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目前，中国粮食安全存在七大隐忧，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10年后中国将发生粮食危机，根本无法承受粮食安全引发的灾难。

一、城镇化加速粮食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2015年末，我国地级以上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73.3万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长11.6%。其中，建成区面积40941平方公里，增长13.3%。

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

从1994年至2016年，中国的城镇化人口从1.72亿人增加至7.9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21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9亿人，减少137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7.4%，比2012年提高4.8％。

与此相对的是，乡村人口已减少到6亿人。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63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达15个，而这一数字正在飞速增长。

在此过程中，大片良田被蚕食。2017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2220千公顷（16.83亿亩），比2016年减少815千公顷（1222万亩），下降0.7%。其中谷物播种面积92930千公顷（13.93亿亩），比2016年减少1464千公顷（2196万亩），下降1.6%。

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5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耕地面积20.25亿亩。从2015年实际保有的20.25亿亩到2030年的18.25亿亩底线，两者间尚有2亿亩耕地的空间。换言之，这15年间我国耕地数量被允许减少2亿亩。有的专家推算，早在2015年，中国就己经突破18.25亿亩耕地的红线。

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火热，伴随而来的是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开始大幅增长，这背后与中国耕地面积减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火热，伴随而来的是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开始大幅增长，这背后与中国耕地面积减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粮食缺口日趋严重

虽然从2003-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长，一边是粮食连续增产，一边是进口量不断攀升。

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1791万吨（12358亿斤），比2016年增加166万吨（33亿斤），增长0.3%。其中谷物产量56455万吨（11291亿斤），比2016年减少83万吨（17亿斤），减少0.1%。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粮食累计进口13062万吨，较上年增加13.9%，我国粮食进口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大豆累计进口9553万吨，稻米累计进口403万吨，小麦累计进口442万吨，玉米累计进口283万吨；2017年中国粮食累计出口280万吨，较2016年增加47.4%，其中大豆累计出口11万吨，稻米累计出口120万吨，玉米累计出口8.6万吨，进口和出口总量双双创新高。尽管2017年进口粮食总量已超过了一亿三千万吨，超过了我国2017年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而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上升到5.54亿吨，但粮食需求大约为7亿吨，有近2亿吨的缺口。

与此同时，中国的粮食价格也在不断增长，2009年至今小麦和大米的价格分别上涨59%和69%，粮价的上涨也进一步推高了食品价格。

越来越多的进口粮涌入中国，引发了业界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在《经济学人》最新公布的《2016世界粮食安全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在42位，西方国家占领了全球粮食安全系数排行榜第一梯队。大大领先于中国的，包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18位）和韩国（24位）。如今，中国的双脚已不可避免地踏上了海外粮食进口的疆土。

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粮食不够吃可以从外国进口，而且进口粮食价格比国内便宜”。

但我并不赞同这位官员的观点。因为，我国是个有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人平耕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丧失粮食自主权，依赖外国，必然会引发粮食危机，到那时恐怕外国会卡中国的脖子，有钱人家也不会卖给我们，我们不得不防啊！

三、粮食市场被外国控制

美国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是国际四大粮食跨国公司，根据英文名字首字母，人们将其简称为“ABCD”。四大粮商都是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粮商，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垄断性地控制在这四大粮商手中，只有他们可以定价。

这四大跨国粮商常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这些国际巨头凭借资本与经验的优势，已完成对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的绝对控制权。

目前，全球前10位的谷物出口国中，四大粮商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有9个。它们从种子、饲料、化肥这些最初环节直到产、供、销一条龙经营，在市场几乎每一个层面都占据绝对优势。

由于四大粮商在农产品领域都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一旦在目的国站稳脚跟，就利用资本优势迅速破坏该国原有的经营链条，使该国原有的粮食体系变为依附于四大粮商的一个环节。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路易·达孚就与中国有饲料和谷物贸易，并相当重视农产品期货买卖。从2006年开始，路易·达孚（北京）有限公司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玉米国内贸易的许可证后，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公开信息显示，路易达孚从中国出口玉米的业务持续增长，其在美国的棉花公司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棉花供应商。

