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中国期货分析师论坛暨场外衍生品论坛将于4月21日在杭州黄龙饭店召开。作为主论坛前的专场活动，由信达期货有限公司和敦和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承办的“王牌对王牌—金融及衍生品跨界精英交流会”4月20日下午在黄龙饭店珍珠厅拉开帷幕，以下为名家访谈环节文字整理。

主持人：原中国期货市场保证监控中心总经理 彭刚先生

嘉宾：

APEX新加坡亚太交易所创始人、CEO朱玉辰先生

敦和资管公司董事长  施建军先生

南华期货总经理  罗旭峰先生

信达期货总经理  陈冬华先生

精彩观点：

朱玉辰：

你离开中国以后再看中国期货业的发展，你会为中国期货业25年的发展，感到非常骄傲。

我们的市场是半个市场，还没有国际化。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把国际化完成了，我们的市场就是100分。

全球现在70亿人口，10亿在美洲、10亿在欧洲、10亿在非洲、40亿在亚洲。所以要从人口地缘经济学来看，世界密码就是1114。再过到2050年以后，世界密码将变成1125，就是全世界90亿人口的情况下，美洲、欧洲还是10亿，非洲会变20亿，亚洲会变50亿，所以全球金贸中心由西向东转移，这是大势。

亚太交易所的目标是做一个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版。

全球国际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很深刻的社会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带来了全球再分工。

全球化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但是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带来很多贫富差距拉大。

我们要坚定世界全球化，改革开放这个大潮浩浩荡荡，当然也要一定清醒地认识这个过程是曲折的，有进有退的。

浙江板块的期货公司为全国期货公司做了榜样，感谢这些奋斗者！

施建军：

中国在国际化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油期货从推出到最后的完善，我认为没有十年肯定下不来，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从金融来看，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发展等与国际成熟市场的差距还是很大。

讲到中国贸易战的问题，我推荐大家看《历史的惯性》，他讲的是中国相对地位的崛起和美国相对地位的衰落，在这里面无论是军事、文化、政治等等方面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对金融领域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期货和现货之间的界限太清楚，你是期货，它是现货，凭什么搞期货的交易所就不能搞现货的基础设施呢？

浙江有体制机制的优势，体制机制优势是第一位，没有体制机制的优势没有浙江的今天。

差异化竞争、错位竞争，才能找到各自的定位。

罗旭峰：

中国期货市场经过了第一代、第二代的发展，现在其实已经到了第三代，总体上来看，前面走过的路，法规、体系、人才基础等等各方面，我觉得都已经做的比较好了。

在品种的序列上，现在大众商品、原油都来了，但是有很多的金融产品是欠缺的。

私募机构在商品期货的投资、商品期货的运用方面，理解还是不够深入。

贸易战已经在商品的价格方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大门不会关上，中国日益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会持续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已经做好了拥抱全球化的准备。

从期货公司的角度，我们只有顺应这个潮流，顺应这个趋势，才能够获得发展的机遇或者说途径。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做一个期货人。

陈冬华：

我们大量的产业客户，真正进入期货行业的比例毕竟还少。

作为金融服务机构，特别是期货公司，从服务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的服务能力和实体企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市场无论是进口量还是贸易量都是最大的，从宏观来讲，我们中国的内需非常大，所以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以后，在市场上也摸爬滚打出一条方法，所以从历史的长河上看，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才，他不会仅仅看中金钱，钱多钱少只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在一个企业的工作也好，从事事业也好，情怀很重要。

期货行业，从去年、前年开始，这两年交易量、交易额是持续下滑。

中国的期货公司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风险管控能力应该是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但是面对贸易战这类的突发事件，这种事可能也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期货公司，首先要做到预研预判。

期货行业的发展是爬坡的过程，和对期货公司从业人员也一样，我觉得要有乐观的心态。我办公室只挂“笑”，笑对人生，一切都会好。

彭刚：今天在这儿聊聊天，因为这是4位名人，期货界的王牌大咖。今年是2018年，201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今年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习主席刚刚在博鳌宣布了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新举措，今年是我们前总理李鹏1988年提出要探索期货交易30周年，今年同时也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周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今年注定是不平凡也不平静的一年。

