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资深市场人士李振宁，“短平头，红T恤，牛仔裤，在股市征战多年，却没有一丝浮躁。”这几乎是媒体对李振宁的一贯白描手法，的确，随意自然是李振宁在非正式场合最喜欢的装束。
　　李振宁，资深经济学家，现在是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但从外表上看，他不像投身金融界多年、纵横捭阖资本市场的投资元老，反而更像从业多年的企业家或工程师。
　　日常生活中过于简单的衣着，似乎与李振宁积累的证券市场经验和管理财富的规模不成正比，但却符合李振宁喜欢自由和乐于思考的性格，也不影响他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推动者之一。
　　与其他专家不同，李振宁不仅仅具有前沿的理论知识，他还是自己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私募基金的代表，他管理的资金规模早在1997年就达到过10亿人民币。他也是中国最早了解国际股市并参与其股票买卖的专家之一。
　　在平常的工作中，李振宁喜欢思考，他也从未停止过思考和探索，只要有时间，他就看国内外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研究报告，“现在我做股票，关心的事比较多，比如国际股市的情况，国际上有什么大的事件是要经常关心的。”李振宁说。
　　同时，李振宁认为自己还区别于其他单纯做投资的人。因为其学者身份，使他还要关注中国政策的变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并不时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是的，有多重身份，李振宁也矛盾，他自己就说，“既要做改革，本身也做私募基金，也经常以经济学家身份发表言论。”但问及他最认可和喜欢的身份时，他回答得异常干脆，“首先我是改革者，因为我比较喜欢创新，喜欢标新立异，对很多东西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最让人敬佩的是，李振宁能将自己这些思考贯彻在经济学理论中和私募基金的创设和运作过程中。
　 　说到最佩服的经济学家，李振宁很自负：“经济学家中我就佩服三个人。第一位是马歇尔，他集西方微观经济学大成；第二位是凯恩斯，他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基 本原理；第三位则是马克思，他强调大众分享经济进步的成果，主张通过人类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财富涌流。”这三位人士都是不同经济学领域里的开山鼻祖。
　　至于证券投资大师，放眼全球，李振宁只佩服索罗斯和巴菲特两个人，他自称自己的投资理念是“索罗斯加巴菲特”。
　　当问及他更像哪位大师时，他说：“我就是我！简单去模仿和学习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家’。”
　　为了让读者了解李振宁，解析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多身份，为什么在不同的时间段扮演不同的角色，本文在前两部分将以第三人称为主，对李振宁的投资生涯、投资理念进行描述；在第三部分，则基本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自述，这样有助于大家了解一个多身份、全面、多角度的李振宁。

第一篇：20年投资路

　　李振宁走过的道路对一般投资者很有借鉴意义，他的投资生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最早参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如何从一个简单投资者转变成市场前进的推动者，又是如何从市场推动者转变为领先国内的私募基金管理者的。在这一切背后，有着怎样的投资逻辑和财富秘籍呢？

之一：操练，从黑色星期一开始

  　1985年，李振宁获得中国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学位，被选拔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负责股份制的国际比较和借鉴。
　　1986年，他作为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成员专程赴日本考察，与日本大藏省证券局、东京证券交易所、野村证券、日兴证券等机构的众多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
　　回国之后，在1987年10月，李振宁来到香港，任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客座研究员，他抵港没几天，就发生了国际股市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的背景是：纽约股市经过夏季连创新高后，在1987年10月16日星期五开始下跌，当日跌逾91点（约5%）。之 后的周一，即1987年10月19日，香港恒生指数一开市即受纽约影响，恐慌性下泻120点，全日收市共下跌420.81点，收市报3362.39点，当 日跌幅超过10%。
　　受香港暴跌影响，各亚太地区股市开始全面下泻，效应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扩展至欧洲市场，最终绕地球一圈回到纽约， 在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幅下跌508点，跌幅达到22.61%，纽约股市市值一日之间消失了5600亿美元，此轮股市下跌引发了金融市场的 恐慌，随之而来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
　　当香港恒生指数从3900点跌到1800点时，李振宁回忆说：“当时中国还没有股 市，我虽然研究了美国、日本、香港的股市，但还没买过股票。到香港工作，给了我一个亲身参与股票买卖的机会；港股大跌，提供了入市良机，所以我从在美国工 作的妹妹那儿借了5000美元，生平第一次买进了股票。”但在当时，李振宁就表示，一定要买业绩稳定的蓝筹股，“因为那时候股票还是有纸化的，需要半个月 才能完成过户，在此期间，如果你买的公司倒闭了，你的投资也就泡汤了。”
　　在这次简单的操作中，李振宁赚了60%，用时仅为半年。

之二：第一桶金

　  1992年，李振宁回到大陆，他参与筹备一家注册资金为1400万美金的公司，并已被内定为公司的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但当公司正式成立后，他却选择了离开，独自下海，投身于刚刚萌动的中国证券市场。促使李振宁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第一，由于前几年的研究和实战，他对股市的认识比一般人要深入得多；第二，李振宁自己这样说，投资股票不用走后门搞关系，这种方式比较符合他直爽的性格。
　 　在深证综指还在100点左右时，李振宁开始大胆介入国内股市，当时，他以3.75元的价格买了5万股宝安权证，两个月后，深证综指翻了两倍达到300 点，宝安权证最高时涨到每股23元。这一年，李振宁还做过几次类似的投资，初始投入的20万资金迅速增长到500万，李振宁初战中国股市告捷，也积累了自己投资生涯中的第一桶金。