嘉吉公司的对华贸易则始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目前，嘉吉与中国的年贸易额超过50亿美元。过去几年中，嘉吉是中国玉米最大的买家之一，并已在布局中国的化肥市场。嘉吉在华已经建立了全资的山东嘉吉化肥有限公司，以及合资的云南三环中化嘉吉化肥有限公司等。除了种植领域外，嘉吉在华的链条基本搭建完成。

“早期进入中国市场之时，四大粮商在中国市场并没有设立工厂，而是以设立办事处的形式，以贸易业务为主，同时对中国市场进行多方位研究。”艾格农业总经理黄德均表示，四大粮商正式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在四大粮商中，ADM在中国的布局更为巧妙。上世纪90年代初，ADM就与中粮共同做油脂业务，包括发展“福临门”品牌食用油。在1995年，ADM就在中国大连建立了独资子公司，随后在广州和成都等地拥有了其他业务的工厂。

从2000年开始，ADM开始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并通过参股的方式进行全面布局。ADM还收购了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一位国内粮食企业高管研究认为，跨国粮商投资我国大豆加工业是以销售外国内大豆为前提的。

ADM收购了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却取得了其70%的原料采购权。这说明跨国粮商并不想利用我国大豆加工企业来赚钱，更不想冒大豆加工业的风险，只是想通过参股来获得进口大豆的话语权，把我国大豆加工业作为变现国际贸易利润的一个环节。

进入中国市场较晚的邦吉，在全世界32个国家拥有450多个工厂，在四大粮商中，以注重从农场到终端的产业链完整性而著名。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研究认为，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资本渗透进农业，攫取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而得以在全球推销低价粮食。与此同时，各国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美国粮食巨头和美国国家政权结合而成的“粮食帝国”得以掌控全球的粮食主权。

2004年前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储备体系。县级储备粮库与其他三级粮库一起构成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承担着调节市场供求、平抑年际间粮食产量波动等多项重要任务。

自2004年后，因为逐步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基层粮库不再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完全自负盈亏。这使部分粮库生产经营艰难，负债沉重。此时，面对实力雄厚的外资粮商抛来的绣球，不少基层粮库认为那是解困良方。

“粮食系统改制后，粮库生存一直比较困难，地方粮库多年来资金紧张，无粮存储，与他们合作，能够利用他们的资金为粮库带来收入。”东北某县粮食局负责人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对跨国粮商非常欢迎，还会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出台相关优惠引资政策。”陆德认为，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引资力度，只顾眼前，缺乏警惕性，助推了外资粮食企业在中国的产业链战术布局，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展迅速，与此不无关系。

对于外资的图谋，中国并不是没有察觉。2009年初，海关总署就曾发出预警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在加强。”并点名指出“丰益国际斥巨资进驻东北，这是当前我国在粮食生产和出口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遗憾的是，外资在中国粮食主产区大肆收购国有粮库，布局全产业链战术时，却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2008年，益海粮油以极低的门槛收购了黑龙江富锦九粮库和黑龙江省绥化第四粮库，用于水稻加工和稻壳发电，以及依托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粮食精深加工。

不仅在东北，益海集团已经在全国各地与地方粮库合作，河北省南皮县、山东省武城县、嘉祥县、庆云县以及河北的孟村县等地的县粮食局直属国有粮库都和益海集团有合作。

在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跨国粮商对县级粮库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除了益海集团，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都通过类似途径，渗透到中国粮食流通市场的广大领域，进一步控制中国粮食市场。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外资正在加紧中国粮食领域全面布局，逐渐进入上游原料仓储、粮食加工、粮食销售各个领域。当国际粮商逐渐完全掌握中国粮食流通领域之后，将对中国粮食安全带来极大危害。”

有学者担忧地指出，跨国资本在中国粮食市场的布局远没有结束，一旦跨国资本控制大米和玉米等其他粮食，国人将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四、粮油定价权旁落

外资企业在中国大豆农业领域得手之后，反过来开始操控食用油定价权。

中国粮食话语权旁落，以大豆市场的教训最为惨痛。有数据显示，四大跨国粮商已经控制了中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及食用油供应，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跨国粮商参股控股了64家。它们凭借国际资本，已基本完成对上中下游的绝对控制权。食用油市场的众多响当当的品牌早已被跨国粮商收入囊中。