我们平常讲期货、衍生品，是经济金融的温度计，是晴雨表，全球境内外的经济金融的变化与我们期货的变化确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我们请了4位大咖来聊聊天，没有什么主题。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对他们做一个问卷的测试。请你们在半分钟之内用笔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我下面会把他们的一些观点分享给大家。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实际上期货市场的建立发展本身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座的都经历了期货市场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乱到治，从投机盛行到现在功能的逐步发挥、渐入佳境。在座的4位对这个事是最有发言权的，我问卷上的第一个问题，问的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情况，如果你用满分是10分来评，你给期货市场打几分？

我们来看看几位老总的回答。朱总给期货市场打了90分，打的很高，这属于优秀了。建军是打了80分。罗旭峰打的是70分。陈冬华也是打的70分。你们正好是有三个不同的分数，我想请你们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谈谈为什么打这些分。朱总，你现在是不是当了首席执行官了，为什么会打这么高？

朱玉辰：我为什么打高一点，第一，我感觉离开了期货市场才感觉期货发展的好，我到浦发银行回头再看，我们金融行业干了这么多年，每天碰到的问题、焦虑、困惑，但是到了浦发银行一看，对照起来感觉期货还真有我们的优点，真有我们的成就，我感觉能成为一个期货人而感到骄傲，这是我给高分的一个原因。

第二，就是你离开中国以后再看中国期货业的发展，你会为中国期货业25年的发展，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在新加坡这两年，大家对你是中国来的做期货的，都对你竖大拇指。你离开了国家，从境外在看中国的期货发展有一种自豪感，非常兴奋的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发展，所以我给的分很高。

但是为什么我又没有打满分呢？我感觉我们还差一步，就是我们的市场是半个市场，还没有国际化。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把国际化完成了，我们的市场就是100分。

彭刚：你觉得前面这几个理由是不是就是你要去新加坡搞一个交易所的理由？你的初衷是什么？

朱玉辰：建设“一带一路”，为大家打个前站。

彭刚：施总也打的很高？

施建军：朱总是我们期货市场的元老，我们在座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他的影响，他是协会会长，是我们的老大哥，现在又走出国门在新加坡搞交易所，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们说去美国搞一个期货公司就觉得很伟大，办个交易所是不敢想。

打80分，首先我觉得从差距来讲，我们还没有对外开放，对外开放还是走出第一步。中国在国际化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朱总走出了一步，但是总的和中国的货物贸易来说，我们这个的对外开放的速度是远远落后的。

第二，商品期货在全球来看，差距不大，但是从金融来看，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发展等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差距不是一天两天，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整个开放的政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我在想我们的差距，无论从监管、交易所、期货公司，还是投资者，我们有很多的优势，这20多年确实有很多的优势，但是总的来看，在体制机制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好多年轻人不是说你想干，是不让你干，在体制机制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当然这个差距也是相对的，不是说绝对的，从期货公司这个角度，FCM这个角度，现在全球来看，纯FCM来讲，中国经济真是排第一的，美国的纯FCM来讲，它的整个实力单个来比不一定比的过中国。打80分，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为这个市场做了一点事情，应该说这20多年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所以我打80分。

罗旭峰：我们在学校的分数，以前成绩都没有朱总、施总高，我们在学校里有70分就满足了，所以我打70分其实也是挺高的分。我是这样理解，第一，中国期货市场其实是经过了第一代、第二代的发展，现在其实已经到了第三代，总体上来看，应该说前面走过的路，基本上法规、体系、人才基础等等各方面，我觉得都已经做的比较好了。但是我们中国的期货市场毕竟是一个舶来品，是我们朱总之类的从海外直接拿进来的，因为中间缺乏很长的发展过程，它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连接程度不够。建军总一直在致力于把这两者嫁接起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可能需要一定的过程。

第二，我们在品种的序列上，现在大众商品、原油都来了，但是有很多的金融产品是欠缺的。包括我看今年各个交易所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品种，当然也有大品种，像大商所准备推的生猪，现在也是呼之欲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它永远离发展的完美有一个差距。

当然，投资者的教育和培育这块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还是需要继续努力，现在的话尽管我们在过去几年由于朱总当时推出了股指期货，培育出一大批私募机构，但是这些私募机构在商品期货的投资、商品期货的运用方面，理解还是不够深入的。所以我觉得这三点我扣30分。

陈冬华：我为什么打70分？应该说，中国期货市场从发展到现在，现在是对期货行业最好的一年，但是为什么不高？第一，我们大量的产业客户，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比例毕竟还少，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不管是机制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我觉得这可能是数据上的原因。第二，作为金融服务机构，特别是期货公司，从服务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的服务能力和实体企业对它的要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打70分。

