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

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工资水平和自然资源成本逐年上升，农产品已从低成本优势转为高成本劣势，对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和农民纯收入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同时，中国已是农产品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国际市场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形成了“天花板”作用，农产品成本上涨的压力很难通过提高价格的途径释放。在生产成本“地板”上升和价格“天花板”封顶的挤压困境中，中国农产品不仅正在丧失走出国门的竞争力，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面临“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困境。

尽管国内各界已经看到日渐加深的进口农产品替代国内产品的现象，但对中外农产品生产成本依然缺乏正确且清楚的认识。本文通过对一些重要农产品生产成本进行国际比较，以期反映现状、找出差距，为中国农产品贸易应对措施提供参考。

关于农产品成本指标口径和数据

进行农产品成本国际比较时，最难的是数据的可获性和统计指标口径的可比性。统计数据的可获性主要取决于一国的统计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统计往往是统计对象少且指标简单，比如越南、泰国等稻谷主产国的官方统计就没有农产品成本收益核算；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会缺乏农产品成本收益核算，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只有以农场或农产品行业为对象的成本收益核算，而没有以具体农产品为对象的成本收益核算。因为数据可获性的限制，本文选取了稻谷（中国、美国）、小麦（中国、美国、欧盟[1]）、玉米（中国、美国）、大豆（中国、美国、巴西）、棉花（中国、美国）5种大宗农产品进行比较。

即使有以农产品为对象的成本收益核算，不同国家之间因生产方式不同，纳入农产品成本核算的指标和口径范围也会有所不同，可比性仍然是难题。比如，美国的农业动力全部采用石化能源和电力，已经不用畜力，因此，没有“畜力费”指标，而中国有“畜力费”这一指标；又如，中国大规模使用农用薄膜，所以物耗费用中有一项“薄膜费”，而美国、巴西、欧盟都没有这项物耗指标。

各国的会计制度和财务核算关注点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国家的农产品成本核算指标和口径范围也会出现差异。比如，农业生产中会发生外包作业，尤其美国和欧盟农业生产中的社会化服务比较普遍。因此，欧盟和美国的农产品成本核算中都有一个“外包作业”指标，中国也有一个反映外包作业的“租赁作业费”指标，但中国和欧美的口径范围是有差异的。欧美将各种外包作业发生的费用以及“技术服务费”记入该指标，而中国的“租赁作业费”不仅包含了外包的机械作业，还包括排灌费（含水费）和畜力费、但不包括“技术服务费”。因此，进行国际比较时就需要对指标涵盖范围差异作出相应调整，以提高可比性。

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使用不同的核算指标，特别是在指标口径的细度上会有较大差异。比如2006年前，美国将肥料核算分为化肥、农家肥和土壤调节剂3项指标；自2006年起则归并为“肥料”1项指标。本文在指标分析中关注了时间角度的核算指标差异，主要采取归并同类的方法进行处理。

同一时期的同一个国家，因为不同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差异，也会使核算指标出现差异。如美国棉花成本核算中有轧棉费和灌溉费，而在小麦核算中就没有这些指标；在棉花成本核算的收益和利润方面考虑了副产品价值，而大豆成本收益核算的收益和利润方面就没有考虑。本文把不同农产品成本核算中无法对应归类的个别特殊指标调整到“其他费用”中，在涉及收益和利润时，对不同国家间有无副产品价值的核算差异采取统一纳入或统一不纳入的可比性处置。

鉴于上述可比性原因，本文首先对不同国家的农产品成本指标及其口径涵盖范围进行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已知信息，尽量进行了一些可比性调整。表1是可比性调整的结果。表1从左至右先后展示了中国、美国、欧盟、巴西四个经济体各自的农产品成本核算基本指标体系；在分析各经济体农产品成本核算指标涵盖范围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本文采用的核算指标，其中“调整类别”是将不同国家相应指标调整到本文核算指标的类别序号。本文虽然尽可能进行了可比性调整，但仍然会存在一些非可比的方面，在利用分析结果时需要注意到这点。

在“调整类别”中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他间接费用”，这是本文自行设置的一个指标，主要是把巴西“其他费用”中包括的“生产运输、处理、存储”几项独有的特殊指标，归入此项；把中国“间接费用”中的“销售费”归入此项。

本文的农产品成本核算体系基本指标及其数据来源如下：中国指标与数据(2013年)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成本调查资料，美国指标和数据(2013年)来自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巴西指标与数据（2013/2014年度）来自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农业经济研究所，欧盟指标与数据(2012年)来自欧盟委员会。

成本水平

从中外农产品生产成本绝对水平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5种农产品生产成本已经全面高于其他主产国（表2）。亩成本绝对差距相对较小的是水稻，比美国高91.74元；其次是大豆，比巴西高184.92元、比美国高148.97元；玉米比美国高321.46元；小麦比欧盟高224.63元、比美国高596.35元，亩成本绝对差距最大的是棉花，比美国高1357.37元。一般差幅在20%-30%，高的超过60%（表3）。

