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31日，傅海棠、孙成刚、郑木青、许剑锋、沈良等深入交谈，以下是沈良整理的傅海棠先生的相关观点：

1财富的创造者，创造财富的组织者

1、中国各个领域的绝大部分劳动者是勤劳的，比如工人、农民、小业主、企业家、科研人员、公务员、军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勤劳的人民任劳任怨地为自己、为家庭、为企业、为社会、为国家创造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财富的持续有效创造是国泰民安的基础。

2、直接参与生产的劳动者创造价值，组织劳动、提高劳动效率、促进商品交换、从事研究和创新的人也创造价值。种地的农民创造了价值，而创新者袁农平比每个直接种地的农民创造的价值高很多。

3、企业家是否创造财富？企业家是生产的策划者和组织者，用资本、智慧和时间组织生产、管理员工、创新或引导创新、提高财富创造效率。企业家是财富的创造者。

4、商人是否创造财富？商人是一种社会分工，生产端和消费端的交换和流通是不可或缺的，商人的主要作用是加速商品的流通以及匹配生产和消费。商人以及商人的劳动，让需求方更便利地买到了商品，让供应方更方便地卖掉了商品，促进了生产和消费，提高了财富创造的效率。商人是财富的创造者。

5、金融投资群体是否创造财富？商人从事的是有形的贸易，而金融投资者从事的相当于是无形的贸易，金融投资者可以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信息，特别是提供和供求变化、价格变化相关的信息，以促进生产、促进消费，促进资源的优化匹配。金融投资群体也是财富的创造者。

6、政府就像是一艘大船的总舵手，整个社会的劳动组织者是政府。政府本身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同时政府又能促进社会分工，进行劳动创造的有效组织，提高财富创造的效率。能有效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政府，才能带领社会走向富裕，带领人民走向幸福。

7、国家规划、引导和推进财富创造的综合效应最大，综合效率最高，人民的受益最多。一个企业或一个人想劳动创造，若外部不配合或配合度较低，效率必然是低的，只有整个社会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才能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共振提高。我国大型的工业规划，基本上都是国家推动的。

8、古代的皇家园林是财富，需要大量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但它的财富价值没有有效发挥，因为它只是皇帝和极少的人在享用，若全国人民都能享用，才算是匹配了它应有的价值。一条路建好了大家用，其体现的价值就高，一个公园建好了，最好免费入园，大家都能进去游玩，其价值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2中国的财富总量世界第一

9、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并且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土地国有是后三十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和有力调控的保障。大量劳动力的储备则为经济建设奠定基础。

10、土地是最大的财富、最基础的财富，土地公有，就是人人有份，土地增值带来的好处全民共享。

11、土地公有便于统一规划、建设、协调，效率高、效果好。公有就是全民所有，最终人人能够受益。我们规划建设一条高铁的时间可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可能是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土地的公有和政府的高效，让经济建设更好更快更公平，让百姓更早、更好、更多受益。

12、生产同样一件商品，美国人生产、中国人生产、非洲人生产，价值是相同的，但劳动者拿到的收入、商品的标价很可能不同，为什么？一方面因为劳动效率有高低，效率高的收入高，效率低的收入低；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供求情况不同，一个地方劳动力供应多而需要劳动力的企业少，劳动报酬就相对低一些，反而则相对高一些，劳动力的供求影响其价格。而商品的标价除了内在价值和供求关系的影响外，还受汇率的影响，以及本国平均收入水平、平均消费水平的影响。

13、现在中国的存量总财富，若不以货币标价，而以实际使用价值来评估，中国应该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国家政策的正确、执行和调节的有效，以及人民的辛勤创造，成就了这一自豪的局面。

14、中国不只是实实在在的实物财富是全球第一，哪怕是服务业也可能是世界第一，理发也好、餐饮也好，中国的量一定比美国大得多，美国的服务业标价高不代表创造的价值也高，不代表消费者得到的服务就更多更好，在中国看戏是很便宜的甚至是免费的，而在美国看球是很贵的，不能以标价的高低来衡量价值的大小，更多应是以量级来衡量。