彭刚：实际上我的理解，期货市场在美国1848年开始成立，到中国来建立这个市场，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形成价格，发现机制。我问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搞好期货市场，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什么出发，不要忘了我们当时的初衷是什么。现在这有加起来100年从业经历的4位，刚刚我们看出了他们对期货市场的浓浓深情，无论是朱总又回来创业，还是施建军总暂时离开了期货公司，但是他现在是客户，仍然没有完全离开，我建议大家用掌声向几位从业经历加起来超过100年的几位鼓掌致敬。

说到改革开放，现在当前的一件事恐怕是绕不过去，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我在问卷里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趋势，您认为A：全球化趋势不变，特朗普的贸易保护只是小插曲。B：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贸易保护主义将占上空。我想请在座的朋友，同意A的举手，同意B的举手。还是同意A的多，那么我揭晓在座4位的答案，他们的答案一致是A，就是全球化趋势不变，特朗普的贸易保护只是小插曲。但是不管是小插曲，未来会怎么样演变，我觉得对期货市场的影响都是有的。

那么，我想请罗总来谈谈，它可能对我们的期货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罗旭峰：首先，最近港币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香港政府、金融监管当局已经13次、14次出手，这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对价格的影响，就是我们的人民币，包括美元的汇率都出现了波动。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原油已经到了7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这种贸易战已经在商品的价格方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二，对于期货公司来讲，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我首先邀请我的境外子公司—横华国际要注意防控风险，后续这种故事可能还会继续发生，全球除了特朗普的保护以外，叙利亚的战争，地缘政治的变化影响，同样会引起货币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大幅度波动。我觉得从期货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有一点可能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从来就没有发现世界是越来越封闭的，它往往经过一定的曲折之后，仍然会朝着那个方向走。而且从中国加入WTO到现在，其实中国的快速增长就是在于我们加入WTO以后，我们习主席无论是在博鳌论坛上，还是在其他场合，他一直在表态，也就是说中国大门不会关上，中国日益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会持续推动全球化的进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以及我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种种的措施，我们认为至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已经做好了拥抱全球化的准备。从期货公司的角度，我们只有顺应这个潮流，顺应这个趋势，才能够获得发展的机遇或者说途径。

彭刚：谢谢罗总。朱总，我觉得您在这儿，大家都会特别关心一件事，因为您的身份，您的经历。您在大连当过总经理，在中金所当过总经理，现在又是APEX的CEO，你将来可能常常会面对到国内交易所的领导，原来的老同事、老部下，那您现在APEX交易所，将来您认为和国内的这四个期货交易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他们，您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朱玉辰：谢谢！刚才主持人说，我是属于命苦的人，就是一直在创业，不断地清零，也不断地又开始。我除了在浦发这三年以外，其实都在期货业。我第一个是1992年搞中国期货公司，后来扔掉去发展创业。大连我花了十年时间，我感觉小日子过的也还不错，也扔掉了。然后就去上海，去筹建中金所，后来又感觉要到银行去转一圈，这一回到海外去创业，下南洋去创业，我是命比较苦的，在我的场景中一直在装修房间、招聘人选、组织开业。所以我总结就是不断清零、不断开始的过程。

这次到新加坡去创办亚太交易所，主要目的也是两条：第一条，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用我的实践去建设“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来是在东南亚，是在印尼，是2013年10月份在印尼国会上提出的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在哈萨克斯坦。“一带一路”是目前中国推行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重大战略，从我近两年在新加坡的观察，我确实能够感觉中国“一带一路”对东南亚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有几个数字和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数字，世界密码叫1114，全球现在70亿人口，10亿在美洲、10亿在欧洲、10亿在非洲、40亿在亚洲。所以要从人口地缘经济学来看，世界密码就是1114。再过到2050年以后，世界密码将变成1125，就是全世界90亿人口的情况下，美洲、欧洲还是10亿，非洲会变20亿，亚洲会变50亿，所以全球金贸中心由西向东转移，这是大势。主要的消费地、主要的经济拉动、主要的人口、主要的经济活力在亚洲。亚洲当中再细分，其实是在东南亚，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泰国，看起来是中国15年前的场景，这一带的经济和中国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大多数的企业家是为华人为背景。现在目前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昆明修到泰国、缅甸、越南，从缅甸再修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全长3000多公里，如果时速300公里，大家从昆明坐着火车就到新加坡了。第二个数字，新加坡总人口250万人，地方非常狭小，相当于半个浦东。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去的大陆人，新移民100万人，这其中相当多数是高净值的。还有一个数字，每天我们直飞到新加坡的航班是100个航班，每天有一万人从中国大陆进出新加坡，去求学、修业、创业，所以能够感觉到中国这种能量也在向东南亚迅速地发展、迅速地向外面释放。东南亚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都是要搭乘中国这辆火车去发展，所以从那里感受“一带一路”，确实感觉习总书记的高瞻远瞩，这是地缘发展的一个大势。