仅仅从单位面积成本的高低也许还难以判定中国农产品成本竞争力，即中国的生产模式是否属于高投入高产出？把投入产出联系起来的单位产品（千克，下同）成本可以更好地反映产品的成本竞争力。产品成本分析结果（表4）表明，中国5种重要农产品的成本竞争力大大弱于其他主产国，以每千克产品的生产成本比较，水稻比美国高56.2%（0.88元）；小麦比美国高33.8%（0.62元）、比欧盟高32.2%（0.60元）；玉米比美国高97.3%（1.02元）；大豆比美国高83.2%（2.06元）、比巴西高100.7%（2.28元）；棉花比美国高30.6%（5.79元）。

较高的产品生产成本自然要求较高的市场价格，这样才能使生产持续下去。从单位产品的生产者价格看（表4），水稻比美国高38.6%(0.76元）；小麦比欧盟高42.3%(0.70元）、比美国高46%(0.74元）；玉米比美国高94%(1.05元）；大豆比巴西高58.9%（1.74元）、比美国高63.9%（1.83元）；棉花比美国高66.8%(7.48元）。

在以国际价格为基准的全球性竞争市场上，中国如此高的产品成本及其所要求的生产者价格显然是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现有的农产品关税税率是抵挡不了巨大的价格差所形成的竞争的。

以上分析结果是基于2013年数据得出的。事实上，2014年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涨幅超过10%，进一步拉大了中外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差距。2014年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是下行的，但中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却在继续提高，大豆生产者目标价格达到4.8元/千克，比上年政府实行的大豆临储价格高4.35%，比上年的实际生产者价格高2.35%；棉花生产者目标价格达到19.8元/千克，比上年的实际生产者价格高6.05%；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分别比上年提高了2.22%、2.27%和3.33%；小麦最低收购价比上年提高了5.36%；2014年的价格变动加大了国内外价格差，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

注：

1.人民币/美元比值以中国银行公布的2013年年均汇率6.1932折算；人民币/欧元比值以中国银行公布的2012年年均汇率8.1067折算；人民币/巴西汇率来自巴西中央银行2013年每日交易汇率，再算出2013年全年平均的人民币/里亚尔平均汇率2.843737进行折算。

2.表中“-”表示该国该农产品核算中没有此项统计指标或数据。

3.由于欧盟数据是2012年的，其对中欧农产品成本比较的影响主要有二：一是成本要素价格上涨会导致低估欧盟的成本，欧美国家农产品成本的上涨率一般在5%以内；另一是人民币对欧元的比值上升，2013年比2012年升值了1.42%，这一因素会导致高估欧盟的成本。这二因素的反向作用大体相抵，使得2012年的数据分析仍具有较大的可比性。

备注：根据表86数据计算，表中的负值表示成本低于中国的绝对差值或差幅，正值表示成本高于中国的绝对差值或差幅。

成本结构

农产品成本一方面主要与投入要素价格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与投入量有关。从中外各自的农产品生产成本结构看，总体表现为中国的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比重明显较高，而美国和巴西的物耗费用和间接费用的比重明显高于中国（表5）。

中外人工成本比重存在悬殊差异，主要在于中国的农业机械作业水平较低，导致人工成本明显偏高。国外大量采用机械作业，其人工成本比重较低，其机械成本就体现到物耗费用中的燃料动力费、工具材料和修理费以及间接费用中的折旧费和财务费。

中国农产品成本中的间接费用比重较低，主要是间接费用的绝对额较小。中国农户经营规模小，一方面导致管理费用低，另一方面导致农用建筑物和农机为主的固定资产投入少，因此，间接费用中比较重要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财务成本就比较少；2006年中国取消农业税后，进一步降低了间接费用。中国的间接费用中，折旧费和保险费是最大的细项。美国和欧盟的间接费用中，折旧费占到75%以上，其次是公摊的管理费，一般占到10%-15%。众所周知，巴西是一个资金成本和税负较高的国家，因此，其财务费的比重较大（表6）。

进一步分析物耗费用结构，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农业的一些特点。美国的种子费用比重除小麦外，普遍高于中国，一般高出8-10个百分点，大豆高15个百分点。美国和欧盟物耗费用中的燃料动力费、工具材料和修理费明显高于中国，因为他们大量采用机器作业。巴西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把一切都打入了机械作业费。中国和巴西的肥料费普遍高于美国；中国的外包作业费（90%以上是机械作业费）大大高于美国、欧盟和巴西，可能是由于欧美国家大规模采取自有机械作业的结果（表6）。

成本稳定性

成本变化状况是衡量成本竞争力长期变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总体趋势下，成本稳定性好，就意味着成本竞争力在提高。由于长期成本资料可获得性的限制，这里选取中美两国进行农产品生产成本稳定性比较。为了弱化年际偶然性的影响，选取2006-2008年和2011-2013年的3年平均值来对比成本变动方向与速度。