ADM在中国扩张的“标志性作品”，则被外界更多地指认为2000年其与新加坡丰益公司投资组建的中国最大的粮油集团——益海集团。尤其是2006年底，丰益国际以27亿美元收购了嘉里粮油，并与其在中国的子公司益海集团合并，成为规模更为庞大的益海嘉里集团。

美国ADM与新加坡丰益国际共同控制的益海嘉里，在国内食用油市场已经占有60%－70%的份额，金龙鱼、胡姬花、鲤鱼等食用油品牌同属益海嘉里所有。在合并的当年，就有媒体称益海嘉里掌握了国内油脂价格的控制权，成为中国食用油寡头。

跨国资本以高于国家保护价收购国产大豆，目的是对大豆产业的垄断。从全国的市场占有率来说，国产大豆只是一小部分，益海在国内转基因食用油市场占有率很大，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大豆产品的定价权。外资控制了大豆领域，大豆油价格便容易被操纵。

比如，2007年，在跨国粮商的操控下，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为此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却未见效果。2010年初，金龙鱼等主要品牌食用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涨价潮，售价几乎上涨了10%左右。

根据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的统计数据，中国油脂油料净进口总量已由2000年的461.4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2088.9万吨，10年间增长353%，并呈现不断加速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已由本世纪初的60%下降到目前的37%左右。

中国十大食用油加工企业中，年产量150万吨以上的有3家，即“益海”“嘉里”“中粮”，前两家企业同属一个集团，即丰益国际，系新加坡丰益集团与美国ADM共同投资组建的。“嘉里”拥有金龙鱼、胡姬花、花旗等食用油品牌，金龙鱼已成功控股38家企业，参股鲁花等加工企业，工厂遍布全国。而“中粮系”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贸易进口对象仍是美国ADM。

目前金龙鱼、福临门、鲁花三大食用油品牌占中国食用油70％以上市场份额，即“丰益嘉里系”独占中国食用油近50％市场份额。在外资形成原料买方垄断的同时，也垄断了产品定价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外资粮食企业到中国来，对中国的粮食市场的发育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外资一旦在中国的粮食市场中起主导作用，国内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问题。

2005年，丰益国际就与黑龙江佳木斯市政府签订了兴建益海粮油综合加工项目，益海（佳木斯）粮油公司负责丰益国际东北业务开展，涉足水稻、大豆、玉米等系列深加工。益海粮油在佳木斯市的水稻生产基地，生产“香满园”“金元宝”“香宴”“鲤鱼”“金龙鱼”5个品牌，30多种规格的大米品牌产品。

2010年3月份，中国市场玉米价格开始逐渐上扬，官方为控制玉米价格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中粮集团14年来首次大规模进口转基因玉米，业内人士担忧，中国的玉米产业可能遭到外资控制。

玉米是养殖行业中的主要原料，一旦其被外资控制，中国的养殖业就要受制于外资，猪、鸡、鸭肉类价格可能也要看外资的脸色。

五、粮食种子受制于人

现在农民手中已经很少有可以自然留种的种子了。以前种子都是在各家各户的农民手中，农民年年留种，这家没有那家有，是安全的。

现在不是了，都是年年去种子公司购买，种子公司购买的种子只能够种一季，是不能够留种的，否则长出来的是草。因为这都是推广种植转基因食品造成的恶果。据报导，我们国家的种业公司一半以上都被控制在外资手里。

以益海（佳木斯）粮油公司为例，近十年来不断扩大对中国种业的市场布局和控制。目前，益海种业已经在河北、安徽、新疆、吉林、北京、黑龙江成立了6个省级公司。

据了解，外资企业已在中国审定了玉米品种84个，尽管外资玉米品种所占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但在近几年里，一些外资玉米品种在中国的推广速度却很快。美国孟山都公司在广西推广种植了1000多万亩玉米，相当于玉米大省黑龙江种植面积的1/5。

粮食种子都控制在别人手里，进口也由他们来进，这两条一卡死，中国很危险。中国是个拥有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再这么下去什么都失守了。

六、务农人员不断减少，耕地荒废严重

2004-2015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呈直线上升，10年来增长48%，再加上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中国农民工总数维持在2.7亿人左右。

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放弃农业生产，把土地留给家中的妇女或者老人耕种，直接造成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空洞化和农村破产化，也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再加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农田水利基建滞后，使得种地成本增加，抗风险能力较弱，农民无利可图。