建设“一带一路”，咱们主题叫基础设施建设，要发挥我们建公路、建铁路的能力，期货交易所是什么呢？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交易所是一个交易平台，所以我们建设“一带一路”，我们不仅仅是要修铁路、修公路，还要实现人力、物力、财力、贸易、金融的互联互通，这才叫“一带一路”。而建交易所的意义不亚于建修公路、铁路，目前亚太交易所在新加坡，但是我们的交易仓库在全球各个地方，这样和国内市场一组合，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市场。国内市场是人民币，是国内投资者，是一个到岸市场，亚太交易所的目标是做一个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版，我们是用国际规则、用中国的基本面来服务于中国进出口企业。因为在中国大家知道比较成功的期货交易所的品种，大部分是进口品种，所以即便在中国境内服务的不错，我们还有必要把这个擂台摆到外面去，去服务进出口的需要，服务我们在海外采购的需要，服务离岸市场的需要，这是一个出路。

第二个出路，我觉得和国内交易所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一个互补关系，不是竞争关系。我的任务是充当国内交易所走国际化的一个试验石，打个前战，因为很多金融创新都是在离岸发生的，本土市场往往监管的比较严格、环境比较复杂，所以美国当年也是一样，很多产品推不出来，后来在伦敦推出来，英国是充当了美国衍生品的一个试验石，成功以后移到国内来。现在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是走两条路，一条路像石油，还有5月4号大连搞的铁矿石，未来很多品种会请进来，请张总这样的到中国来交易，让他们参加国内市场，这条路一定是越走越宽的。但是这条路也有个问题，就是让国际投资者使用中国的规则和体系，他要吃中餐，他想吃中餐，但是他使用的是筷子。另外一个路子就是类似于我们做亚太交易所这样的尝试，走出去，利用新加坡的良好国际环境，直接用国际规则来做中国商品，来做为中国服务的商品，来做中国的基本面，把中国的能量延伸出来，虽然在新加坡，但是我们也是服务亚洲的交易所，服务中国的交易所。用这种方式来做，我觉得用成熟的国际规则来做中国基本面，以境外投资者为主的这么一种机制。

所以中国人到今天，应该有信心把我们办市场的能力，把我们管理风险的能力，也释放到国际市场去，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用两种方式、两种渠道实现这种金融期货规划。

彭刚：您能给大家透露一下，您什么时候正式开业吗？

朱玉辰：下个月底，欢迎大家去指教。这还算中国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建交易所，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压力，请各位多多支持。

彭刚：施建军总，刚才朱总谈到今年国内期货市场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原油期货，我们研究了很多年，盼了很多年，终于上市。铁矿石国际化5月4号也要开始了，那么从你的角度，你现在是一个大机构投资者，以你的角度看，我们现在原油这一个月的运行，你怎么来评价它的运行情况，和你对它的未来有着怎么样的期望？

施建军：原油总体来讲，交易量还不错，因为以前没有推出来的时候，我就讲原油期货在中国流动性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迪拜也去过，当时储总也去过，去了迪拜、伦敦，看到很多国际上大的油公司。当然，原油这个东西国内市场还是没有开放的，相对来说它的品种要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货市场本身在国内还有市场化，我们现在期货市场是市场化了，倒逼了你现货市场要市场化，所以说品种的成熟、法人客户的参与、主体的多样化、价格更加的理性或者说你这个价格效率更高，这可能有很长的路要走。像我们期货品种当中有很多品种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原油期货从推出到最后的完善，我认为没有十年肯定下不来，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彭刚：我们再看看我调查问卷的第三个题目，是：央行行长易纲前不久在博鳌举行的亚洲论坛宣布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人生险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到51%，三年后不再受限。对此您是怎么看的？A：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有本土优势，有助于提高行业水平。B：狼真的来了，与境外期货公司我们和他们比差距很大、挑战很大。在座的4位选的都是A，我想请陈冬华总来谈谈，你为什么觉得没有可怕的？

