国可以做些什么？

三箭齐发，让“一带一路”既“远”又“稳”

“‘一带一路’表面上以基础设施联通、区域贸易畅通为主要内容，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就是金融问题，除了产业思维之外应该有资本思维。” 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前院长陆忠伟的这番话，点出了金融对“一带一路”的关键作用。

中国为“一带一路”搭建了三大金融平台：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金砖银行。曾引发中美之间长达数月的“拉锯战”的亚投行，其设想提出时，中国的战略是非常清晰且合理的。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到8000亿美元，且多数在“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希望为其提供资本支持。好的金融机构自然会得到世界的回应，短短一年半时间，世界GDP总量前十的国家，已经有8个加入了亚投行。

相比亚投行所扮演的角色，丝路基金则更专注于“为民服务”。古丝绸之路曾是商贸往来的中转站，也是文明交流的纽带，如今沿着先贤的丝绸之路前行，丝路基金正在重现一条璀璨繁荣的经济带。以中亚这条线为翘板，向南推进中南线，向西延伸并在德国的柏林与欧亚线交接。

今天5月份，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宣布向丝路基金新增1000亿资金，这样一个重点推进的基金应该成为中国正在推进的PPP项目（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首选，应该成为大陆PPP重大经济转型的范例。

金砖银行虽不是专门为一带一路设立的，但是通过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能够减少“一带一路”建设中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

三大融资平台“三箭齐发”，打造出一张几乎遍布五大洲的资金融通网络，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先决条件和后续保证；但是“一带一路”要不仅远，还要“稳”，只有机构的存在是不够的，还要谈如何发挥金融的作用。

首先，就是要建立稳定的多边合作机制：“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角戏”，应该是各国“群舞”。为什么一带一路“中亚线”推进得相对顺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存在现有的、稳定的多边合作机制——上合组织。虽然上合组织的重心是安全议题，但它也成为中国与部分中亚国家的发展对接的平台。提起“一带一路”，憧憬和担忧是并存的，因而稳定的多边合作机制在今天尤为重要。

其次，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合作，不能局限于基础设施的合作，也要建立投融资合作机制。今年5月， “一带一路”银行家圆桌会在北京举办，商讨了“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的具体内容，也反映出国际合作在领域上的不断深化。

第三，人民币“走出去”十分必要，也符合国人的期待，但是必须与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相关。2016年人民币正式成为SDR篮子货币，但是在美国主导“去全球化”的时代，人民币汇率也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人民币要完全成为贸易结算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无论政策性银行还是商业银行，无论是国家银行还是边境省份的银行，与“一带一路”都有关联但又存在差异，因此金融合作也应当有业务的合作区分。

“一带一路”上的最大问题，不仅是企业走出去问题，也包括金融支持紧紧跟上的问题；只有银行走出去了，金融合作才有未来，企业走出去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海外遇阻，35年“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

金融合作既然有基础和前景，也必然有挑战，这是中国必须正视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始终冷脸相对，为什么中国企业在国外的一些项目“一波三折”，地缘政治因素、政局影响、竞争性排斥、金融生态等综合影响决定了对外投资的复杂性，甚至反复性。

地缘政治和政局变更无疑是部分国家“一带一路”乃至中国投资持观望、反对态度的关键原因之一。在各国纷纷搭上“带路”快车之际，印度官方毫不掩饰“不支持、不参与”的立场，背后是对“一带一路”稀释其在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担忧，尤其当面对中国在南亚不断加深的政治经济存在。在斯里兰卡，大国博弈和政局更迭也成为中企先后经历“蜜月期”和“寒冬”的主要原因。

与地缘政治相关联的，是投资所在国现有经济联盟和发展战略的竞争性排斥。中国企业进入任何地方，不是作为开拓者，更多是作为后来者。在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还是现在进行时，哈萨克斯坦则是存在“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虽然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对接可以说都是“模范”级别，但从全局看，如何将竞争性排斥，转为竞争性吸引，还需要继续探索。

投资环境有无方面：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后三者即金融生态，这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三大问题。目前中国金融机构资金的流通性较低，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都有待提高。银行信用等级差，货币还不稳定都会使中国金融机构碰上社会或是法律壁垒，因此“一带一路”不能一蹴而就，也许要用十年时间使理念落地，用25年时间才能启动重大项目并取得阶段性的收获，在35年时间内才能将一带一路基本构成。

财富的保值和增长与金融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长期的趋势；要在跨度大的时间轴内实现投资收益，就需要破解金融发展的各大难题。总结中国利用外资三十余年的历史，不难发现跨国企业利用了中国的发展拐点，发展出中外合资企业等混合制经济，而很少采用独资的方式。这既减轻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绩效的负面效应，也降低了“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因此中国走出去，在第三方国家设立机构，也要考虑如何设立中国基金，“借帆远航”。

金融机构走出去，挑战不可避免，但依旧有许多的空间，能够创造出最大可利用空间的就是国家和国家在金融机构方面的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以及足够的政府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峰论坛期间，中国与多个国家共签署了25份谅解备忘录，这些备忘录，包括其他国家间，国际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文件，客观都起到了法律框架的作用，也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指导手册。国家层面的交流是“打基础”，企业投资落地是根本，资本增值是目的：三者密不可分。

巩固中产阶层，中国应促普惠发展

从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可以清晰梳理出推进“一带一路”的背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

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欧洲的恐袭阴云迟迟未散去，委内瑞拉深陷国家崩溃的漩涡，一系列事件提醒我们处在三个“赤”字的陷阱中——和平的赤字，发展的赤字，治理的赤字。

全人类面临严峻的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产阶级难以独善其身；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根本之策应是普惠、平衡性发展。

作为一带一路理念的首创国，中国肩负起了“实现普惠发展”的历史担当：通过“丝绸之路”把基础设施建设连通在一起，“要治富先修路”。中国向丝路基金增投1000亿元的人民币，虽然难与整个亚洲基建市场规模相比，实际起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除此之外，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共贷款3800亿，作为专项贷款，投资基础设施、产能合作、金融合作三大领域，指明了未来若干年——至少五年内，一带一路的主要方向。

中国也正在和各国推进自贸区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不久前才在河内落下帷幕，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也在今年重启，几天前，国务委员杨洁篪就到访日本。不仅这二者，中国与海湾地区合作组织的自贸协定谈判也即将取得突破。

提供专项贷款，建立自贸区，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是封闭模式。也不是利己不利人。若以现有的点算出的65个国家为参考，人口总数占世界总人口的65%左右的这些国家，去年GDP总量仅为世界经济总量的29%-30%，多属于欠发达国家。中国设立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就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人的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汇聚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也增加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底气。

中国40年成长经验，在世界上虽不可复制但值得推广，至少可以发挥些许辐射作用。追求幸福，是每个公民的天性，什么是幸福？联合国大会认为做好七件事就是幸福：就业，就医，就学，交通设施，通讯手段，文化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梦想和憧憬。只有把社会的根基扎牢，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对未来的梦想和憧憬才会更富有色彩，才会有中产阶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追求幸福中的重要一环。

正如孙起孟先生就说，我们人类社会智者要做的事，应当是灯亮一盏，光洒成片。中国所做的事，不仅有利益，更重要的是有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归宿也不是中国规划世界，而是中国去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