之三：转身私募　

    其实，李振宁的投资生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他每次都凭借智慧和勇气度过了难关。李振宁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人因为炒股亏了几百万就要跳楼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他最多时也曾欠着证券公司3000万。
　   这笔钱是怎么欠下的呢，李振宁解释，那是一个机构以他名义开的账户，不但在1994年股市的大跌中亏掉了属该机构的1000万，连以每年50％的利息从 券商那借来的2000万元也所剩寥寥，于是李振宁被券商追上了门。虽然这笔债务实际上与他无关，但李振宁认为，既然这笔债是用他的名字借的，他就一定要把 这笔债务还清，因为与金钱相比，“李振宁”这三个字的声誉更重要。
　　 于是在1995年，李振宁来到上海，与那家券商签订了还款协议，之后他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把账户内的700万变成2300多万，还清了欠券商的2000万，之后，他又用剩下的300万在半年内翻到4000万，就这样，他创造了半年赚13倍的神话。
　　 因为这个神话，李振宁名声大噪，很多大客户、企业纷纷找他做投资咨询。1996年，李振宁开始以个人名义帮别人理财，规模最高时超过了10亿元，可以算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私募基金。

之四：做自己想做的事

　　1997年，李振宁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1997年我就对我的总经理说，我要做中国最好的私募基金。”于是他还掉所有的理财盘，着手打造自己的投资事业，上海睿信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应运而生。
　　为什么他偏爱“睿信”这两个字，我们从《说文解字》中可以找到解释：“睿，深明也；通也。”“信，诚也。”——英明而富有远见，诚实而恪守承诺。李振宁说，这两个字不仅是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也是他最初的信念和永远的追求。
　　经过几年的投资和积累，李振宁认为自己的投资思路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2000年12月，睿信咨询公司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到5000万元人民币，并更名为“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真正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在当时还没有私募概念的中国证券市场，李振宁继续着他的探索。

之五：B股小试牛刀

　　虽然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经逐步走向规范，但是出于对当时市场的判断，李振宁却从A股市场中逐渐退出。
　　李振宁选择退出的原因十分简单，2000年的市场正好是中国股市最不规范的时候，那个时候坐庄文化盛行，在李振宁写给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先生的一封信《中国股市治市方略初探》中，他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坐庄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许多大机构，如券商的自营盘和理财盘，从来就是靠坐庄赚钱的。某某股票是某某大机构坐庄，这已经是股市中公开的秘密。在各种舆论 宣传工具中，坐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监管机构钦定的证券分析师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从各种道听途说和技术分析中，找出庄家的痕迹。许多股民买股票不是因 为有价值，而是因为有庄。股不在好，有庄则灵，股民最简单的分类，就是坐庄的和跟庄的。上市公司本来赚钱无方，傍上大款，出点小钱，出点题材，马上就财源 滚滚，绩差变绩优，这又何乐而不为呢？股市中的很多现象，如炒新股，炒概念，炒小盘，炒重组，炒绩差，全都可以从坐庄文化中得到解释。
    在坐庄文化中，“很多大券商做保底理财，对客户承诺8%、10%，甚至更高的收益率，而且这些券商背后就是国家信用，比如倒闭的南方证券尽管注册资金仅有30亿，但委托理财资金达到200亿。”李振宁回忆。
　 “我认为我是有理财能力的，但我希望做的公司是个很规范的公司，即真正像国外私募基金那样不保底的理财公司。”李振宁说，但相对国内券商，注册资金仅有 5000万的睿信公司显然不具有优势。“你不保底谁还找你？但我们是讲原则的，既然你不按我的规则做，不做就不做。”李振宁说，“我们主要做自己的基金， 十来个人将公司原有的5000万资金随便动动还是过得来的。”
　　回过头来，李振宁的坚持原则让他获益，睿信逃过了中国证券市场熊市的浩劫。2001年，国有股减持拉开了序幕，之后国内股市进入长达5年的熊市，期间很多投资者股票资产极度缩水，大中小机构纷纷崩盘，倒闭的倒闭，逃逸的逃逸。
　　但睿信活了下来，这与李振宁的谨慎有关，在2001年到2005年期间，李振宁的主要投资也就是一些B股。
　　因为李振宁的很多亲朋都在国外，所以他在B股市场推出时就开了户，最初的投资在股市大跌中损失近一半。在1998年，上海B股指数已到26.16点低位。
　　此时，李振宁追加了50万美金，准备大举买入B股。其中让李振宁记忆犹新的是上菱冰箱。
　　上菱冰箱现在叫上海机电，公司在1993年7月始进行股份制改组，同年8月6日至9月30日公开发行法人股900万股，1994年1月25日至1月27日向境外发行B股7000万股。
　　“1999年前，上菱B股价最高时每股超过1.5美金，但之前1998年8月底最惨时跌到了9美分，而当时上菱电器的每股净资产为3.5美元。”
　 　“B股的投资者——老外比我们还要极端，他们更加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在我们中国人思维里面，如果股票不好，还会想到政府会救一救，上市公司还有重组的机 会。但老外不是这样，他们一想上市公司不好，可能直接就想到了倒闭，一想到要倒闭了，直接反应是：投入的钱能拿回多少就拿回多少。”
　　 在外资大量抛售上菱冰箱的背景下，上菱B股跌到了9美分，这时李振宁购入了30万股，“我当时想，已经9美分了，即使再损失也是有限的，”李振宁解释了当时 购买的理由，“而且，我也听说它有重组的消息，虽然我没有非常清楚地去了解，但是从逻辑分析，我认为上海市政府一定会出手的，更何况上海电器集团手中还有 好资产，绝对不会让退市发生在自己的集团里。”
　 　后来上菱冰箱真的被重组，根据公告，上菱冰箱把它的冰箱资产与上海电器集团手中的三菱电 梯股权置换。一边是类似于亏损的资产，一边是优质资产，两个资产一置换，上菱冰箱股价就开始有所表现，上菱B股亦步亦趋，曾连续涨过7个停板。2001年 4月，上菱B股最高股价超过1.8美元，而李振宁在这个时候将股票全部抛售。
　   这次投资，让李振宁的50万美金一年翻了5倍，到了250万美金。这背后的投资逻辑是，“价格总是围绕价值波动。”李振宁说，“对一个企业，有很多人都 会去估值，而这个估值实际上只是事后的一个平均值，真正的市场价格不是被高估就是被低估，即使已经到了预先的估值价格，实际上高于价值的那部分价格至少还 有成倍的上涨空间。”

