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职业，一样的拼搏与焦虑，谨以此文致敬那些曾经或正在这个行业中奋斗着的人们。

2000 年 4 月，对大多数经历了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月份，但对于刚刚创办易凯资本的王冉来说，却是愁云惨淡的一个月。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传导到中国，让开张就无生意可做的王冉，不得不把办公室从国贸搬到了华润大厦。五个合伙人里面，走得只剩下三个。

此刻的他，除了感慨时运不济，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会是他往后十几年里成功的开端。在这个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中，许多人的命运正在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有的人在纳斯达克敲钟，有的人还来不及挣扎就被巨头吞噬，更多的人被技术变革拍到断崖上。而王冉所开创的风险投资财务顾问（FA）行业，被资本的浪潮推到了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就在王冉创立易凯的同一年，刚做完中国联通 IPO 项目的包凡，一战成名。离开摩根士丹利出任亚信首席战略官的他当时可能也不会料想到，自己之后创办的华兴资本会发展得如此顺利，疯狂攫取了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大量红利。这些年来，几乎每一个上规模的互联网企业并购案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彼时，易凯、华兴和汉能，堪称「三巨头」。但这仅仅是 FA 行业的开始。在它们如日中天的十余年中，一场裂变也正在酝酿着。或是「分赃不均」，又或是行业走到了拐点，2012 年开始，三巨头里的老臣们相继出走，自立门户。

2012 年，宋良静出走汉能，创办泰合。在接下来的 5 年时间里，这位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的创始人带领不过十余人规模的团队撮合了接近 50 亿美元的交易，声名鹊起。

2014 年，产品经理出身的周子敬离开华兴，创办以太，开创了另一套玩法——抽出交易撮合流程中适合标准化的环节，让 FA 业务的前端平台化，提升信息匹配效率。如此一来，那些有一定业务能力却缺乏业务资源的年轻人，从此有了机会。毕业生、媒体人、产品经理们纷纷涌入。

纵然，在这一波轰轰烈烈的创投大军里，不过千余人规模的 FA 群体是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存在。但斡旋于创业者与投资人之间的他们，却在「闷声发着大财」。

1、黄金时代下的掮客们

和十年前 FA 业务只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不同，2014 年是大量草根 FA 的入行之年。

2014 年恰好也是移动互联网创业的巅峰期。在这一波商业浪潮由盛转衰的前夕，初创企业急剧增多，交易极其活跃。

与那些同龄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一样，年轻 FA 们也在分食行业红利，快速成长。而不同的是，按融资额一定比例赚取交易佣金的 FA，大概是这其中来钱最快的那一群人。在这个时间点，及时「上车」的青年 FA，仿佛看到了一片可供满地捡钱的新大陆。

2014 年，杨琳离开了咨询行业，进入了一家 FA 机构。

「当时市场很热，资金非常多，而我之前一直深挖的行业又恰好迎来了风口。」杨琳现在回忆起那段日子，仍然掩饰不了眉眼之间的得意。「那时候真是太顺了，头两个月就 close 了两个项目，一年时间里大概 close 了 10 个项目，入职不到一年就做了组长，是公司里晋升最快的新人了。」

当市场繁荣、项目好、向投资人推送案子又足够精准时，一个项目在一天内签下 TS 都不奇怪。但若赶上资本离场、项目又缺乏亮点的时候，一个项目做上大半年、甚至一年多，也是常有的事。对于早期市场来说，能在一年内完成 10 个以上项目的 FA 已经算得上行业的第一梯队。

性格外向的杨琳非常享受这份工作。她喜欢与投资人保持高频沟通，既了解他们的投资喜好，也获取行业信息，为此经常「一天三餐都在饭局上」。

当时的她大概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份日渐膨胀起来的志得意满的背后，是市场的一把虚火。2015 年末，泡沫开始破裂，让整个 2016 年都陷入了低潮。

2015 年年中才入行的王梓刚好赶上了这次大退潮。此时，大家发现好项目变少了，投资人出手频率也降低了，项目交割变得越来越难，一堆「过气风口」里的项目变得无人问津。

「去年下半年帮一个项目融资，一天找了十几家机构，挨个电话详细沟通，最后也只有两家愿意见面聊聊。但一般来讲，我推的项目在排会阶段的转化率是能达到 70% 的。」说起那段经历，王梓颇有些沮丧，他的不少项目在见过一次投资人之后都没了下文，「都说团队不错，但就是还得再想想，都不太愿意在内部把项目继续往上推。」

很多 FA 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发了一整天微信却一个会面都没约上」的失望逐渐成为家常便饭。不仅如此，在向后续环节层层推进的过程中，转化率也非常低，哪怕拿到一个 TS，被撕毁的概率也比往常高了许多。这成了不少 FA 在 2016 年必须面对的日常挫败。