陈冬华：我们首先要自信。我觉得开放这个事，在中国来讲也不是第一次开放，就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4家公司当时已经批了，当时已经都进来了，所以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大家也都发展的很好，合作的也很愉快。从大的方向来讲没有什么好怕的。

第二，所谓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我们去欧洲、美洲都去过，你会发现文化差异还是确实很大，比如讲金融服务业做什么，我的理解最后是要让客户满意，让客户满意的前提是，我认为就是必须要了解客户的需求，真正有精准、针对性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在这方面我觉得本土有本土的优势，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客户。再说，中国市场无论在进口量还是贸易量都是最大的，如果从宏观上来讲，我们中国的内需是非常大，所以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以后，我们在市场上也摸爬滚打出一条方法，所以从历史的长河上看，没有什么好怕的。

彭刚：他们进来先把你最优秀的人双倍的薪水挖走，那时候你还会不怕吗？

陈冬华：这看怎么讲，实际上这两年出国潮，不管去美国也好，去加拿大等等也好，但是我发现一个趋势，我原来在深圳待了20年，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就已经出国了，但是现在陆陆续续有一批回来了，大家都怀着美好的愿望、理想出去的，但是最后发现人还是有文化差异。至于你说的人才竞争，我觉得这是个永远的话题，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才，他不会仅仅看中金钱，钱多钱少只是一个衡量的标准，但是也不是最重要的。在一个企业的工作也好，从事事业也好，情怀很重要，或者说你对企业的企业文化的认同度可能会更高，如果我们本土的企业文化确实不错，让大家有成就感，创造和谐文化，我觉得人不会因为薪水高就走。

彭刚：谢谢陈总精彩的回答！我们有自信是好事，我个人认为我们最最关键还是把自己的内功练好，把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强，让大家待遇也能够随时提升，那么我们在与全球一流的FCM竞争上，我们就不用怕。我非常祝愿你们能够在三年五年以后，我们再来看你今天的回答。谢谢你的回答。

刚才聊了这么多，我的三个问题是回答完了，但是最近我也在思考几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朱总，这个问题是想向您请教的。你们看，我们现在在贸易上和美国，特朗普是要搞封闭、搞贸易保守主义，我们现在是要对外开放，我们搞“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开放，这是在贸易上，一个封闭一个开放。但是在金融上，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我们行业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要去杠杆、要防风险、严监管、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而美国，我记得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就说，对金融的监管，我上台以后要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它是总结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然后针对这些大银行出台的一个法案，他说要废除，我觉得贸易和金融上的对照，我们两个国家正好是不太一样的。朱总，您发表一下您的高见，有什么想法。

朱玉辰：我感觉全球国际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很深刻的社会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带来了全球再分工。一个直观效果就是什么呢？跨国公司都可以，但是一般工业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受损失很大。简单这么讲，全球化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但是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带来很多贫富差距拉大。所以像美国打这种贸易战，还有一些国家也有一些极端的民主主义情绪，我们也要高度重视，这也是有很大的民意基础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也是有相当大的民众抵触的。我想全球化是一个趋势，但是它会相当的曲折，我觉得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是刚刚开始，我觉得是个很长期的过程，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有好的一面，有带着问题的一面。但是总书记讲靠封闭起来解决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它确实带有一种民众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坚定世界全球化，改革开放这个大潮浩浩荡荡，当然也要一定清醒地认识这个过程是曲折的，有进有退的。

彭刚：施建军总，您怎么看待？特别是我们这儿严监管，别人要放松。

施建军：这个可能和整个发展阶段有关系，你说金融监控也是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前两年全国金融风险，出了问题以后就收紧，过三五年可能又得放开了，所以这个度可能很难把握，监管和创新之间的尺度还是难以把握。刚才讲到中国贸易战的问题，我推荐大家看《历史的惯性》，他讲的什么意思？是中国相对地位的崛起和美国相对地位的衰落，在这里面无论是军事、文化、政治等等方面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对金融领域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讲国际，你想想我们是89年毕业的，那时候西方国家制裁多少年，那现在的环境下不确定性增加，有些行业可能是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行业，中国的技术要强大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反过来讲，我觉得我们国内生产力的解放，国内市场潜力的挖掘，我觉得这里面潜力还是很大的。

