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盛中国多元化策略（CDP）

策略历史：2008年元盛开始收集中国市场数据，研究中国交易策略；2010年正式进军中国，将其在海外成功运行多年的WDP策略引入中国，中国多元化期货交易策略 （CDP）形成。

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一直都是全球对冲基金觊觎的对象，在这场蛋糕争夺战中，元盛资本显然是为数不多的赢家，在中国国内的规模已达60多亿。

其策略特点包括： 

1. 波动率设置相对全球策略更高：元盛在中国的策略中，设定的波动率目标要大于发达国家市场，因为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无风险利率很低，通常是0到0.5%，但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2. 与全球策略充分共享研究力量

3. 历史业绩亮眼： 成立7年来每年盈利，从无失手。平均年化净收益率超过20%，2016年为22.67%。

4. 国内全市场覆盖： 分散投资国内四大期货交易所的30多个品种，充分降低组合风险。

图表：CDP成立以来年度净回报（扣除费用）

数据来源：元盛资本

2015年元盛资本创始人大卫·哈丁接受了对冲基金行业知名媒体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pha杂志的专访，笔者也将访谈的译文分享如下：

Alpha：你是如何从期货市场起步的？

Harding：我从剑桥毕业后就在一家英国券商WoodMackenzie的债券部门工作。几个月后，美国之外的第一家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张。我有幸从此在交易所当助手。这就是我在欧洲金融期货市场的起点。

我在那里整天画各种图表。我的那些老板都来自社会的上层阶级，但交易员都是些伦敦贫民区的聪明小子。一个剑桥大学物理学的毕业生在他们之中显得十分特别，也很受到欢迎。我当时一边画着图表，一边想象着当交易员需要时给他们做时间序列的傅里叶分析。那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环境，女孩子很少。

Alpha：AHL是怎么创立的？

Harding：我结识了Michael Adam和Martin Lueck，开始在Adam的家族企业——一家主要进行原糖经纪的Brockham证券工作。Adam家族用一套交易系统管理特定商品的资金：其中既包括咖啡、糖等轻工业品，也包括铝、铜、锌等原料。这些期货市场在英国自古就有。Adam家族在这些市场上也有着多年的交易经验。然而，直到80年代早期到中期，Michael Adam才尝试去优化Brockham的交易系统，使用计算机完成全部交易和估值工作。根据我以往在伦敦的工作经验，我知道Michael和Martin的水准明显高于业界水平——Michael从一开始就坚持使用个人电脑，并独自写下了所有的程序。

我们不仅能用科学的方法严格测试了Brockham证券过往积累的，以及我在期货交易所产生的那些交易想法，还能向人们展示我们的测试结果，用这种独具吸引力的方式展示我们精湛的技术。换句话说，我们很擅长营销。从很早开始，大家就对我们这种复杂的算法赞赏有加。这也是我们在1987年创立公司后迅速成功的原因：我们在那个时代算得上高科技公司。人们很快便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新颖而有趣，投入资金供我们管理。

Alpha：为什么要把AHL的股份卖给Man集团？

Harding：我们在2年时间内迅速成长，雇佣了25名员工，5次变换办公地址，在80年代末取得了网络公司一般的成功。到了第3年，我们发生了亏损。对于对冲基金来说，亏损的后果极其严重。由于亏损巨大，我与Michael Adam的关系也变得有些紧张。一方面，他承担了所有软件方面的工作，这个企业也是他父亲一手创办；另一方面，我寻求变革，不断尝试新的领域。因此，我们的关系开始僵化。当Man集团找到我们并表示愿意收购51%的股份时，他们也很惊讶，我们居然那么迫切地想要接受条件，放弃控制权。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当时我跟Michael Adam分歧太大，谁都没有控制权。