所幸，2017 年，市场又开始重新躁动了起来。但有趣的是，资产质量并没有明显改善，「人造风口」批量出现，不少机构迫于业绩压力到了不得不出手的阶段了。好几位 FA 都告诉表示：「今年很多机构不管怎样也得投几个了，不然没法跟 LP 交代。」甚至，一些 FA 把「给刚完成募资的机构推项目」变成了一种市场策略。

尽管市场难以重回两年前的黄金时代，但很多在 2016 年把更多时间花在行业研究上的 FA 们，依旧选择再一次迅速跳进市场的洪流中。

刚结束一个会议的王梓对我说，「跟你聊完我还得去开另一个会」。除了睡觉，他现在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给了工作。「我可以在出租车上吃饭、开电话会、休息。最忙的时候，一周可以在出租车上吃三顿中饭。」

这种忙到失控的 lifestyle，换来的是触手可及的成功和立等可取的一笔佣金。

2014 年和 2015 年是 FA 们能够轻松赚到钱的年代，资本市场疯狂，但 FA 同业竞争却尚且温和。

杨琳在这一年里赚了 100 来万，对于做早期项目的 FA 来说，「算是非常不错了」。她估算了一下同事们的收入：「行情还不错的年头里，年入 40-50 万是平均水平，最 top 的 FA 大概能赚小 200 万。」对于毕业 2、3 年的年轻人来说，能够提供这种收入水平的行业并不多。毕竟，北京的平均年薪还不到 10 万元。

通常，FA 的收入由基本工资、年终奖金和项目佣金三个部分构成。跟其他销售属性的岗位一样，项目佣金分成占了收入中的最大组成部分。

在早期市场里，FA 机构分得的佣金比例通常在融资额的 3 到 5 个点，轮次越往后、融资金额越大，机构的分佣比例越低。有时，如果项目质量非常好，佣金会再下调，这通常是 FA 机构给优质创业者的「折扣」，作为争夺项目的筹码。

在一家早期 FA 机构工作的刘艺提供了更具体的数字：「通常融资额在 1000 万元以下的项目分佣比例不会低于 4 个点；2000-3000 万元的平均是 3 到 4 个点；3000 万元以上的拿 3 个点以下，也可能会设置一个梯度，以 3000 万为界，超出部分再谈一个更低的佣金比例。」

当然，这只是机构能够从一笔交易中赚到的钱，执行项目的 FA 们需要跟公司再分一次账，而这个比例也因不同的机构和融资轮次而差异巨大。跟几家早期机构都比较熟的周亦晖告诉 42 章经：「有的机构能给个人分 50%，这是针对非常早期的项目。分 20% 是比较常见的，再少的话，只有 10%。」

所以，FA 的高收入也非绝对。对于做早期市场的 FA 来说，机构几乎不另发年终奖，而他们的基本工资跟其他互联网从业者相比并无优势——新人月薪大多在 1-2 万之间，拿 8000 元的也大有人在，发财几乎只能靠佣金。对于那些一年只能完成 1、2 个早期项目的 FA 来说，收入恐怕还敌不过一个大厂的产品经理。

但对于中后期机构里的 FA 来说，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这是一个能批量生产隐形富豪的地方。

梁宁曾供职于「三巨头」中的一家，他回忆起两年前的行情：「这三家差别不大，分析师的月薪大概是 2 万，投资经理 3-4 万，VP 能拿到 6 万——这仅是基本工资，年底还会有几个月的奖金。」

「哪怕一年下来一个项目都没做成，也有 40-50 万的收入。」梁宁对这份工作的收入感到满意。并且，由于中后期项目金额较大，一旦完成一个项目，佣金收入会非常可观。

他分享了一个自己参与的项目：「6000 万美元的融资额，公司收了 2 个点佣金，然后把这 120 万美元佣金收入中的 10 个点分给我和另一个参与项目的同事，我大约分到 40 万人民币。」对于一年平均能做 3、4 个项目的梁宁来说，彼时的年收入已经达到 120-150 万。入行没几年，梁宁就去东四环买了套房。

但对于那一批行业裂变下冒出头来的精品 FA，佣金的概念开始被弱化，「ED 以下的员工通常是不拿佣金的」梁宁说，「公司会根据一年的收益情况在年底给大家发奖金，你如果多参与一个成功 close 的项目，就会多给你分几个月的奖金。」这笔奖金能有多少？「最 top 的精品 FA 机构，一年一个亿的收入，10 个人左右的团队，你算算吧，怎么分都不会少。」梁宁笑了，多少有些羡慕。

2、微妙的三方博弈

在这个「赚快钱」的行业里，浮躁之风开始在业内蔓延，以至于「不过就是利用一道信息差赚钱」成为一种流行的指责。

对于这样的评价，有一些 FA 们嗤之以鼻。

实际上，这个「对接资金和项目，撮合交易」的工作没那么简单。在交易达成之前，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有非常多的利益冲突，这是周旋于其中的 FA 每天都要面对的博弈局面。

