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一带一路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29位国家领导，130多个国家代表，数千位国外嘉宾和媒体的盛会，标志着本届论坛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时我们也看到了国内外对为什么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下简称带路战略）的各种探讨与议论，比如说是为了进入欧洲市场，是为了输出过剩产能，为了接替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引领新全球化，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乃至为了创造人类发展新模式，比如“三个共同体”。

一个宏大的战略中包含了多元目标，这本来并不使人奇怪，但是在发展战略中，除了战略目标，还必须有战略重点，就是在多元目标中也必须分出主次，比如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对外开放战略”的时候，就提出了以广东、福建为重点，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为试点，在实际执行中又把重点放在了深圳，才有了对外开放以点带面的成功和今天的深圳，也才有了80年代后期的“沿海战略”、90年代初期以浦东开放带动的沿江、沿边开放，形成了以后中国经济全面开放的格局，为中国新千年加入WTO，抓住新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体制和发展的基础。

所以，对于“带路战略”这么大的一个战略来说，明确其战略重点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明确了战略重点，才能理清多元目标之间的关系，知道我们每一步应该怎么走，什么成本值得付出，能够为中国收获什么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利益。

本文就是想对目前对“带路战略”目标的流行观点做一些评价，同时提出笔者自己的认识。

一、中国是为进入欧洲市场而实施“带路战略”吗？

从中国某城市出发，自新疆出境到达欧洲某城市的中欧国际货运班列，目前被称为“X新欧”。自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带路战略”以来，许多地方政府都以开通“X新欧”为参与“带路战略”的重要行动，由于去程与回程列车明显不成比例，大约为3：1，且去程特别是回程的空载率很高，和海运相比没有明显的经济性，所以不仅需要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补贴支持，社会舆论也多有批评。

“带路战略”是长期战略，如果未来欧洲市场具有广阔增长前景，目前中欧货运班列间进出口贸易间严重的“出大于进”现象就会逐步消失，地方对货运班列的补贴也会逐步为增长的关税所取代。但是我看有三个重要的原因，会使欧洲市场的长期前景，不是扩大而是萎缩，不是开放而是走向某种程度的封闭。

第一，川普上台后美国实体经济正在走上逐步封闭的道路，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已经走到头了，不得不回调。欧洲与日本比较美国经济虚拟化的程度要差，现在看虽然还没有跟上美国的回调步伐，但欧央已宣布将在明年结束QE，也要向回走了。

第二，以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衡量，虽然欧洲的经济开放度要高于美日，但欧盟的内贸率要显著高出美日，比如美国对北美的贸易比重只占40%，日本对亚洲的贸易占50%，但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彼此贸易比重都在60~85%之间。比如美国对东亚的贸易能占到40%，但欧洲只占15%。所以深度开发对欧出口空间的意义，本来就不大。

第三，欧洲内部的经济运行状况与机制，也正在对欧洲各国扩大进出口造成强约束。

欧元统一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充更加优化资源配置，以形成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在欧元统一后的17年中，却形成了北欧生产，南欧消费，北欧出口，南欧进口，以及北欧储蓄，南欧借债的格局。实体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比欧元统一前显著高出，不仅如此，在08欧债危机后还出现显著停滞。因此，由于促使欧洲走向货币统一的经济增长动力并没有形成，就动摇了欧元的基础，因为这种格局的极限，就是南欧的消费规模逼近北欧的储蓄能力。

这么说的根据是，就在过去两年中，从欧元区银行间跨境结算系统，简称TARGET2的债权债务净差，与德国年均新增净储蓄的规模比较，已经相等乃至超过了。Target2反映的是欧元区各国中债权与债务的累积额，目前主要是北欧国家拥有的债权不断增加，和南欧国家累积的债务不断增加，需要说明的是，其中80%以上的债权是属于德国的。在08欧债危机开始时，target2净差基本是零，其后就不断增加，2014年是4500亿欧元，到去年末已飙升到8200亿欧元，两年猛增了3700亿欧元。这说明在过去两年，南欧国家以借债方式获得融资，从北欧国家的进口大增，而北欧国家把剩余产品以出口形式提供给南欧国家，获得债权。

如果北欧国家有能力持续向南欧国家提供剩余产品，target2净差继续扩大当然没问题，但是新千年以来尽管在欧元统一后德国获得了巨大出口空间导致贸易顺差猛增，目前是最大的顺差国家，但过去15年中平均每年增加的顺差也只有710亿欧元，其中2010年后的5年中平均年增只有700亿欧元。所以北欧国家的净储蓄增长，是跟不上南欧国家负债进口的需求的。当然德国的8千亿债权中，有4成是由外资买走的，其实还不是靠吃东亚的净储蓄？走到目前这一步，北欧的净储蓄已基本吃的差不多了，因此维持欧元区统一的内部潜力就快走到了尽头，现在欧元区正在作希腊第三期债务安排，要求它继续压缩社保和居民消费，后面就是法、意、西等，都得靠压缩需求减少进口而平衡宏观供求，所以欧洲未来对中国的进口肯定是压缩的。