之六：推动全流通　

    经济学家出身的李振宁拥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再加上他多年征战国内、外股市的经历，李振宁比别的投资者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中国股市存在 严重的制度缺陷——不能全流通。无法全流通导致国际市场一些成熟的评价、投资上市公司的策略方法在国内股市根本无从适用，国内股市全流通的问题一天得不到 解决，就一天不会有牛市。
　　 2001年6月国有股减持办法推出后，中国证券市场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股市开始暴跌，“我已经十年不写文章了，当时重操就业，反映市场的呼声。”李振宁说，当时撰写的《股市暴跌谁之过》一文，尖锐地指出了国有股减持政策和简单照搬国际经验的错误。
　　 此文引起当时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重视，随后李振宁又与当时担任美国高盛公司国际问题顾问的李青原等业内同仁，联名向周小川主席提交了题为《在解决A股全流通大框架下实现国有股减持变现——总体框架、办法及案例分析》（下简称《全流通框架》）的国有股减持方案。
　 《全流通框架》提供了最终改革方案的基本思路、要点、基本原则、达成的目标、步骤设计、相关政策配套问题等；提出把减持部分国有股、补充社保基金这一短 期政府目标，纳入实现全部股份可流通的战略框架中加以解决；同时提出，引入类别股东表决制度，变统一决策为分散决策，通过试点推进全流通改制。

    下面就是方案的部分内容：
　   该方案（《在解决A股全流通大框架下实现国有股减持变现》）的要点是：通过采取各种有利于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价差缩小的措 施，如，一部分非流通股以资产净值为中心定价配售给现有流通股股东，非流通股单方面缩股或对流通股单方面送股等等，使流通股的市盈率大幅降低，相对投资价 值大幅提高，从而使流通股股东在双轨合一、统一股价的过程中可能蒙受的损失降至最小。
　　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充分调动市场的调节机能，发挥 管理当局的宏观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到A股全流通的过程中来，建立可靠有效的减持机制，达成市场平衡以及公司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间的利益 平衡，确立保障非流通股发行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环境，长期稳定地推进市场全流通进程。
　　方案所要达成的目标是：（一）二级市场稳中向上，市场愿意承接非流通股；（二）非流通股实现全流通，可变现较大数额补充社保基金，并使未来变现进入法制化轨道；（三）证券市场统一股权，同股同权，使股指和股价反映真实供求关系和内在价值。
　 　2003年1月，李振宁以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与上任伊始的尚福林主席进行了初次会晤，提交了题为《中国证券市场向何处去——关于发展 模式和治市方略的反思和探讨》的长篇研究报告，该报告描述了股权分割、国企垄断背景下中国股市的运行特征，并提出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和发展股市，进而 就解决股权分割、打破国企垄断、发展B股市场、正确认识投资与投机、发展机构投资者与扩大股市的散户基础、关注财富效应、调整证券市场管理框架、发展多层 次证券市场等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2003年3月后李振宁作为市场资深有识之士的代表，参与了证监会股权分置改革的研究策划工作，他的一些观点和建议被吸收到《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2003年11月12日《中国证券报》以显要位置发表了他的《变统一决策为分散决策，实现全流通改制》一文，这是他作为规划委全流通研究组成员执笔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理论部分。该文阐述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思路，被视为管理层试图推动这一改革的信号。文章指出：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没有法律障碍，公司法和证券法没有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划分，实行全流通改制实际上就是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要求去规范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以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完全有可能在行政的范围内以决策风险最小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的全流通改制。
　　应规定，全流通改制方案的通过，不仅需要全体股东2/3多数通过，还要求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分类计票，均要能达到简单多数。这样，改制的过程，就成为一家家上市公司根据自己具体情况，由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两类股东通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
　　可以通过试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来指导改制进程。当试点取得了一定经验并得到市场积极反应后，再全面铺开，进而宣布某特定时间后新股发行一律实行新股新办法，发起人股锁定一段时间后可上市流通，切断股权分置的源头。

之七：引发大争论　

    李振宁的文章还引起政府和学术界对股权分置问题的两次大讨论。
　　2004年6月李振宁又向尚福林主席提交了《股市走出低迷的关键》报告，后经尚福林主席修改后公开发表，其中主要观点有：
　　 目前是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最好时机。
　 　首先，“九条意见”（编者注：见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国九条”。）明确提出，要 积极稳妥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要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此还成立了跨部委 的专题小组。目前这方面工作正在进行，并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
　　 第二，缺少市场经验的人们，总把解决股权分置当作利空，担心股市下跌， 这种认识与市场人士的理解恰恰相反。在市场人士看来，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利好。从长期看，它将消除股市的系统风险，奠定股市长治久安的 基础；从短期看，它会降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推动完全竞争领域中的国退民进，迅速提高股市的投资价值，重塑投资者的信心。
　　 第三，去年年 底关于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大讨论中，经济学界、市场人士和管理层之间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要点是：变统一决策为分散决策，通过类别股东表决机制，赋予公 众投资者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以保证解决方案的公平和市场的稳定。通过类别股东间讨价还价这种市场化的方法，达到多赢的结果。在实施步骤上，采取试点先 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按这一思路去做，改革风险甚小，收益极大。
在实现全流通的过程中，不存在非流通大股东补偿流通小股东的问题，而是大家共同分享全流通以后产生的流通溢价。
　　 其实在此前后，国内学者中间还不断有人对解决股权分置的目标、战略和策略均提出了看法和质疑，这些争论引发了国内投资者的疑虑。为了帮助公众走出认识误区、扫除认识障碍。