在这个微妙的三方关系中浸泡了 3 年多的许晓丹有些感慨：「花了好长时间才开始明白什么叫真正的 deal maker。」对于刚入行的 FA 来说，卖方财务顾问的身份让他们总是习惯于站在创业者的角度想问题，「凡事都想着为创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但实际上，投资人的利益同样重要，deal maker 的关键是让双方利益达成一致，真正匹配上。「双方对一个 deal 的预期在最开始一定是不一致的，要在沟通的过程中缩短双方认知上的差距，将他们拉向可交易的那个平衡点。」想明白这个问题，许晓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大部分时候，买卖双方都有着自己的「隐性诉求」，中国人不习惯于直来直去，喜欢藏着掖着，也有时候，买家卖家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所以，FA 需要帮创业者梳理项目，将他们口中一堆零散的信息点，加工成一个用投资人的逻辑和话语体系可理解的「投资标的」。

为了让创业项目信息变得更加标准化，不同的 FA 会采用不同的方式。

有的 FA 擅长于包装项目，能讲出一个投资人爱听的漂亮故事，这无疑是创业者希望看到的。但有判断力的投资人也一定会多问一句——公司现在已经做到的是哪些？过度包装有可能引起投资人的反感。

另一类 FA 倾向于做接近事实的描述，从最开始就控制创始人对于估值的预期。王梓便属于这一类，他也明白「完全的实话实说一定会影响到项目的估值」，所以他有自己一套对项目进行加工的方法。

「如果是早期项目，我会最大限度的去挖掘项目的 upside，让投资人看到可能性，但同时也告知他潜在风险，让他自己去判断。如果是偏成长期项目，我会从运营数据上去帮创始人找亮点，比如用户增长、留存、增速等等，放大数据中已经表现出来的优势。」

「讲一个双方都能够认同的故事」是 FA 要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则是为这个故事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但恰恰在这件事上，创业者和投资人冲突不断。针对融资额和估值的谈判是双方博弈战的焦点。

「有的创始人对估值预期很高，特别固执，甚至出尔反尔的抬高价格，他们的融资成功率往往不高。」在估值上不让步的创业者让刘艺有些苦恼。

对于这样的创业者，许晓丹倒是有些经验了。「第一次与创始人见面时，我就会基于自己的交易经验告诉他一个大概的市场价格，哪怕他不接受，这也会成为他在后续谈判中的一个参考。」在每一轮沟通中都去做「预期控制」是许晓丹一定会做的事情。

接触的项目多了，刘艺也开始意识到，真正想融资的创始人一定会根据市场预期来调整估值。「碰到执意不想调整估值的创始人，他可能也没那么缺钱，我可能会劝他暂停融资，先去跑跑业务，等到数据能撑起这个估值后再来融资。」

其实，在长达数月的融资过程中，FA 与创业者之间的摩擦同样不计其数。

不肯抽出时间见投资人、不按事先约定好的话术去跟投资人沟通、对投资条款非常苛刻，这些都时常让 FA 感到心力交瘁。

最糟糕的，莫过于对投资人撒谎。

隐瞒真实数据是最常见的一种，这会导致投资人在进场 DD 之后直接撕毁 TS。此外，夸大团队背景的情况也经常发生。「一个不愿配合的创始人，不仅是在某一个方面不配合，他一定是多方面的不配合。」刘艺一脸无奈。

并且，很多创业者会在事成之后向 FA「砍价」，如此一来，「顺利收取佣金」也成了 FA 的一项必备技能。

杨琳对这件事想的明白。她觉得这就是一个去找客户兑现自己所投入的精力和成本的事，天经地义。有时候的确是创始人自己找到了资方，那么「我会跟他解释我都做了哪些服务，然后重新谈一个双方认可的价格。」

蓄意赖账，或毫无理由地砍半价，也是常有的事。「FA 如果跟投资人关系好，会借助这一方的力量来向创业者施压。但如果创业者执意要赖账，我们也毫无办法。」最让刘艺无法理解的是，「很多都不是大额项目，总有格局不大的创始人就为了区区几十万，搭上自己的信用。」

来自投资人一端的麻烦就少多了。除了「发微信不回」、「融资过程中绕开 FA 直接跟创始人沟通」的投资人会给身为中介的 FA 带来小小的不愉快，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该怎么安抚那些「特别想投却没机会投进去的投资人」？

王梓有他的经验：「给投资人画饼。比如许诺在下一轮给他留几个点，或表示会说服创始人融一个+轮，也可以先尝试操作一个可转债。」大家套路不一，但都有一个共识：维护关系很重要，至少要劝服他不要去投竞争对手。

实际上，这场三方博弈里也并非只有对抗和冲突，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存在——利益输送和绑定。

这个行业内的某些 FA 会拿出佣金的一部分，分给项目的老投资人，作为介绍项目的佣金。更有甚者，会许诺分成给新进投资机构的关键决策人，或者是项目的创始人，这就有很多道德甚至法律层面的风险。

「FA 向项目的引荐人返点在行业内很普遍。但不管怎样，都得基于一定的信任关系才能做。」周亦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