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骥阳，杭州首名归案的全国“百名红通人员”，浙江第4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也是迄今为止归案的全国第50名“百名红通人员”。

周骥阳1970年6月出生，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工作人员。2006年至2008年，他以合作开发房产项目、低价购买公司法人股、保底投资期货买卖等名义，骗取多人资金1亿余元，其中部分资金被转移境外用于操作香港期货。后经公安部门侦查，发现周骥阳在香港的期货账户在其外逃后还有资金被支取。2008年9月27日，他从原单位辞职。2008年12月24日，他疑似出逃境外，踪迹全无、音讯渺茫。2009年1月8日，杭州市公安局对周骥阳立案侦查。

他自视甚高，喜欢研究期货，实际上并没有通过炒期货赚到多少钱，却因此欠了许多人的钱。线索显示，周骥阳潜逃之前，曾经把存在银行的黄金一次性以金条的形式提取出来，有几公斤之多，价值数十万元。据了解，周骥阳确实带着这么一笔钱财，但是却从未舍得挥霍。他逃亡的日子可以说是过得非常拮据，被警方在辽宁找到时，他栖身小城的建筑工地，靠打零工生活。当过出海渔民捕鱼、建筑工地打零工……9年，东奔西走的逃亡生涯对于周骥阳而言，可谓异常煎熬。

　　这是冬天的一个上午，阳光灿烂，但山里面的空气清冽得很，周丽带着薄薄的橡胶手套，在水龙头下哗哗冲洗着母亲的衣服。

　　12月1日，潜逃9年的“百名红通人员”之一、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工作人员周骥阳被浙江省公安厅缉捕归案。

　　周骥阳是周丽的哥哥，因涉嫌合同诈骗1亿多元上了“红通”名单。

　　周骥阳逃跑后，他父亲周育才担负了200多万的债务，周丽名下的更多，这些钱都是当初两人帮他转接的。

　　此后，为了还债，周丽和父母失去了房子，开始四处搬家，寻找住处。“他一走了之，把耻辱留给了我们。”周丽低头专注手上的衣服，声音淡到几乎被水流声盖住。

　　“他屈辱地活着是为了什么”

　　周丽如今和父母住在距离丽水城区将近20公里的乡下，这是他们一年前刚刚找到的落脚处，也是这几年第四次搬家。

　　周丽希望这能是最后一次。

　　小山村里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周围邻居对周家并不是太熟悉，说名字也没什么印象，他们称呼周家是“从丽水城里搬来的”。

　　大概从上周开始，周丽就病了，多年的偏头痛发作，这天她在家休息。上午一直在忙活的事就是给父母洗衣服。

　　“我爸的衣服还好，简单洗洗就行，我妈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每天都有换下来的，你看这内衣裤上都是污渍，要好好洗。”穿着一套棉睡衣的周丽拿起一件浅色棉毛裤，用力搓洗。

　　这个时候，78岁的周育才陪着快70岁的老伴坐在客厅里，他们刚出去晒了一阵太阳，老伴不能多走路，很快就回来了。

　　周丽的妈妈6年前得了老年痴呆，病情一年比一年严重，现在，身边的亲人一个都不认识了。

　　周骥阳落网的细节被披露后，周丽就睡不着了，整宿整宿地在想。

　　新闻说，周骥阳被抓时，在大连的一个建筑工地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9年了，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过着这种生活，这么屈辱地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不通他躲出去这么多年是为了什么。我真是想不通。”周丽甚至宁可相信他拿着钱在外面挥霍，“这样，我起码能理解他一声不响逃出去的动机。”

　　长相白净的周丽，说话轻声细语，提起以前的事，她语气平淡，只有讲到这里时，语调升高，语速加快，但很快又缓了下来，带着一点倦怠。

　　“小说都写不出这天方夜谭的情节”

　　40多岁的周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父亲周育才退休前是一名老师，在当地小有名气。出事前，两家人在丽水城区各有自己的房产，收入不错，生活安逸。