     2004年9月，李振宁再次撰写《走出认识误区 解决股权分置》，文中提到：在股权分置的条件下，控制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大股东，并不关心二级市场的股价，有些甚至不关心经营。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市价与协议价的差价寻租圈 钱，因为这样敛财，远比踏踏实实经营来得容易，来得快。同他们相比，全体社会公众投资者，无论机构大户还是中小散户，都是弱势群体。而在股权分置的大背景下，照搬国际惯例，引入市场化发行和增发，这就大大扩展了融资者的寻租空间。股权分置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系统风险以及之后监管层做的抑制投机、打击庄家、消 除一级市场寻租行为，则使投资者没有了盈利模式，市场没有了赚钱效应。
　　 新一轮关于股权分置与资本市场危局的讨论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国 九条”的核心是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体系，解决股权分置是主要矛盾，也是破解资本市场危局的关键。通过提出类别股东表决的要求，赋予流通股股东知情权和话语 权，通过两类股东讨价还价，分享流通性溢价，实现多赢，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由于大规模发展直接融资已是既定前提，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改革有多大风险， 而是改与不改哪个风险更大。如果说年初乘“国九条”东风推出试点，是解决股权分置的最好时机，那么现在已经是以软着陆方式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
　　 在文章中，李振宁再次重申，股市走出低迷、实现牛熊转化的关键是解决股权分置，消除股市发展的制度障碍；提出股改的理论基础是分享流通溢价，他还驳斥了质疑股权分置改革的若干错误认识，也向市场传达了管理层对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基本态度。

第二篇：取道巴菲特+索罗斯

　　 虽然李振宁有很多身份，但是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投资家身份。他究竟是如何在大鳄云集的香港市场、在政策不断变换的B股市场、在波诡云谲的A股市场中获取一个长期的高回报？
　　 与他交流，发现他的投资生涯、投资感悟没有炫目的思想，没有华丽的词汇，但静下心，仔细回味，就会发现他的投资理念浓缩了多年投资积累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对于我们一般投资者理念的形成大有裨益。

之一：投资理念=巴菲特+索罗斯

　　国内投资界最推崇的两个人物是巴菲特和索罗斯，许多投资人士分别以这两个人为开山鼻祖，自创门派。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互不服气的门派之间经常会因为投资理念的分歧而大打口水仗。
　　“你认为自己属于哪类派系？”很多人拿着这个问题问过李振宁。
　　李振宁的回答是：“有的人说自己是价值投资，有的人说自己是趋势投资，问我是属于哪一类，我讲过一句话：我们既要借鉴巴菲特，也要借鉴索罗斯。”
　　对，李振宁的投资哲学就是“巴菲特+索罗斯”，即“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加索罗斯的趋势投资！”
　 　“这个投资理念不代表我自己比较高傲，认为自己能够博采众长，两位大师的精髓都能学到；坚持这个理念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因为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是与他所在 的美国市场的融资环境、能够使用的金融杠杆、巴菲特本身拥有的资源所联系在一起的，他有大量源源不断的资金，巴菲特的哈撒韦公司本身也是上市公司，所以巴 菲特不缺少融资渠道，如果自己公司投资的股票短期不涨，他可以长期持有，或许过了几年就可以涨回来。
　　但在中国，投资者就不能找照搬巴菲 特的东西，不管是一对一的大客户理财，还是我们的集合理财产品，即阳光化的通过信托做的私募，基金的封闭期都是一年，跟很多大客户签的一对一的理财合同， 一般也都是一年。如果只做价值判断，而不做趋势判断，那么明明是有价值的东西，可能被市场误解了，这一年你持有的股票可能不涨，还会跌，那么下一年就没有任何客户了，这是中国的国情。”
　　既然做任何事情都要符合中国国情，所以李振宁告诉投资者，“如果掌握中国国情，掌握自己的情况，我们就必须把索罗斯和巴菲特两个人的特点结合起来，既要用巴菲特的眼光去发现价值低估的股票，又要看到这个股票是不是能为市场所接受，是不是能够获得市场的共识。”
    在很多人眼里，巴菲特和索罗斯之间投资理念存在很大的矛盾，如果把两个人的投资理念结合起来使用，可能会产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后果。
　　李振宁不这么看。他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在他看来，虽然索罗斯很多地方是做宏观对冲、做期货、做货币，这些领域属于趋势判断，但在选择企业上，巴菲特和索罗斯选股的标准是一致的，这两人都是要用做企业的态度来选股票。
　　“如果选择的公司还无法上市，让你参股能不能参？如果能够、也有信心去参股，这个股票肯定能去长期投资。”李振宁说出了自己投资之道，“要用企业家的眼光来看待企业或上市公司的价值低估，实际上，索罗斯做多时也是这样做的。”