像朱总为什么能够去新加坡办交易所，因为新加坡的制度和这里就不一样，金融机构现在可以开放老外进来，中国一个自然人你看看去办一个交易所，他批都不批给你。但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就可以，当然也要符合它的规则，也要股东审核。在中国这方面的生产力解放，大了去了。再比方说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这个东西，西方引进来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和现货之间的界限太清楚，你是期货，它是现货，凭什么搞期货的交易所就不能搞现货的基础设施呢？如果这个能搞的话，中国的市场大了去了。你想中国每年交易所的利润几百亿，股票市场有个证券金融公司，期货公司每年给大家多少亿的钱。如果期货公司每年拿出100亿，搞商品现货市场的基础设施，把监管搞起来，那么每年的物流运营的效率、市场的效益能够提高多少。光这个东西，我们讲质量的提高，其中有一个是效率的变革，这里面就有做不完的事情。刚才朱总讲的亚洲有多少人，其中中国的人口就不得了，如果再把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市场就太大了。

外资进来，不是说怕不怕的问题，竞争总是要平等、公平，企业的竞争牵涉到方方面面，包括刚才讲到人的问题、法治环境的问题、税务的问题、体制机制的问题，那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里体制机制是很重要的，现在按照体制机制来管，什么都要管死的，效率不高。效率提不上去，我们说起来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里有三个变革，其中就是效率的变革，那么你怎么和人家比。在这里面，今年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要把这些东西好好准备起来，习总书记在浙江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八八战略”，第一条就是讲浙江有体制机制的优势，体制机制优势是第一位，没有体制机制的优势没有浙江的今天。因此，如何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公平的环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文不对题，就讲这些。

彭刚：陈总，你是信达期货的总经理，但是我们现在面对严监管、防风险的环境，因为金融系统的防风险是三大任务之一，那么从期货公司层面，你作为总经理，你认为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或者是调整自己公司的经营、风险防控等等方面。

陈冬华：你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完全听明白，你刚才讲不管是贸易战也好，还是开放也好，从微观讲，我倒可以讲讲。我觉得因为期货行业，从去年、前年开始，这两年交易量、交易额是持续下滑，今年开年实际上也不理想，今年开年有一个异常情况，二月份春节，春节回来以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回来正常了，但是今年春节以后回来行情仍然和低迷，交易量仍然很小，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有点放大呢？特朗普。特朗普出来了，贸易战要打了，当天成交量非常大。所以说贸易战如果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讲是好事，因为我们期货公司就是管理风险，既然是管理风险，贸易战带来的就是所有品种的波动力一定会加大，波动加大对期货公司而言，交易量上来了，收益也上来了。但是同时另外一条，我们确实可能在风险管理上，风险管理虽然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期货公司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风险管控能力应该是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但是面对贸易战这类的突发事件，并且这种事可能也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期货公司，首先要做到预研预判，在这种前提下怎么样防范连续性、突发性的大事件，如果像2008年那样，那大家都很被动，所以说预研预判是非常重要的。而正常的风险防控，我觉得国内的期货公司，这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彭刚：既是好事，但是同时又要注意在大行情波动当中，期货公司要控制好风险，投资者既要把握获益的机会，更要注重风险。我们前面谈了这么多，因为时间有限，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施建军总和罗旭峰总，这是一个关于经营管理的问题。因为我在行业这么多年，你们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看你们两个人的经营理念似乎不一样，虽然说都是业内的标杆公司，都搞的很好，业内传说施建军是把员工变成客户，亿万富翁不少，罗旭峰是把客户变成员工，这是我在行业听说的。我想请你们两位当事人来评价一下业内对你们的评价，同时你们认为哪一种更好，或者是给其他的公司说一说哪个更好。

在这之前，我请大家配合一下，支持把员工变成客户的，请举手。支持罗旭峰总的，把客户变成员工，举手。

施建军：这是一个大致的描述，就是说我们两个公司也好，个人也好，都是友好合作的伙伴，我们两个也是兄弟，所以经营理念不同，互补。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经营的理念，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那可能其他的市场间隙会留出一个很大的空间里，同样的目标客户那么竞争可能就会激烈。所以差异化竞争、错位竞争，才能找到各自的定位。