Alpha：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们的交易系统可以应用到其他市场？

Harding：我们的公司一直在壮大，盈利可观。这让我确信，并不在于市场会持续产生趋势，而是将现代的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投资领域确实会产生价值。于是我对董事会提出，希望研究我在伦敦交易所一直从事的量化工作：搭建更快的交易系统，应用于股票、宏观经济、期权，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董事会同意了我的提议。我于是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研究团队，基于我开发的能有效回测和运行交易系统的软件，用各种最前沿的技术研究金融市场。要是当时这些真的实现了，我们的公司会比现在更庞大也更成功，因为期间很多科学家、数学家们确实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上成功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我们拥有很多资源，很多时间，但不论是Man集团还是AHL，都没有真正地为市场带来其他量化投资的方法。

Alpha：这是为什么呢？

Harding：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在80年代后期开发的套利系统，到了1992年汇率机制崩坏的时候全部失灵。这让我在Man的同事面前颜面尽失。AHL和Man的同事们也没有我那样的研究热情。我在Man只有孤军奋战，把自己看成救世英雄一样。他们可能认为我很蠢。其实我也觉得他们不完全是错的。我追求的实际上特别简单，就是用计算机在资本市场上去完成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投资本身就充斥着各种数字，逻辑性很强；如果用计算机去处理这些数字，过去20年的投资管理实践必然能提供一些启示。这很明显对不对？

但是每个人都不愿承认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原因在于“有效市场”这个理论。这个理论的缺陷并不在于理论本身；它在评估中期的期权方面完全合理。但是这个适用于评估中期期权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中一个最复杂的领域，被当成了一个普适的事实。

Alpha：你认为人们接受这个理论的原因是什么？

Harding：事实证明，市场有效、没有人能打败市场的理论，即便可以论证，也很难实现。所有那些尝试过并且失败了的人都会很自然地认为这个战胜这个理论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不断扩大并盈利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与市场的主流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于投资银行或者投资管理公司来说并不光彩。你宣扬这种异类的想法，就成为了局外人。期货管理基金在对冲基金的世界中从来就默默无闻，直到2008年才开始名声鹊起。

Alpha：Winton在早期是什么样的情况？

Harding：我们在1997年年初建立了公司，花了一年的时间将我们的软件系统改进得更为精简。连我们自己都很惊讶，当我们将系统分解，系统可以比在AHL的时候简单那么多。不过这还是原有的系统，没有包括股票、高频交易等等。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最基本的趋势跟踪系统其实很容易改造。我们在AHL的时候做得相当复杂。后来我们发现很多复杂的东西虽然有用，但是并不必要。于是1997年，我离开AHL不到一年，我们就开始发行了自己的期货基金。我们的起步并不快。我们募集到1000万美元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一年（1998年）我们的收益超过了50%，开始吸引投资者的注意。事实上，我感到有些失望。我本以为有了Man的经历，我能成为一个潜力新星。但吸引投资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Alpha：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Harding：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的心态。我当时过得相当痛苦。我是一个单身父亲，很多事情让位于照顾孩子——当然这是应该的。同时我已有了足够所的钱，没有必要再去为钱而做什么。你可能也知道，相比美国人，英国的中产阶级在财富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上更为模棱两可。

Winton 创设初期，运营能力的形成和人员组建的过程都比较慢。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发展得太快，可能在很早期就犯下无法修正的错误。慢下来的好处是能为将来构建一个更强大的平台。但放在当时，我确实很焦虑、沮丧，非常痛苦。我明确知道应该做哪些才能建立优秀的投资系统，但却无法实现，因为缺乏资源，在离开AHL后一时间我还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同。

Alpha：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

Harding：我确实在过去25年的投资生涯中取得了非常高的回报。收益率是衡量投资本质好坏的一个指标，而我的收益率很高。一种解释是我足够聪明，当然，这种说法我很喜欢。但是另一种解释是我从事了一个正确的行业。想象一下，如果当时我加入电子元器件分销行业，很有可能收益率只有2%。巴菲特说，“在一个差劲的领域做一名优秀的基金经理，不如在一个优秀的领域做一名差劲的基金经理。”我想，在过去25年里我一直是一个伟大领域中一名普通的基金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