15、宣扬自由汇率、货币自由流通的国家，往往是资本流入的国家，因为有利于自己，才这么说。

16、港币和美元挂钩，有利于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政府本身为港币的信用背书是不够强的。中国则要有自主的货币，因为我们有能力、有必要，如此才能在经济上更好地独立自主。

17、一国有足够的财富生产能力，其货币才有足够的价值，若没有生产能力，其货币最终会沦为废纸。

3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很大，需要大量创造财富

18、在物质丰富的年代，几乎每个人的吃穿住行都得到了保障，所谓的两极分化，分化的更多的是“名”和“权”，马云的吃喝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只要人人在高效地劳动（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有人多赚点，有人少赚点问题不大，而如果失业的人太多或是某个区域闲置劳动力太多，又或是总体劳动效率太低，引发的问题会比较大。

19、九十年代初，老板才有手机，现在几乎人人有手机，而且手机的质量也提高了很多，某项商品只要生产量够了，就能人人享用。

20、以前有车是奢侈，现在有车是正常。财富创造多了，国家的建设就能更好，人民的生活就能更好，中国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像汽车行业这样逐步发展到人人可以享用的水平。

21、有人吃了两个馒头，饱了，就说“吃饱了干啥去啊？”，好像吃饱了就没事可干了。其实还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干，比如养鸡养鸭可以从“吃饱”变成“吃好”，盖房子可以从“吃好”转向“住好”，修路、建公园可以让“自己好”升级为“大家好”。

22、有人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瓶颈，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离“县县通高铁、村村通高速”这样的景象还差很远，还需要大量的财富创造。不说城镇的进一步发展，只是新农村建设，就有巨大的建设需求，需要大量的财富创造才能实现。

4个体以私利为出发点，政府以公利为出发点

23、个体和政府的立场往往是不同的。个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很可能以私利为基础，即诉求个人利益为主，社会利益为辅。而政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则是以公利为基础，即诉求社会利益为主，最终会利于绝大部分人。个体和政府因为出发点的不同，难免会有分歧。比如修路要拆迁，原住户考虑的大多是自己能拿到多少补偿款，而政府考虑的更多是路修好之后的综合效益。比如关停污染企业，对企业家对工人而言不太好，但对社会而言是好的，而如果能够把企业整改之后重新达标生产，则会更好。

24、个体的经营模式，主要是为了劳动生产后获得更多的劳动凭证，追求的是货币的增多；国家的经济模式，追求的是全社会劳动效率的提高，追求的是财富量产出的增多。研究经济要从全体着眼，而不能从个体着眼。不能因为个别企业、个别行业的盈亏就肯定或否定整个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

25、国家在战略上更“舍得”投入，个体往往先考虑单项而且是有眼前经济效益的单项，国家则更多考虑全局并且是有长远社会效益的全局。大企业、大企业家、大投资家的成功，源头往往是因为其发心更多为社会利益，更少为个体利益。

26、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来说，个体往往关注价格问题，而国家则更多关注量级问题。个体要买房，希望房价越低越好，买了之后呢又希望房价越涨越好；国家看到人民有越来越大的买房需求，则会想办法加大房子的供应量，短期供求矛盾激化时也可能出台政策压制需求量。价格的涨跌只是表面现象，供应量级和需求量级的矛盾和平衡才是本质，抓住本质才能更好地识别趋势、把握机会。

27、谁来监督政府？应以公利为出发点，而非私利。你感觉政府不对，那么你对不对呢？如果你的感觉错了，怎么办？政府能保证自己为大众利益着想，谁能保证你为大众利益着想。