之二：区分价值投资和投机

　　价值投资、价值投机就像不同的方法论或世界观，之后衍生出价值投机、趋势投资、概念投资、主题投资……层出不穷的投资理论，一般投资者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即使是一些资深的投资者，也在其中被迷惑。
　　正因为如此，各种各类的行业中，投资和投机是最容易引发市场争议的问题，这里，李振宁将以他自己独特的视角，告诉你分析价值投资和价值投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在李振宁的理念里，投资实际上是科学加艺术，投资者不仅仅研究上市公司，还要研究人类的行为，这样才能算一个好的投资家。
　　很多人认为李振宁是价值投资的倡导者，其理由是他是一个坚定的做多者，这种做多在2005年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他多次撰文和讲演表示坚决看多中国市场。
　　但是，股市总有涨跌的时候，即使是长期看多市场，很多人也因为市场的短期波动而被震出市场。
　  这些行为可以从哲学上来解释，李振宁说，人其实并不像西方经济学讲得那么理性，而是天生都有贪婪和恐惧。这种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反映在证券市场更是明显， 所以证券市场的股票永远不是高估就是低估——当证券市场参与群体共同看好一个公司时，市场可能会提前透支公司未来10年的增长；同样的，一个公司被看坏 时，投资者会把不利因素放大。结果表现为，股市不是过分乐观就是过分悲观。
　　“这就是人性，集体无意识带来的非理性繁荣。”李振宁说，研究股市不单要研究上市公司的基本材料，如果都讲市盈率、市净率，那么简单的计算就可以了。正是因为股市是由人组成的场所，人类行为的弱点，往往会使股价波动与价值之间有相当的距离。
　　 不仅仅是股市波动，投资者会过分的悲观和乐观，对于多数个人投资者来说，情绪同样难以把握，“市场膨胀时如果太过理智，就赚不到大钱，但市场过度膨胀时不冷静，又可能抢高价被套。”
　　“如何把握好这个度？既需要丰富的经验，也需要良好的市场感觉。”李振宁说，“所以投资人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寻找价值低估的东西，也要看到市场的偏好，把价值与市场偏好结合起来。”
　　 李振宁认为市场中有关投资和炒作的说法存在一些错误。他回忆，在我国证券市场曾经出过一个规定，要求国营企业不能炒股票，但是可以投资股票。他认为这个提法就是错的。
　　 什么叫炒，什么叫投资？
　　 如果将持有股票半年以下定义为炒，半年以上定义为投资，道理好像不太充分。买股票肯定要设定价格，本来认为要涨30%，三天涨到了，我按期退出来了，这难道不是投资吗？非得涨到泡沫才退，那才是投资吗？本来想投机一把，上来跌个停板，结果两停板出不去，这是投资么？
　 　“我这个人，有时候股票3元买的，到20元还会拿着，但是我绝不希望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因为股市只有经过交易才能对价，每天市场有1000万股进、 1000万股出，这证明市场具有流动性，这样我才会踏实，因为买卖的股票也容易出去进来，如果大家都拿着不动，我会发慌，今天一看只有20万股成交，假如 我有100万股，就得卖5天，当然会感觉害怕。所以，投资和投机各有它的功能，而且从客观讲，操作时是没有办法区分的。”李振宁说。
　　 “其实老百姓买什么要风险自负，有些人买ST，可能买10个，9个不行，但也有可能，买一个也能30个涨停，那也够了。”李振宁说，只有投资风格多样化， 证券市场才健康，如果一个山林里面只有狮子、老虎，那么不仅会血流成河，狮子、老虎也就没有东西吃了。所以，市场就要多元化，政府更应该去管市场的规则。
　    就李振宁本身来讲，他虽然喜欢价值投资，但并不排斥价值投机的投资方式，他认为，存在即有理由，买股票是否恰好买到价值很难讲。
　　 “投资方法是一种综合的方法，每种方法都有独立的价值。”李振宁说，目前睿信投资基本思路就是以基本面分析为主，但也不放弃技术分析，因为技术分析有助于在投资时选择一些时点。

之三：考虑市场偏好和偏差　

     具体到投资个股上，李振宁除了考虑盈利能力、行业地位、竞争门槛等因素外，也会重点考虑市场偏好和偏差。下面以四川长虹为例，让我们看看李振宁如何在公允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操作。
　　 1995年，李振宁以7.5元的价格买入了100万股四川长虹，买的时候，他设定了三个目标价格：第一目标价为13元，第二个价格是27元，第三个价格是55元，最后长虹在两次10送6配3后的复权价格达到183元。
　　 “也许长虹的公允价格就是55元，如果你按数据来判断，就会错过120元的空间。”李振宁表示，“我买长虹时其市盈率为3倍，市盈率10倍可算做公允价值，但你如果买入就将承受70%的下跌，也很可怕。因为股市总是会过度反应，所以涨跌都有非理性的成分。”
　　  所以，投资者需要反常理来控制自己，具体做法就是“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寻找价值低估的东西，也要看到市场的偏好，并且把价值与市场偏好结合起来。”
　　  李振宁认为，对一些私募性质的投资公司而言，这个规则也适用，“选股很重要，选时也很重要。因为私募资金的期限都不是很长，客户也不允许资金管理者买的股票两年不涨，因此，在选中被低估的股票后，一定是在市场行将纠偏时再介入。”

第三篇：一些简单的赚钱规则

　　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李振宁的投资理念可能显得有点深奥。中小投资者由于资金限制，最想知道的就是：中国股市未来走向如何？如果去选择企业？如何去看待企业的市盈率？如何去把握趋势？如何去分散和集中？
　　李振宁把投资者分为两种类型，第一大类是被动的投资者，主要通过投资组合、模拟大盘走势来赚钱，很多指数基金投资者属于此类。
　　第二大类是主动型投资者，主动型投资者又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产业投资者，这类投资者资本实力雄厚，他们看重的是上市公司资源的价值、品牌价值、市场份额等，投资者通过收购兼并被收购对象，并改变公司管理层，使其原有的资源发挥效力。
　　第二类是财务投资者，这部分多是战略投资者，他们收购上市公司，会把上市公司整合后，然后以更高的价钱卖出。
　　第三类就是睿信这样的投资公司，没有产业资本的实力，也没有财务投资者那么大的资金量，但是这类公司有自己独特的眼光，可以先看到具有资源价值的公司，发现低估的东西。
　　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睿信的一些看似简单的投资道理非常有价值，如果你能坚守，一定会带来财富增值。下面我们节选李振宁的一些观点，希望给一般投资者以帮助。