如果不了解欧洲经济与欧元的前景，大搞X新欧有意义么？

二、中国是为输出过剩产能而实施“带路战略”吗？

另一方面，中国的净储蓄供给能力也不是无限的，这就涉及到应该怎样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带路战略”是长期战略，至少要管20年，从这么长的时期看，中国的产能是不可能过剩的，因为中国还远没有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任务。比如直到去年，中国的城市户籍人口才刚过5亿，人口的主体还是农民身份，而城乡消费差距仍高达3倍。

说中国钢铁是过剩产能，但去年中国人均钢产量只有580公斤，世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人均1吨，日本2吨。说中国电过剩，但去年中国人均电力装机刚过千瓦，世界工业化国家人均1500瓦，美国2500瓦。说中国汽车产能过剩，中国目前百人10辆，美国80辆，日德65辆。

所以，过剩是暂时的，一旦中国进入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国的产能就会显得严重不足。比如，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平均标准计算，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年产10亿吨钢也很正常，年产1亿台汽车也不会过剩，如果今天的13？8亿人口中有80%是城市人口，中国的生产规模就需要比目前增加2？5倍，这需要中国以9%的年均增速再增长15年才能实现。因此，不能以目前的总供求态势来制定长期战略。

当然在中期内利用国内的富裕产能，向“带路战略”的沿线国家多输出一些钢铁、水泥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的产品，也是好机会，既有利于减轻国内产能过剩压力，也有利于战略的起步和实施，所以中期内不应否定其积极意义。

三、实施“带路战略”是为了接替美国引领新全球化和接替美元的地位吗？

爆发自美国的07全球金融危机，严重伤害了美国的元气，川普上台以来，美国不仅提出要退出TPP、 NAFTA等经济组织，也要退出全球气候条约，甚至认为北约对美国也没有意义。这种从经济到政治上全面退出世界领导地位的势头，让很多中国人认为是出现了中国提前接替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机会，国际上也有希望中国接替美国继续引领新全球化的呼声。然而，真的到了该中国出头的时候了吗？而“带路战略”就是接替美式全球化的制度框架吗？我认为如果真这么看就错了。

首先，“带路战略”的实施方向是明显的“西向”化的，即陆路与海路的交通方向都是向西朝西亚、欧洲和非洲延伸的。“带路战略”沿线国家虽然包括了世界60%的人口，但却只涵盖了30%的经济规模。但是在中国的东面即环太平洋地区，却集中了世界40%的人口、50%的贸易和60%的经济。二战前世界的经济中心在环大西洋地区，但是随着二次战后日本、亚洲四小和中国经济的相继崛起，世界的经济中心就不断从环大西洋地区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因此，若说“带路战略”是新全球化的新框架，由于没有包含世界经济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全球化”的含义。

此外，从历史上美国从世界政治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看，虽然它1890年工业就超过英国，在一战前GDP就超过英国，却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才正式接替了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期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而且是在两次欧战严重消弱了英国的实力后才得以接替英国地位的。中国在2010年工业规模超美，但是GDP超美尚需时日，中国走向世界权力中心是21世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是认为就在未来不远的时间，显然就是误判了。美国在成为世界霸主之前，早就是南北美洲的霸主，而中国直到目前连“中日韩自贸区”都没有搞定。中国要想走向世界，必先走向亚洲，然后才是世界，不能还没走稳就想跑。

其次，由于“带路战略”有明确的地缘空间去向，是通过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各种经济政治关系来达到中国的战略目的，因此如果以“带路战略”取代美式新全球化不可能，接替美元的战略地位就同样不可能。这是因为从全球货币使用结构看，美元占比超过40%，欧元占比超过30%，再加英镑与日元，发达国家的货币就占到了全球的八成以上。这种以美元为主的全球货币支付结构也具有明显的空间结构特征，即美元的使用，包括贸易、投资和储备，主要集中于环太平洋地区，所以有人形象地称太平洋为“美元湖”，但是在“带路战略”朝向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却是欧元的天地。这是因为欧洲的经济具有很强的封闭性，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同时也因为中东和北非与欧洲的经济联系显著强于美国，例如在埃及的贸易中，与欧洲的进出口规模是与美国的6倍。虽说是“石油美元”，但是在欧元诞生后，中东有些国家如伊朗，就开始发展用欧元结算石油出口。所以，地中海是“欧元湖”，在“带路战略”的沿线国家，是越向西，欧元的势力就越强。因此想以“带路战略”奠定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基础，就有些文不对题了。