从表7可以看到此期间中美两国5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在上涨，但中国的上涨速度大大快于美国。从亩成本看，中国年均上涨12.3%-14.3%，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的亩成本分别年均上涨12.3%、12.9%、14.3%、13.3%和14.3%；美国的年均上涨4.3%-7%，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的亩成本分别年均上涨5.9%、4.4%、7%、6.9%和4.3%。中国的上涨速度约是美国的2-3倍（水稻2.08倍，小麦2.91倍，玉米2.03倍，大豆1.92倍，棉花3.31倍）。

从物耗成本看，中国几种产品的物耗费用年均上涨速度分别为水稻8.7%、小麦9.1%、玉米9.9%、大豆8.7%和棉花8.4%；同期美国为水稻5.8%、小麦4.4%、玉米7.6%、大豆7.9%和棉花3.8%。

从人工成本看，两国的上涨速度差异极大，此期间中国的人工成本上涨速度为水稻15.9%、小麦17.9%、玉米18.7%、大豆14.8%和棉花18.3%，5项农产品人工成本年均上涨率的算术平均数达到17.1%；而同期美国的上涨率为水稻2.7%、大豆2%，玉米仅上涨了0.01%，小麦和棉花不涨反降，分别下降了5.3%和0.2%，5项农产品人工成本年均上涨率的算术平均数是-0.2%。

中国的土地成本是快速上涨的突出指标，此期间年均上涨幅度为水稻14.3%、小麦15.2%、玉米15%、大豆17%和棉花12.1%，5项产品土地成本年均上涨率的算术平均数达到14.7%；土地成本也是美国农产品成本类别中上涨速度最快的，同期美国的年均上涨幅度为水稻10%、小麦5.5%、玉米9.3%、大豆9.3%和棉花8.6%，5项产品土地成本年均上涨率的算术平均数为8.5%。中国土地成本增速对美国的倍数是水稻1.44倍、小麦2.77倍、玉米1.61倍、大豆1.83倍、棉花1.41倍。

间接费用在农产品国际比较中可比性较低，因为其中包含较多的超越农产品生产阶段的特殊因素。间接费用是中国目前农产品成本结构中所占比重最小的成本类别，不到总额的2%，而在欧美发达国家中，这一比例一般在18%-25%之间，甚至会高达1/3。间接费用在中国以年均10%-20%的速度上涨，而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上涨速度一般在5%以下。中国上涨速度快的主要原因可能一是由于原有基数较小导致计算方面产生的高速度，另一是间接费用确实在明显上升。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 中国的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5种农产品生产成本无论是从单位面积成本还是从单位产品成本来衡量，其绝对水平都大大高于同类农产品的主产国竞争者，中国农产品的成本竞争力低弱。

2. 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昂的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在物耗成本中，中国的肥料费用普遍较高；间接费用很低。

3. 中国5种农产品生产多数落入高投入低效益的状态。

4. 在高成本压力下，中国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水平大大高于其他同类农产品主产国，使得中国农产品价格竞争力低下。

5. 从动态发展角度比较中美农产品生产成本的稳定性，两国农产品成本都在上涨，但中国的农产品生产成本上涨速度远远快于美国，这表明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在动态下降。

二、启示

1.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对内，推升了包括工资和土地的国内资源价格，对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形成了主要的推力；对外，导致了前一时期人民币持续升值，汇率因素加剧削弱了国际比较下的中国农产品价格竞争力。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汇率因素还将如何发挥作用？从长期看，人民币依然有升值的可能性，即汇率因素将会继续朝着不利于中国农产品竞争力的方向变化。对国内外这些主要因素的变化及其影响，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与应对准备。

2. 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水平和结构显示，劳动力成本过高，折射出中国的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低。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工资会越来越成为影响产品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阶段，但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规模和依然不低的发展速度以及中国社会的快速老年化和城镇化，意味着工资水平将继续升高。如何降低劳动力成本是提高中国农产品成本竞争力的重要课题，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是降低劳动投入的必由之路。但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的基本前提是形成适度农场规模，这是提高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必须解决的两个关联难题。

3. 农地租赁价格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原来很多人以为西方的农地租赁价格高，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一方面是中国原来的资源价格水平较低，而现在各地农地租赁价格在不断迅速上涨；另一方面是中国以往较少使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早期的农产品成本核算也不包含农地机会成本、只包括家庭用工的机会成本，现在人们将土地纳入了核算考虑，现实中的农地租赁也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如何缓解农地租赁价格上涨成为农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一个新难题，而土地制度问题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破题而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的深层难题。

4. 中国目前大宗农产品生产遇到的一系列难题中有两个是非常突出和棘手的，第一个难题是农场规模细小导致务农收入低，进而导致农业的就业边缘化和持续发展乏力，对此，迄今为止的农业政策主要措施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增加农业补贴，试图藉此缓解农产品成本的上涨压力和利于提高农业收入。事实是，即使农户有较高的单位面积净收入，细小的农场规模也无法使农户获得社会可比较的收入水平。另一个难题是持续实施不断提价的价格政策导致并加剧了国内外产品价格差，使得国外农产品替代国内农产品。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价格政策和补贴政策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小规模农业的成本与收入问题，扩大现有农场规模至经济适度的农场规模是化解农产品成本和收入压力的根本之道，而形成适度农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力转移、土地制度和经营组织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