之一：临界点，底的信号

　　什么时候进入市场？什么时候离开市场？这就是选时的概念，而这个概念经常被国内外的一些投资人士嗤之以鼻，但李振宁指出，他不仅仅注重趋势投资，而且能准确把握趋势扭转的临界点，如果看好趋势但临界点把握不好，投资者也会遭受较大的损失。
　　过去的经验证明，李振宁在大临界点上把握得十分准确，比如，他为什么在2005年前不投资A股，而2005年之后果断地进入市场。
　　“股市从某一瞬间讲都是永远不合理，”李振宁说，“股市从长期平均下来才合理！”
　 　这是因为，股票价值总是事后计算出来，所以投资者刚好买到合适价值是很难的，甚至做不到。而且，每一时期、每个市场可能都有不同的偏好，即使在美国这样 的成熟市场，1999年也因为偏好网络股而给出了很高的溢价，亏损的网络公司的股票也可以涨到几十美元，这导致纳斯达克指数从1000多点很快冲到 5000点，之后又很快从5000多点跌回1000多点。
　　“这些，你说合理吗？”李振宁反问，他认为，要更深刻地看这些问题，就要看泡沫经济背后在发生着什么。
　 　“表面上大家都在讲纳斯达克泡沫，但正是在纳斯达克从1000点涨到5000点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经济。纳斯达克的狂飙，一下把大量的社会资源集中到 网络经济，为美国在高科技行业方面的领先奠定了基础，让美国在生物制药和网络经济领先，这是个很伟大的事情。美国当年的汽车股上涨也是这样，几年内涨了55倍，所以就把美国汽车工业一下拉起来。”
    “所以，纳斯达克市盈率一度炒到80多倍，你能说不好吗？”李振宁再问。
　 　“是积极的！”他自己回答，股市就是把大量社会资源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来，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
　 　李振宁认为，人就是要有梦想，人们为了梦想愿意付出风险和代价，这就如买六合彩，人们明明知道多数的资金是为了搞福利，但是大家还是去抽。
　　 “市场配置资源就是这样，马克思也讲过，如果没有股票，美国到今天都没有铁路，因为当时谁也修不起铁路，一发股票，钱就集中起来，就把铁路修起来了，所以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但对于投资者来说，股价可能会有瞬间合理，往往这时候就是大的转折点。
　　 谈到这里，李振宁指出，在转折点把握上，应该承认索罗斯的高明之处！
　　“索罗斯就能看到每次大转折点的机会。1992年，索罗斯追击英镑，当时三国中央银行保卫英镑，结果还是没有守住，英镑还是贬值，索罗斯一晚上赚了10亿英镑。”
　　“为什么会这样呢？”李振宁又抛出一个问题。
　 　因为索罗斯看到当时英国经济不支持英镑在这样高的价位，看到了其经济基本面所出现的问题；同样的，就像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多人骂索罗斯，认为是他引起 的，但索罗斯认为不是这样，他认为是东南亚本身经济已经岌岌可危，制度内身有很多问题，而他的行为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索罗斯的高明在于他不仅具有判断大趋势、把握大趋势的能力，而且能从中找到为什么会发生转折和已经发生转折的信号！
　　 在股市中，这种转折的信号就是市场临界点，只要临界点被抓住，就能够抄到所谓的底。

之二：选择好企业　

    如何选择好股票，对于每个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件头疼的事情。而李振宁多年积累的经验可以告诉你，他选择股票的时候，有三条标准；但如果你要投资个 股，他又告诉你，首先应该注意行业，那么，如何找对行业？如何挖掘行业中的龙头？如何进行企业调研，避免选择股票中的瑕疵？如何看待企业的市盈率？

　　A. 选股的三条标准
　　李振宁自己选股有三条标准：一个叫价值低估，第二叫沟通顺畅，第三叫市场共识。
　　李振宁解释，第一，价值低估不是简单的市盈率、市净率，“每个上市公司都有当年预期的市盈率，对明年进行估值，但等估到了，各种报告一出来，股价也就到位了，基本也符合价值了，甚至高估了，这时候，你再投资意义不大。”
　　所以，李振宁比较倾向于从产业资本的角度去看待价值，“有资源、有潜力，挖掘这种潜力，这样会带给你超额收益。”
　　而沟通顺畅、市场共识就是投资之后向上市公司提出合理化建议，这样往往能推动上市公司业绩的提高、经营的改善，最终形成市场共识，提高投资企业的股价。
　　“用产业资本的眼光来观察那些拥有资源而被低估并具有潜在价值的公司，同时掌握市场的脉搏，在市场可能纠偏时介入，并推动这种共识的形成，就可以获得超常规的收益。”李振宁说。