而在脱离农业的人口中有近1/4没有在农业生产中投入过多时间，一代农村居民在脱离土地，他们的子女（尤以80后、90后为主）读过大学后留在城市，更成为普遍现象，家乡的土地逐渐被遗忘。

农民到城市务工，承受着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却没能享受到市民该有的福利。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农村居民到城市来就业和生活，每天直接和间接消费的粮食将会增加20%。一正一反，加剧了粮食供需的不平衡。

这不能责怪于农民。农民也是投资者，他们可能对收益率没有概念，但对务工和务农的收入有着直观的对比，在城市务工每月可拿3000-4000元的工资，收益远大于务农，这也是他们在权衡之后做出的合理行为。

有人会说，机械化和大农场模式可能才是出路。但是，中国农村有很多梯田，眼下极度分散的耕地不适合机械化和大农场模式。大量撂荒的耕地，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出明确的信号，只有政府投资对农田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小田改大田，并通过土地承包的方式发展现代化的农场，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

七、污染危害加剧，食品安全形势严峻

1、土壤污染严重

长三角地区至少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据调查南京郊区有30%的土地遭受到污染。浙江省17.97%的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重金属污染。

华南地区部分城市有50%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有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其中10%属严重超标。华南地区主要存在铜、砷、锌、镍、铅、镉、汞等重金属污染。

东北地区存在着严重的Pb，Hg，Cd，As，Cr污染，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的污水灌区、旧工业区及城市郊区。

西部地区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属汞、镉、砷、铜、铅、铬、锌、镍等，其中云南，四川，甘肃白银市市、内蒙古河套地区污染较严重。云南地区单个元素超标率在30%以上的达到37个县，而在河套地区共有近30万人受砷中毒威胁。

2、治理难度大

一是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一般都比较直观，通过感官就能察觉，而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甚至人畜健康的影响研究才能确定。土壤污染从产生到发现危害通常时间较长。

二是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与大气和水体相比污染物更难在土壤中迁移、扩散和稀释，因此污染物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

三是土壤污染具有不均匀性，由于土壤性质差异较大，而且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慢，导致土壤中污染物分布不均匀，空间变异性较大。

四是土壤污染具有难可逆性，由于重金属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另外土壤中的许多有机污染物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

五是农田土壤酸化严重。农田土壤酸化增强了土壤重金属活性及其迁移和扩散能力，减弱了土壤—植物系统重金属迁移屏障，加剧了重金属污染的危害。Blake和Goulding在英国洛桑试验站的研究指出，强酸性土壤（pH=4）在100年中活化了近60%~90%的土壤总镉。Römkens等对台湾土壤—水稻系统3198个样品重金属含量的调查显示，大部分Cd含量超标稻米产自土壤Cd含量不高却严重酸化区域。我们对湖南省某地的调查也显示在土壤pH＜5.5的菜地和水稻田中，蔬菜和稻米Cd含量超标率分别为7.8%和89.4%；而在土壤pH＞6的菜地和水稻田中，蔬菜和稻米Cd含量显著降低至1.3%和32%。

因此，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则很难恢复，总体来说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

3、环境污染惊人

地下水不能喝。农村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今年已成普遍现象。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村里也都有井水。现在河水、井水都不能喝了，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沿河工业造成河水严重污染；农民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导致地下水也不能喝了。

害虫越杀越多。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使用农药四五次属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高达20多次。现在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农民每年将成吨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垃圾包围农村。如今农村各种垃圾严重增多：农田地膜残留物；各种农药、化肥、食品包装物；各种塑料袋和生活垃圾。这样的生态环境，能生产出让人放心的粮食？

中国市场上的食物看起来还很丰富。但哪里来的？内行人都清楚，这不是自然生长的食物，是激素催大催长的食物。喂猪，正常喂养要一年，而市场上供应的基本上都是三个月长大的激素猪；喂鸡正常要半年，现在市场上的鸡肉几乎都是28天长大的激素鸡。还有我们吃的蔬菜，也要靠激素化肥催大。这样的东西毫无疑问，是对身体有害的，现在，中国癌症患者数量惊人，这与土壤和环境污染严重有着直接关系。

民以食为天，国有粮才安！在此，笔者呼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并采取切实可行措施确保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