28、政府可能犯错，政府也可以纠错，政府有管理好发展好的发心。政府内部有监督和纠错的体系，党委、行政、人大、政协的分工，纪委、公检法的相对独立运行，基本保障了政府的良性运行。从个体来讲，公务员个人可能出现大问题而不改正，但从群体来讲，整个政府体系不会如此。

5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这是中国政府的风格

29、政治制度保障经济制度。毛主席应是人类历史上对政治制度贡献最大的人之一；邓小平应是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人之一。我们现在依然在享受中国政治制度的综合红利，也在享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发展的切实好处。

30、西方政府怕犯错，越怕越不敢做，效率越低；我们是实事求是、敢作敢为，错了就改，看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问题，因此效率高，经济发展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快。

31、我们承认有问题，实事求是面对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以后才可以做得更好。以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长，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我们没有单纯抱怨，而是用杂交水稻、收割机、纺织机等解决问题，不但吃饱穿暖了，劳动时间也下降了。

32、得了病，不应该让病人自生自灭，而应治病。自由经济倡导自由竞争、自生自灭，明显是有问题的。政府应当发挥规划和调节经济的作用。

33、政府给每个人发钱，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引发人们的懒惰。关键是解决问题，生产不够就解决生产问题，消费不够就解决消费问题。

34、一个国家所有的行业是一个大系统，各个行业相互协调，一个行业亏损，使用其产品和服务的相关行业效益就会提高。上下游行业是一个大链条，如果生产铝的行业全面亏损，不生产了，那么房子可能就没窗户了（铝合金窗），政府可以适当补贴铝的生产企业，可以调节产能和产量，可以引导生产和消费，弥补市场的缺陷，防止局部失灵。计划和市场的二元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让整个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比较牢固，不能因为一个链条的不牢固而使整个链条出问题。小国家可能会因为链条的一个环节出问题而导致全面性问题（比如小的石油出口国），产业齐全的大国则不容易出现全面性问题。

35、一个大国的经济有内部循环的功能，局部企业的盈亏不用太担心，更重要的是看整体的效应。某个企业生产的商品卖得太便宜，企业亏损，导致银行坏账，但消费者买这个企业的商品时少花了钱，省下的钱用于购买其它商品，用于休闲娱乐，用于买房买车，从而提高了其它企业的利润增长，也促进了国家的税收和土地财政收入。政府定向补贴环保达标、质量达标但亏损的企业，企业还银行贷款，并且继续生产，企业创造了财富，银行减少了坏账，消费者享用了商品，社会整体效应良好。

36、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政府负债多，人民腰包鼓”，意思是说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免费的公共设施或收费低廉的高铁、地铁让人民使用，人民使用这些商品和服务少花了钱，省出来的钱就能在其它领域多消费。

37、一个国家的行业全，自给自足率高，就很难发生整体性恶性通胀，比如中国。但主要依靠石油出口的国家，若其它大部分商品都要靠进口，那么如果油价大跌，其本国货币的汇率可能也大跌，进口商品的标价可能全面上涨，形成恶性通胀。

38、不允许环保不达标的企业生产，鼓励和支持环保达标又愿意努力劳动创造的企业生产。环保不达标的工厂、养殖场应该关停和整顿，同时也应该想办法让它们环保达标，进而能质量更高、污染更少地进行生产。如果某个片区的较多蛋鸡养殖场环保不达标，而大部门养殖户愿意努力劳动，则可以新建达标的养殖场让其迁入，这样既实现了环保养殖，又保护了养殖户的劳动积极性，也保障了对消费者的鸡蛋供应。

39、若是完全的自由经济，那是有利于富人的，因为富人有钱有资源，穷人往往竞争不过富人，然后富人说“活该，那叫市场的优胜劣汰”。看上去公平，实际上穷人想要走向富裕更困难，穷人受富人剥削的可能性越大。政府的有效介入，用计划调控、规划和管理，用税收的调节，用定向投资，用最低工资、劳动法、法定节假日等方式维护劳动者的权利，更有利于保障相对弱势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