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注册制必须以建立退出制度为前提

中国拥有5000多万家企业，为这些实体经济企业建立完善的投融资机制，直接决定着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毫无疑问，尽快推出注册制，是为企业建立和完善投融资机制的重要一环。但是审批制向注册制的改革，与其配套的退市制度、严厉惩罚的法律法规建设必须跟上。否则，不但会对已有上市公司的估值形成很大的负面冲击，同时也可能会引诱新进入的公司出现造假上市等严重问题。为此建议，先建立新进入企业与退出企业之间挂钩的制度，再建立针对资本市场的严刑峻法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水到渠成后自然地推出注册制。

建立IPO的企业数量、募资与市场指数的自动挂钩机制

融资功能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IPO的发行不仅不能停，而要坚持发，但发行数量和额度，应当根据市场状况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控，进而加强预期管理，防止无节制的大规模发行对市场形成重大负面影响。

建议IPO发行的企业数量、募资金额与市场指数（如：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建立自动的挂钩机制，以这种市场预期降低人为干预。市场越火爆，指数越高，IPO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额越多；市场越低迷，指数越低，IPO发行数量和募集金额越少。

IPO后大股东要承担市场管理兜底责任，如果股价连续5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大股东应当有义务给予增持；目前的类平准基金，应从2015年救市盯住指数不盯个股的策略，改变为放弃指数盯住优质个股，引导市场向价值投资方向转变。

要强化对财务造假的惩罚。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采取零容忍。可以实行类似驾照一样的积分制，累计扣分达到10分，必须退市。

强化上市公司分红制度 鼓励长期投资

过去A股不分红，是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和解决就业，从而鼓励企业进行再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这就是A股重融资轻分红的源头。随着股市功能的变迁，这种做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切实实施强制性分红制度，要以三年为1个周期，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不能低于利润的50%。同时应把减持、增发、并购等系列资本运作行为，与分红挂起钩来。鼓励上市企业分红、鼓励投资者长期持股长期投资，可与税费减免等激励措施相结合。

可以考虑把每年的IPO指标拿出来拍卖

证监会5月27日发布减持规则，只从量和时间的角度进行了限制，理论上相关股东至多只要用一年半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减持完毕。应当规定，大小非减持要与上市公司的合规、业绩和分红情况进行密切挂钩。例如，达到相关要求，每年减持数额不得大于分红数额的5倍，大小非之间按持股比例确定每年减持数量。

解决大小非解禁的这个难题，也可以考虑把每年的IPO指标拿出来拍卖。谁承诺的加权平均的减持年限最长，就给谁先上市。这一机制设计办法，能有效解决减持无法控制的头痛问题。为了避免指标拍卖中的竞相报高价的弊端，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教授的理论，可以采取报价位列第二位的企业中标的办法。这样就激励了企业既不会乱报高价，也不会竞相报低价。

以信披合规等依据决定企业是否退市

亏损的企业不见得非要退市。亏损的企业也有可能通过转型升级而出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不能一出现亏损就要其退市。这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尤其是早起成长的重要举措。

要鼓励而不是限制优势企业兼并重组劣势企业，鼓励因并购重组目的定向增发，且不排斥借壳重组，在这些手段都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对连续亏损的企业该退市坚决退市。

退市制度的设计，不是保证业绩好的公司留下，业绩差的退出，而是要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把信息披露质量低、不合规的企业赶出资本市场，让市场信息在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对称起来，让不同质量的企业卖出不同的价格。

对IPO企业信息的披露，要更充分更严格。对近三年财务信息披露的规定要予以调整，如延长并扩展至企业成立以来的重大经营决策信息。对违规的，欺骗股民的假信息从重惩处。

从ST股退市改革着手建设退市制度

虽然，目前我们上市公司数量与美国相差不大，但美国上市公司的进退，早已实现正常化。这是美国股市长牛的基础。重塑中国证券市场的生态，加快完善退市制度，已经成为各界紧密关注的、非常迫切的问题。