　　Ｂ. 要看行业的周期
　　选择投资，首先还是对大行业进行判断，如果投资一个国家的股票，首先对整个国民经济做判断，然后对行业的基本属性进行判断。
　　李振宁举例，同样的钢铁行业，在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生命周期，有些行业在美国、欧洲、日本已经慢慢变成夕阳行业，而在中国，可能就是朝阳行业。
　 “我以前看好深中集，这家公司做海外集装箱集团，1985年以400万美金起步，主要是中国人管理。从行业周期上讲，集装箱行业最早是在丹麦、北欧那些 国家生产，后来转移到日本，之后又转移到韩国，后来又转移到中国。在其他国家可能属于夕阳行业，但现在其最大生产国就在中国了，所以集装箱行业在中国还是 朝阳产业。”
　　所以，投资首先要判断所投资的股票所属的行业在自己的国度里是处在上升周期还是下降周期，是朝阳还是夕阳。
　　再举个例子，90年代的四川长虹，当时我们国家刚刚开始普及彩电，彩电行业是朝阳行业，但是，这个行业是完全竞争的行业，周期比较短。很快，康佳、TCL全部做起来，然后彩电行业就陷入了过度竞争，最终就不行了。
　　所以，选择股票，首先要判断公司处于哪个阶段，不在好的行业阶段，再优秀的企业家去经营也没有用。
    再比如，倒退回七八年前，我国煤矿还是全行业亏损，当这个行业复苏时，判断很重要，以前看起来不值得投资行业这时候就具备投资的条件。
　 　而且，每个行业的现状在每个国家都可能不同，不是简单的周期问题，美、欧、日各个行业很成熟，体现了周期性。而中国很多东西以前没有，属于刚刚引进来的 朝阳产业阶段。再过一段时期，可能我们劳动力成本也上去，土地价格等各种资源价格都上去了，此行业就考虑往别处转移，此时这个行业可能变成夕阳行业了。

　　Ｃ. 找准垄断
　　在把握行业过程中，李振宁认为行业垄断和公司垄断十分重要，因为有垄断的东西往往比较稳定。
　　在任何市场上。行业垄断包括天然垄断和技术垄断，前者如一些铁路公司，后者如微软这类大公司。
　  拿深中集举例子，这个公司一直有好的港口，这些属于天然垄断资源，另外，这个公司管理团队也好。还有一类，管理团队有的是国营体制，不算太好，但是这些 公司占有的资源很好，这些资源属于天然垄断，只要把资源看好，如果这类公司体制方面有所改变，这个企业就会焕发出很强的潜力，而且这种公司往往一开始没有 得到社会共识，一旦被发掘后，再形成社会共识，就能获得超额利润。
　　 投资者除了关注企业垄断是否存在、是否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还要时刻关注这个垄断是否会被打破。
　 　因为垄断形成过程中，利润越来越高，但打破过程中，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而且，一旦行业垄断被打破，原有垄断企业会输得很惨，例如巴菲特当年买过美国航 空公司，就是看中它的垄断地位，他一直拿着股票，到后来美国一下开放六家航空公司，结果最差就是美国航空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吃垄断饭吃惯了，真正面临竞争 后，反而不行，巴菲特不得不卖掉其股票。

　　Ｄ. 共识决定股价
　　对于大多数投资者，如果不去想挖掘垄断型企业，那么，李振宁建议去投资行业里重要的龙头企业。他认为，带有龙头地位的企业，本身就有战略的价值。
　　但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及时地对企业做出龙头判断有些困难，因为很多企业一开始，很难判断它是不是行业龙头。
　　就此，李振宁的观点是：对于一些比较传统的行业，投资者能够比较直观地看到行业中的龙头股票。但是对于一些新兴的行业，如何发现行业中的龙头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一些新的能源行业，太阳能行业，投资者可能就看不到龙头。
　 　所以，对行业的判断力其实也有很多主观因素，这里你既是客观地选择这家企业，你认为它会成为龙头，也是在选择社会的共识，社会共同认为它会成为龙头。不 管后来它能不能成为龙头，可能过一段时间股价就会被体现，因为股市受情绪的影响，参与者直接决定了它的走向，这就是共识，共识决定了股价。

　　Ｅ. 重视调研
　　李振宁是比较注重调研的。但他调研的方法对一般投资者来说不具有借鉴意义。
　　“调查，一般要与总经理、董事长见到后才行，否则不行。”他说。
　　总的来讲，李振宁还是比较倾向于与公司做一些交流。有时候也不是李振宁主动找上市公司调查，很多时候是上市公司遇到难题，因为李振宁在业内比较资深，有社会影响力，他们就会主动找李振宁了解，比如企业要上市，要改制，也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经常跟一些公司领导谈话，一般情况下，与公司领导层一沟通，我心里就明白七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明白人，讲话的思路清晰不清晰，有没有一个好的盈利 模式，一谈就知道。有的公司管理者做什么都能做好，做政府官员也能做好，下海经商照样能做好；有的人头脑不清晰，做什么都不行。与管理层交流，基本上谈半 小时就很明白了，起码公司或企业当家人是怎么样，我心里就有数了。”
　　在调研中，投资者身份也会影响调研的成果，“很多公司找私募基金和 找公募基金的目的不一样，找公募基金是因为钱多，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一起谈一谈。调研也是多方面，当然还有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当年我 买长虹，是因为去调研看到长虹很多电视机出厂时间就两个月，我觉得周转率很好。”李振宁说。

　　Ｆ. 甄别企业发出的信息
　　在研究和调查上市公司时，最让一般投资者头疼的是上市信息，这时候就要学会与行业内其他公司做对比。
    李振宁记得，有一年很有意思，长虹业绩大幅下降，当时一年利润只有两三毛，康佳居然还有九毛多钱，他当时就判断，后者的业绩都是不真实的。“很简单，因为康佳公司搞了一个大增发，不得不把利润做高，当时我的判断是，下一年这个企业可能会一塌糊涂，事后果然如此。”