另外，相对来讲，我本事比较小，我经常讲我们一个企业就是一亩三分地，可能还不到，我们现在敦和就两栋房子，但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一亩三分地有时候适合于养花养草，要养苍天大树可能养不活，长的不好，那么就长到一亩三分地以外去，但怎么也长在祖国的土地上。我想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

另外，我们这个企业本身是国有体制，我倒不是说国有体制一定不好，但是某些方面你想干干不了，罗总那里民营机制相对比较灵活，所以每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定位，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自己走的道路。

罗旭峰：刚才彭刚会长提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我和施建军总两个人，施总以前是我的客户，后来成了永安的总经理。我以前是朱总的客户，所以你在职业生涯过程中会不断地变化，主要是根据你这家企业现在的发展阶段，然后你需要补充什么样的管理团队也好，还是增加怎么样的一种管理要素。刚才彭刚会长提的那个问题，我认为在中国的话，它其实是劳动力要素、生产资料当中非常重要的土地、资本这几块，在我们当年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土地资源是有的，钱是没有的，但是有的是人。但是在这个阶段下，我们改革开放把大量激活生产力，而现在又有钱又有人，这个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阶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企业发展的初期，可能我们没有管理团队，所以我拼命在看，包括现在坐着的严总等等全是客户，慢慢把他们变成我的管理团队。施总的话，鼓励员工去赚钱、发财变成大客户，永安就此变得更加伟大了。

彭刚：实际上从我来看，这是我观察到的现象，但是从结果上来看，都是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这说明一个什么？我们每个公司的领导应该要结合自己公司的特点，来差异化经营，要针对市场的不同阶段来制定自己的阶段性策略，这样无论是把员工变成客户，还是把客户变成员工，都会成功。我们希望永安、南华，我们所有的期货公司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点，做的越来越好。

时间差不多了，我也不记得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就是变化，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说2018年注定是不平凡不平静的一年，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情况，国际国内咱们都谈到了，请4位大咖从业这么长时间，以你们的经验、你们的阅历，给我们在座的听众、给期货公司，你们有什么样好的建议，用一句话。

朱玉辰：这么多年，我们期货市场公司应该说最亮的板块是一批期货公司做出来的，在150家期货公司里，有若干家出来，在这么一个残酷的竞争环境下能够成长的这么快，感到非常骄傲。这些公司下一步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打拼，相信他们也一定会赢，他们这些公司通过努力赢得整个行业的尊重，尤其是浙江板块的期货公司为全国期货公司做了榜样，感谢这些奋斗者！

施建军：我想扯的远一点。从全球来看，从商品这块来看，我是离开期货行业了。我有这样的心愿，就是浙江这个地方能否打造成为，应该说区域这块相对做的不错，全国看过去这种公司要集聚这么多的地方，杭州是其中一个，无论是上海、北京、深圳，全球来看无论是伦敦、休斯敦等这几个地方，我觉得杭州在慢慢形成这样一个规模的中心。但是这个中心的建设，我们中介机构、期货公司，包括交易所、投资者，在这里面要花很大的精力，就是有意识和没有意识是不一样的，如果中介机构有意识去培养、培育、服务这些机构，你围绕机构做各方面的服务，那么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什么意思？我们浙江人做股票、搞股票投资都跑上海、深圳去，私募机构里好多老板都在上海办公司，或者客户都到上海去，我们买私募产品现在说以股权为主的，都要买到外省去了，永安、敦和还稍微撑一下。但是商品期货来看，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好多会跑到杭州来，所以如果你们两位老兄把这些客户都留不住，中心建设不起来，全世界的人吸引不来，这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撑起来了以后，浙江通过3-5年的努力，有意识地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我们觉得分析师大会就大牛了。

罗旭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做一个期货人。

陈冬华：期货行业的发展是爬坡的过程，和对期货公司从业人员也一样，我觉得要有乐观的心态。我办公室只挂“笑”，笑对人生，一切都会好。

彭刚：中国期货市场从1990年10月12号，郑州粮食市场发开始，如果以期货标准化为标志，就是1991年6月10号，深圳有色金属开业，这差不多二十七八年的时间。这二十七八年刚才4位都经历了整个的过程，用一句诗来看，“山穷水尽无疑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多少次国内的期货市场都有可能被灭掉，但是由于我们业界大家的努力，在我们大咖的带领下都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现在已经渐入佳境，希望我们国家的期货市场将来会越来越好，在大家的努力下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也谢谢4位！今天的名家访谈时间结束，明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