当然，在冷战结束世界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货币不仅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越来越多地为虚拟经济服务，乃至为虚拟经济服务替代了为实体经济服务，成为了货币使用的主体。比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货币交易的最大单一商品是石油，年均高达万亿美元，由此使美元脱离黄金后仍能拥有货币霸权。而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世界最大的单一商品竟成为货币本身，其货币交易的内容，主要是利率衍生品与汇率衍生品。在2010年前后，世界年均货币交易额就超过了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的二、三十倍，近几年日交易额曾达到10万亿美元的高峰，是世界年出口额的一半还多。而最大的国际货币交易市场就在伦敦，最大的交易币种是美元，占比超过2/3。但是这种变化是美欧经济朝向经济虚拟化演变的结果，那么中国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美欧搞虚拟经济吗？

当然不是，中国虽然人民币在世界支付货币中的占比目前只有不足2%，排名也很靠后，但是中国却是世界第一的实体经济大国，而且因为工业化，特别是城市化的目标还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实体经济道路要走，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应该是随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而自然推开的过程，比如，中国应首先追求人民币的周边化，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当中国的经济、贸易与海外投资能够长期稳坐世界第一位置的时候，世界货币的位置就会自然落入中国人掌中，不用去争。

四、“带路战略”的目标——为资源而向西

对于一个具有明确地缘指向的战略来说，赋予其过多的全球战略目标内容，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全球战略应该用其他全球性的战略设计来解决。那么，如果排除了获取欧洲市场、输出过剩产能、接替美国新全球化的领导地位，以及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这些目标后，中国的力量要跨出国界向西延伸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为了获取资源。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粮食、石油和初级产品就相继转入净进口，初级产品进口增速，不仅显著高出进口平均增速，也高出出口平均增速，而按照过去20年的初级产品进口增速，再过20年中国的贸易肯定会因初级产品进口速度过高出现逆差，这是因为，以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为背景，中国能源和主要矿产的天然禀赋不足而形成的必然结局。

可见，从实物量上看，主要资源的进口比价值量还要快。我还特别列出了近两年的进口情况，近两年虽然国内的经济不断下行，但初级产品进口增速还是特别快，这就说明了一个情况：应该是国内的资源产出速度在下降，比如铝，中国铝矿资源仅占世界的3%，但铝矿年产量却占到世界的21%，由于连年产出大增消耗了大量资源，国内产量掉下了不得不依靠进口是早晚的事情。再比如，过去6年中国的原油产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产了1%，都是因为资源储量被耗尽，才引起产出增长率下降，乃至转为负增长。

由于国内资源产出长期落后于资源需求增长，甚至是需求增长而产出下降，主要资源的进口依赖率就必然会越来越高，并且必然使世界资源产出越来越被中国所吸纳。还是看石油，新世纪以来世界石油产出年增速一直稳定在1%，但上表说明中国的进口一直在年均10%，由此使中国占世界石油市场份额显著上升，2000年是2%，2015年是14%，其它主要矿产如铁矿和各种有色金属矿等，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占国际市场的份额，都逐步上升50%以上，甚至上升到80~90%。

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中国展开大规模城市化，到2030年将会产生8亿新增城市人口，中国的工业产出规模必须达到目前的2？5倍才成，这虽然会保未来15年中国仍能有9%的年均经济增速，但对世界资源的需求也必然会增加3倍甚至更多。

必须看到，在冷战后的新全球化过程中，主要工业国从进口资源转向进口制成品，给中国让出了资源进口空间，07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迷，对资源的需求相对较弱，也有利于中国增加资源进口。但是随着主要工业国转入实体经济，以及世界经济走出低谷，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格局必然会相应转变，世界各国围绕资源产生的矛盾必然会随之增多，这就是中国必须保障海外资源供给的稳定，和加快资源走廊建设的迫切性所在。

有人说，世界不是正在兴起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吗？新技术革命是否会减低各国的资源冲突？

什么是互联网+，就是信息流加快带动物流加快和生产效率提升，其结果是扩大了生产与消费规模，加快了世界资源消耗。比如共享单车是用什么造的？还是传统的钢材、橡胶和塑料。现在说在未来5到8年内纯电动车会替代传统的汽车，但还是离不了电，而电是二次能源，世界火电机组有6成是烧煤的，4成是烧石油和天然气的。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比如机器人技术的应用，更是会以生产效率的提升来扩大生产规模。因此，除非有新能源和材料革命的出现，就不会减少各国的资源冲突。但是现在看来，至少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还没这个前景。

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能源、矿产和农产品的获取方向，主要是依靠中东与非洲，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带路战略”的空间指向为什么是“向西”的问题。与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提出的“陆桥战略”不同的是，“带路战略”虽然也向西，但目标早已不是欧洲的市场，而是中东的石油与非洲的矿产和农地。

此外，“带路战略”的核心既然是保障获取资源，那么以最短的距离和最低的成本进入资源获取地就必须是主要的战略手段。目前看，陆路通向中东与非洲的捷径是阿富汗、伊朗和沙特，或者是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然后经埃及进入非洲。海路应出缅甸入印度洋，再进入海湾和非洲。所以上述国家才是带路战略中重要的战略节点，是必须搞定的国家。由此而言，“带路战略”所经的沿线国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尽量要少而精，以减少政治麻烦与经济负担。

(本文作者介绍：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