　　Ｇ. 区分真实价值与账面价值
　　如何区分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和账面价值，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是一项挑战。
　　以前中国很多上市公司不是每年都重估资产，但现在开始慢慢与国际接轨，使用新会计制度对交易性资产开始重估，但房产、地产还是按照过去的标准计算，因此实际的真实价值和账目价值就有偏差。
　 　对此，李振宁是这样分析的，“比如我们上海有些百货公司，像百联集团，它的账面资产可能是90年代的账面资产，可是南京路的房价早就高起来了，所以，百 联集团资产的增值部分没有反映到账面上，这里面就有巨大的投资价值，其中有很多隐性资产在里面。当然，因为国有体制，这些企业可能目前经营得不是太好，而 且过去都没有股权激励，业绩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资源潜力极大。”
　　以此类推，他认为，目前中国资源价值和本身企业的真实业绩的价值，是不匹配的，包括真实资产价值和账面资产价值也是不匹配的。
　　“有时候我们买股票是买整个团队，它做得好，不断依靠团队智慧扩展资产；还有一方面，我们买的是公司资产而不是团队。”李振宁说。
　　为什么2007年中期房地产股这么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源价格的案例。
　 　李振宁认为，房地产股走强的原因就是地产价格一直涨，市场看好它们的未来价值。“其实真正享受地产升值的不是房地产股，房地产也是加工业，高来高走低来 低走，真正享受房地产升值的是自己有大量通用物业的公司，这批公司将厂房、写字楼、公寓、别墅长期拿在手上，在通货膨胀的时代，流通性过剩的时代，房产价 值总是不断上涨。反过来，在通货紧缩时代就不能拿这些了，因为那时候公司要注重现金流。
　　就如上面说的百联集团，其房子在南京路上，本身有很大的价值，公司现在没有经营好，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公司现在经营不好，过一段时间，股权稀释后可能会被收购，这时候算的账就是南京路的资产、淮海路的资产。”
　　因此，李振宁认为，在通货膨胀的大趋势下，现在的商业地产、商业股，实际用了大量的商厦、地产，从地产含量角度讲是值钱的，还有那些手头有大量股权投资的公司，都是实实在在的价值。
　　李振宁就最喜欢做这些价值重估的事情，“比如股权分置套利，做这些往往获利最大，一些上市公司资源价值很好，但是激励机制不够，所以一旦发生了变化，可能带来的结果就非常好。”

　　H. 如何看待一次性收益
　　目前很多上市公司都有投资性收益，对此，很多投资者对其持有怀疑。许多人都认为，上市公司一次性投资收益不算公司收益，还有人认为目前上市公司中有很多交叉持股而导致收益不断增高的现象，其中有很多泡沫。
　　但是李振宁却不认同，“为什么不算收益？比如雅戈尔参与了中信证券和宁波商业银行等上市公司，中信证券涨到90元多了；雅戈尔还持有1.79亿股宁波商业银行的股权，宁波商业银行的股价也提高了。这给雅戈尔带来了近200亿可变现资产，怎么就不算公司收益？”
　　“雅戈尔这类公司也可以选择将200亿一次性变现，但是，这是一次性变现吗？200亿能做多少事啊。所以，这种收益不是一次性的。”
　 　“当然，大家可以说，如果一家上市公司集中到一个行业可以做到更精，但是如果这家上市公司三个行业都能做好，说明它的智商更高，体制更好。因为三个行业 做得好，肯定是因为有优秀的团队。比如雅戈尔，做房地产有房地产团队，做投资有投资团队，现在我们认为控股公司的价格应该打折扣，那么巴菲特呢？它的股票 投资是最灵活的！”
　　李振宁还用自己举例，比如他自己的公司就打算既做二级市场，又做PE。他认为，有的时候二级市场与PE也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有做PE的眼光，对于二级市场公司价值的判断也是有意义的。

　　J. 分析PE
　　2007年下半年，市盈率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在国内股市超过6000点时，目前国内市场平均市盈率超过70倍，很多优秀公司的市盈率超过100倍。这时，如何预测未来市场的市盈率，去把握市盈率投资中的机会呢?
  “目前的PE已经炒到2009年了，”李振宁说，“说按2005年50多倍，2007年可能40倍，2008年可能30倍，2009年20倍，但是往后预测实际是很难的，这都带有很大不确定性。”
　　虽然如此，李振宁认为，市盈率不能拘泥于国家之间的比较，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PE标准。
　 　对于目前市场经常用的国内市盈率与国际市盈率对比，比如与美国、中国香港、欧洲等国的市盈率作比较，李振宁的观点是：简单用PE跨国比较意义不是很大， 比如日本，PE从来就比较高，高速成长时期基本在70倍上下，差不多维持了10年。同样，欧洲三大指数，法国就高，到30多倍，英国则20倍，日本现在也 是30多倍。
　　各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性不同，PE标准不同。马克思研究认为，所谓PE跟利率有关，如果利率是5%，可能20倍的PE就比较合适，但是如果考虑到成长性，又会给不同的参数，因为各国成长性是不一样的，这就存在有很多差别
　　而且，市场之间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同样在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指数，因为只包含了较小的样本，PE比较低，但是纳斯达克就很高，所以这很难比较。
　　一些人简单拿我们国家的PE跟美国比，这是不可比的，似乎美国的标准，中国就不是标准，但美国因为证券市场强大了，所以它就制定标准。
　 　在这点上，李振宁从来不迷信，既不迷信洋教条，也不迷信书本，他说，没有绝对的标准。“在上世纪初，美国教授如果没有在欧洲留过学，回来就不被人家认 可，现在反过来，如果不在美国留学，就被认为水平不够。主要因为美国经济强大，是它在制定股票市场的标准，而在制定标准时不可避免把本国利益带进去。”
　 　而且，李振宁还认为，不同行业，市盈率应该不一样。PE这些都是短期指标，比如实销率、实现率等四个比率，但看企业不是简单地看比率。即使在国外，不同 行业所给的PE是完全不同。比如在美国，生物制药可能是50倍以上，看有些公司400倍都有，中国的生物制药到美国也是100倍的都有。
　　 最后，李振宁认为，对于不同的企业，发展阶段不一样，市盈率也会出现不同。“不同的行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PE也不同，因为企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是正好在朝阳阶段还是在往下走，给的PE都不同，这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