　　但一切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改变。

　　“听说他逃了，警察都找到家里来了。”在周丽以全家的名义，于2011年发在网上的那封给周骥阳的信里，这么说：永远都无法忘记2008年12月25日这个黑色的日子。当我们惊闻你失踪的消息时，犹如晴天霹雳，眼黑发软，全家人在极度恐慌中抱头痛哭，静坐发呆，谁都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

　　其实在之前两天，周丽就发现联系不上周骥阳了。

　　“我们帮他借的钱，按照约定，那几天要给利息了，但打电话没人接，后来特意赶到他杭州家里，也找不到人。”那个时候，周丽和家人还以为周骥阳是不是惹上了贪腐的事，出去躲了，“谁能想到是诈骗啊。”

　　从杭州回来后没几天，有警察上门来，一家人才知道周骥阳逃了。

　　出事前四五年，周骥阳曾让父亲和妹妹帮忙周转了不少钱。这些钱有的是周育才从同事那里转借的，有的是周丽签字担保的。

　　周育才说经他手的有200多万，周丽说自己因此被牵连的数额更多。

　　“他借钱的名头很多，后来我想想起码有四五种。有时候说自己要开发房地产，有时候说是和省民政厅的人合伙开公司。”当时，周丽对这些说辞深信不疑，除了家人的因素，还因为周骥阳真拿出这些项目盖有公章的文件合同，甚至房地产的户型效果图。

　　“而且项目进行到某一段，都会拿出进展材料。我记得最清的是，他还带我们到杭州文三路教工路那一带，看一块空地，说这是他买的。”说起这些往事，周丽突然觉得有些可笑，“是不是很天方夜谭，谁能想到呢，写小说都写不出这些情节。”

　　周骥阳消失之后，债主们轮番找来。

　　“整夜整夜堵在家门口。”家人在给周骥阳的公开信里说：一波又一波的讨债人搬走了所有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我们被债主围困，彻夜不让睡觉还要遭受辱骂、泼水于脸的屈辱。

　　周骥阳潜逃前给妻儿留了一封信，周丽记得里面这么写：我要离开，留下来太耻辱了。

　　这是让周丽最难接受的，“他最后把耻辱留给了我们。”

　　我不恨，但不想见也不想提到他

　　老父亲觉得抬不起头：做了一辈子老师，这个最疼的儿子没有教好

　　妹妹感慨，人都是会变的，周骥阳对金钱的热切其实自己早该察觉

　　周丽名下的房子，周育才名下的房子，以及他退休金的一部分，都被执行，用来偿还债务。没有了住处，周丽开始带着父母四处借住，亲戚家、朋友的房子，无论条件好坏，能容身即可，他们在这9年内，搬了四次家。

　　在颠沛中，周丽的妈妈患上了老年痴呆。“精神上受了刺激。我妈性格非常要强，以前哪过过这种生活，背负这么多债务。”

　　这个要强的老人如今吃饭、穿衣都要人伺候，走起路来也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挪。周丽给她喂药时，要反复大声说，咽掉咽掉。

　　“像挖了个坑，把我们活埋了”

　　下落不明的儿子一直是周母的心病。患病的最初几年，即便不认路不会穿衣，但下雪的时候，她还会问上一句：真冷，阳儿不知在哪里?有一次她还高兴地对家人说，今天我见到阳儿了，他说回家吃晚饭，你快去买两瓶啤酒来吧。

　　“我们没有说其他的，默默准备好了饭菜，心里就想着还是让她保留着曾经美好的过去。”

　　很多时候，周丽都在想，周骥阳怎么能做出一声不响，就这么消失掉的事？“没有任何交代，没有任何解释，这么多年，也没有一点联系。”

　　事发之后的那两年，她深居简出，避免和人交往，不想听到非议的声音，“都说我们也是骗子，也是的，谁会相信，连家里人都被骗了呢？”她心有恨意，“恨之入骨，对这个人讨厌到不行。”