退市制度改革可以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从ST股退市改革着手，取消ST制度。现行的ST制度不仅没有起到风险警示作用，反而无形中助长投机。对于现有存量ST股，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建议继续按老办法处理；对于新的连续亏损或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建议直接退到新三板市场。这对广大散户投资者既是一种风险教育，也是一种保护。

股票退市可以借鉴股票公开评级并标注。如可以把股票按照估值盈利能力之类分为ABCD, C类可以理解为高风险类，警示类，可能存在较高退市的可能性，将即将退市调入D类，然后让所有交易者签署承诺书，承诺买入CD类风险自负。同时也尽可能对退市股民给一定补偿。每季度调整一次，提供虚假信息的直接调入D类，退市后可以在新三板或地府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同时，要研究退市回购制度，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要承担主要责任，让大股东的回购价与发行价挂钩，公司实际控制人在经营上市过程中，涉及造假欺诈等，可以通过罚没资产补偿投资者。同时，也可以建立退市保险基金给予投资者一定的补偿。

以严刑峻法加强证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会所、律所、市场评估评级机构，专业研究机构等第三方机构一方面要严刑峻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对券商、基金公司、资管公司等持牌机构要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对新型市场主体比如私募基金、财富管理机构等，要参照国际惯例采取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大力引进国际大型投资机构，优化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和投资理念。对各类国有主体参与市场的行为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等。

监管政策必须长期保持中性 严守监管边界

为了给市场创造良好的预期，日常监管政策必须长期保持中性，监管尺度坚持长期不变，不能一时宽松，一时严管，避免资本市场因监管尺度变化而大幅波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不要搞朝令夕改和半夜鸡叫，也不要因为市场的波动而随意修改游戏规则。

当前监管的重点，在非常具体的交易细节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对市场水平的调节上动用了大量的资源。如现在对于市场短期波动大于3%都有大数据监控，对于什么行为构成市场操纵，并无严格的量化标准，随意性比较大。其实，没有必要在市场价格水平的调控上耗费过多的监管资源。价格和指数由市场交易主体共同确定，不是监管的取向和重点。

借鉴集团诉讼机制 发挥民间索赔的监督作用

集团诉讼是对证券市场进行宽进严管的核心武器，是防止和解决股市欺诈的问题的很重要的手段，被称为“二十世纪程序法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能极大地降低受害者之间的组织和协调成本，只要有一人出面，就可能代表众多“沉默的大多数”打官司，其对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的违法行为有着不可替代的威慑力。

例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条例认为，公开发行的证券，涉及的是公众投资者，一旦出现证券欺诈行为，可由联邦民事诉讼条例来管辖，即任何一个投资者，均可聘请律师代表其他投资者启动集体诉讼程序。这意味着如果上市公司发生欺诈行为，那么只要通过一个人打胜了官司，利益就归所有股民共享，打败了甚至诉讼费都不需要出。由于打赢了官司的和解费的30%左右，都归律师所有，因此很多律师会主动承揽这类诉讼。显然，这种制度充分地发挥了民间索赔和民间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督作用。

中国的证券市场当前正迫切需要这种威慑力。我国证券市场多为小额投资者，证券欺诈所涉及的股东可能动辄成千上万，现行的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制度根本无法达到便捷、高效地解决证券纠纷问题，对在资本市场贯彻法治精神，对促进证券市场良性发展极为不利。集团诉讼因其制度优势，能够包容人数众多且不确定的诉讼形式，应该成为证券欺诈案件审理方式的必要选择。我们可以综合运用行政监管、民事责任追究、刑事诉讼等措施，建立资本市场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在行政监管之外，强化民事责任追究，建立支持中小投资者的起诉调查赔偿机制和事后追究机制，让市场中弄虚作假者等承担巨额赔偿民事责任，同时要结合法治手段，对违法行为给予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