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883年出身于一个剑桥教师家庭，父亲是剑桥教授和行政官员，是当时最大的经济学权威马歇尔的好友；母亲曾做过剑桥市长。他长大后进入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中学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最牛的学院国王学院，并成为聚集了罗素等精英人才的布鲁斯贝利俱乐部的一员。
    亚历克•埃灵厄在所著的《投资的艺术》一书中，把凯恩斯的投资生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5～1919年，在这个阶段，与布鲁斯贝利的其他成员相比，他并不算富裕，主要是依靠工资进行小额投资。第二阶段，也就是1919年离开财政部，担任剑桥皇家学院的财务总监及一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之后，他的投资活动开始大幅增加。
    1919年秋季，相对于增长稳健的美国，欧洲经济普遍进入一轮物价上涨周期。凯恩斯观察到，英国物价的增速快于美国，根据其理论，他相信，英镑对美元会逐步贬值；同时，欧洲大陆法、德、意三国的通胀又高于英国，英镑将会相对升值。于是，凯恩斯做多美元，而做空法郎、马克和里拉。几个月后，形势果然朝着他判断的方向发展，于是凯恩斯与人组建合伙公司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不料没到1年，大陆货币纷纷出现逆转，与他的预测出现相反走势。1920年４、５月间，凯恩斯自己损失了13125英镑，他任顾问的辛迪加也损失了8498英镑。经纪公司要求他支付7000英镑保证金，他只有从一个仰慕者那里借来了5000英镑，又预支了1500英镑稿酬，才得以付清。凯恩斯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破产了。
    不过，幸亏朋友们对他比较信任，继续借钱给他。度过难关后，到1922年，英镑对大陆货币大幅升值，凯恩斯还清了债务并小赚了一把。
    可以发现，此时凯恩斯的投资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投机，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赌客，而这种观念可能深受布鲁斯贝利俱乐部的影响。事实证明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成功，从1922～1929年，7年中他的投资收益率有5年低于《银行家》杂志指数。
    这样的结果可能源自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自身经济知识的过分自信，1926年一位瑞士银行家向他表达对未来的担忧时，凯恩斯说：“我们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进一步的股价下跌了”，甚至到了1928年末，他还写文章预测华尔街不会出现衰退。当然，这比当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雪的预测要幸运得多。费雪在大崩盘两周前还说“股价看来永久地达到了较高的稳定水平。”尽管如此，凯恩斯在1929大崩盘中还是遭受了巨大损失，净资产失去3/4。
    不过凯恩斯似乎从这场资本主义世界大灾难中汲取了教训，他逐步承认自己过去投资交易的错误，表示“在这个领域里，胜利、安全和成功从来只是属于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如果你发现有人同意你的看法，那么你就该改变自己的主意。当我能够说服我的保险公司的董事会去买某只股票时，按照我的经验，这就是该卖掉这只股票的时候了。”
    1932年，凯恩斯带着2万余英镑的本钱又进入了华尔街。4年后，他的净资产又超过了50万英镑，而同期华尔街股价仅仅翻了约3倍。
    正是在这个时期，凯恩斯形成了后来流传于世的“大傻瓜游戏”理论或“选美比赛”理论，这些论述出现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第12章第五节：
    “智力的争斗，在于预测几个月之后按成规所能确定的股票市价，而不是预测在未来好几年中的投资收益。甚至这种争斗也不需要为职业投资者提供什么好处，他们相互之间就可以玩起来。参加者也不需要真正相信，墨守成规从长远来看有什么合理的依据。从事职业投资好像是在玩一种‘叫停’的游戏，一种‘传物’的游戏，一种‘占位’的游戏，总而言之，犹如一种供消遣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胜利属于不过早或过晚‘叫停’的人，属于在一次游戏结束前能把东西传给相邻者的人，或者在音乐停止前能占有座位的人。这些游戏可以玩得津津有味、高高兴兴，虽然每个参加游戏的人都知道，东西总是传来传去，而在音乐停止时，总会有人没来得及把东西传出去，也总会有人没有得到座位。”
    “或者我们换一种比喻，职业投资者的投资好比报纸上的选美竞赛，在竞赛中，参与者要从100张照片中选出最漂亮的6张，所选出的6张照片最接近于全部参与者共同选出的6张照片的人就是获奖者。由此可见，每一个参与者所要挑选的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是最漂亮的人，而是他设想的其他参与者所要挑选的人。所有的参与者都会以同样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致使挑选并不是根据个人的判断力来选出最漂亮的人，甚至也不是根据真正的平均的判断力来选出最漂亮的人，而是运用我们的智力推测一般人认为最漂亮的人。”
    不过好景不长，在自1937年春季开始的大衰退中，凯恩斯遭到了巨大损失，他的净资产从50万英镑缩水到18万英镑，而他主导的国王学院、国民保险公司等机构也遭受惨重损失。经周围的朋友建议，考虑到如果再次破产会影响他作为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声誉，他决定彻底退出市场。特别是，1930年代末的凯恩斯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股市的持续下跌已经使他难以忍受，而股市短暂的复苏与紧接的崩盘更使他脆弱的心脏承受不起。他的私人医生在1937年11月的治疗日志中写道：“股市暴跌对健康是致命的打击”。
    不过，这次凯恩斯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了：“我投资的中心原则是采取与多数人意见相反的原则。理由是，如果每个人都认同某个项目的优势，那么，其价格一定很高，因此没有吸引力。现在很明显，我不能两方面兼顾——即要大多数人同意我的投资观点。所以，按照其他有关人员对此没有足够的信心让我去投资，事情的实质就成了我必须从这个不平等的战场中退下来。”

股市交易并非智力比拼
    3年前，曾经因准确预测纳斯达克股市崩盘的著名金融学家罗伯特•希勒带着他出版的新书来华讲学，在一个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当面请教“为何经济学家预测股市总是不太准确”时，希勒给了如下回答：
    “当一群知识分子凑在一起讨论,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个集体，解决这个问题时，智力水平绝不是关键因素，当你把相应的专业人士聚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没有力量对抗众多学者一致得出的结论。通常一个学术机构有了一个理念，并对之加以证明，然后一个学者对这种主流观点质疑时，将变得十分困难。”
    确实如此。股市交易比拼的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力，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在1980年代涉身股市，开咨询公司给人提供投资建议，结果输得连水电费都付不起；保罗•萨缪尔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曾在期货市场搏击，结果屡屡失手，金盆洗手前忿忿地对朋友说，期货市场投机过盛，“被数百只大猩猩搞得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