　　周丽形容那时候的感觉，“像挖个坑，把我们活埋了一样，没有力气活不下去。”她不知道哥哥怎么会变成这样。

　　“可能离开家去读大学时候就变了吧，人都是会变的，只是隐匿太深，我们没有察觉。”周丽事后想想一些细节，觉得这就是变化，比如周母几年前胃癌住院时，他提议晚上不用陪护，请保姆就好，”当时没多想，现在总觉得亲情味太淡了。”

　　除此之外，周丽也能感觉到周骥阳对金钱的热切，“他的收入加上家里对他的补贴，在杭州绝对不会生活拮据。他大概是想通过这种途径，比如能挣很多钱，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吧。”

　　“我到了老年什么都没有了”

　　受到更大创伤的是周育才。这个儿子一直是他的骄傲。聪明，从小成绩又好，上个世纪90年代考上上海的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在省级单位。

　　“在当年，这份工作不要太好，说说都是有人羡慕的。”周丽说父亲对哥哥的喜爱，周边人一眼都能看得出，“只要一提到他，就是笑眯眯的。他结婚、买房，或者只要说需要钱，我爸二话不说就打过去。”

　　但这个让周育才引以为傲的儿子，在他晚年时，给了他沉重一击。

　　周育才给儿子的借款都来自原来的同事，2009年，在丽水当地的论坛上，就有各种声讨他的帖子：这么大年纪了，还忽悠人；一家合伙诈骗。也有自称他学生的人惊讶，当初那么好的老师，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

　　“我爸觉得抬不起头，愧疚，说自己教子无方，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周丽说。

　　“我年轻的时候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去过天安门合照，也做过人大代表，说起来一辈子也算辉煌过，但到了老年，什么都没有了。”周育才在一边感叹。这个做了一辈子老师的老人，穿着厚厚的棉服，带着鸭舌帽，在自家客厅里，也坐姿端正，说话声音洪亮。

　　儿子出事后，他一直态度坚决：周骥阳被抓，这是他咎由自取；他还宽慰女儿，我们家就当没这个人。

　　最近几年，周育才也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症状，常常忘事，有时候提到儿子的名字，他还会说这是亲戚家的孩子。但前段时间，当听到周骥阳落网的消息时，周育才沉默几秒后说，“好，终于抓住了。”随后又叹了口气。

　　很长一段时间，周育才都认为，周骥阳一旦落网，肯定要被判处极刑了。

　　“我不恨了，但不想见也不想提到他”

　　“他逃了这么多年，最后还是要面临法律的追究，何苦呢，犯了错，就要担责，如果当初出事的时候，就能站出来，承担后果，给大家一个解释，全家一起来承担这些债务，相互帮衬，生活也不至于落到现在的境地。”周丽对哥哥这种一走了之的做法不能释怀，“我只能说，这个人的人生观出了问题。”

　　身边也有人在劝她，说周骥阳肯定不是一开始就想骗家人的，只是做期货，有赚有赔，赔了的时候，急切想赚回来把钱还了，但最后却越陷越深。

　　周丽说，人如果想给自己开脱，总是能找到借口。“我现在也不恨了，以前有那么多疑问想问，现在也不想问了，就是不想见他，也不想再提到他。”

　　这几年，周丽的生活就是单位和家里两点一线：早上出门前，帮父母把午饭做好热在电饭煲，晚上一下班，就要急忙忙回来，做饭，清理妈妈的衣物。“我已经没有社交活动了，单位组织的活动也不去参加，哪儿也去不了。”

　　周育才则把照顾老伴当作自己余生的任务，他对女儿怀着愧意，“我不能拖累她，我管好老太婆，就能减轻她的负担。”

　　至于儿子，这个年近80岁的老人说，“我不去见他，不想见，没什么说的。”只是，这么说的时候，他的声音略略发颤。

　　(除周骥阳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