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生自杀了。

警察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是他自杀后的第五天。楼宇管理员因为邻居投诉，上门查看垃圾整理问题，发现无人应答恶臭盈门，这才报警。

警察找来房东破门而入时，除了地上一个烧的比较干净的炭火盆，四面门窗都用毛巾和胶带封紧。现场没有找到遗书，但在黎生的上衣口袋里，却找到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和一个银行告知单。

告知单上，银行简单通知黎生，因为房贷抵押价值不足，请他在一周内向银行补缴330万现金，不然银行就要收房拍卖，弥补房贷亏空。

警察依据这一告知单，将黎生的死定性为烧炭自杀。

黎生的自杀案例，最终成为引发2003年7月1日香港街头大游行的32个自杀案例之一。颇为讽刺的是，黎生的自杀，却被当作砝码来攻击他服务超过20年的东方海外船公司掌门家族——董氏家族的长子，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

负资产者

像黎生一样因为房价而悲剧的人们，在香港有个统一的名字，叫做“负资产者”。

2000年的香港，同情“负资产者”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几乎所有的政治团体，几乎任何一个民意“立法会”议员，一开口就是要解决负资产问题。

1997至2003年，香港楼市最低潮时，催生了超过10万名“负资产”人群。按照彼时香港240万套房产计算，“负资产”者占总购房人口的5%。

在房地产市场，要形成“负资产”其实殊为不易。首先你要在市场最狂热的时候冲进去，而且要买被“严重高估”的楼盘；其次你首付要足够低，香港房贷允许“二按”，即首付最低只有5%，银行贷款可到房款的95%。

什么样的人，会在“最狂热的时候，用最小的首付买入一手‘严重高估’的楼盘”？一般只有二种答案：重度投机者，或者受人蛊惑的菜鸟。

1997年的香港楼市，为这两类人提供了充分的沃土。那个疯狂的年代，裹挟着像黎生这样的10万多人，一路走入无底的深渊。

全民疯狂

1997年年初，黎生春风得意。太太刚给他生了个儿子，作为董氏家族企业东方海外的员工，开了15年的集装箱卡车的他即将升职。人事部刚找黎生谈完话，他将被调到香港MTL码头，统管150余位集卡司机。

升职加薪，儿子出生，黎生觉得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还跟父母住在一起。一间45平米的“公屋”，似乎已无法承接黎生即将腾飞的人生。

彼时，香港楼市的热度，只有泡沫危机爆发前的日本楼市可以匹敌。

这波楼市的高潮，始于1995年。

临近回归，英资陷入恐慌性抛盘。1995年，怡和、置地、太古、嘉道理，代表英资的四大资本家族，大规模抛出手中核心资产，换成现金渡海西游。

这些地产不愁下家。香港本土的地产企业或其他资本承接了其中的部分资产，包括一些“红筹股”背景或者国企背景的内地在港企业也参与了接盘行动。

港英地产大笔的易手，产生了市场整体浮躁情绪。随着香港回归临近，房市场开始出现狂热局面。当时，香港人炒房甚至打出“大陆一定会接盘”的口号。

1997年的香港，打开任何一家电视台的楼市评论节目，都能听到这句话。这句话也给了炒房者无穷的信心。

“1997年在香港，不买房子就是傻子。”为了进一步煽动情绪，甚至有谣言称，中央发文要求，各个省要在香港给省级干部置办房产，这些谣言在九铁沿线，催生出一幢幢“省长楼”联排别墅。而买到这些别墅的人，拼命捂盘，到最后黯然割肉出场者不计其数。

当时，香港邻里谈论最多的，不是工作，也不是生活，而是哪里又开盘“放楼花”，哪里规划了新楼盘等等。

而让众人蠢蠢欲动的是，身边确实有很多人头一天刚买楼花（期房，最低10%定金），第二天转手就挣了20万。

惊人的利益促使着一批又一批炒客投身其中，新楼盘需要通过摇号才能确定“楼花”的归属，甚至出现豪客雇直升机看楼的情形。

主流舆论一致看好香港楼市，认为一片火热的楼市，是新一轮的香港“全民造富”运动。

这样的大背景下，黎生也心动了。1997年5月的一天，他跟太太一起，轮流排了一夜的队，终于摇上了位于深水湾、一个面积927尺（103平米）的住宅。在签约并缴纳10%定金后，黎生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物业，全家为此兴奋不已。

打鸡血的开发商

陈晓蓉是当天开发商负责摇号办手续的文员。黎生自杀后，她曾到警局接受调查。据她回忆，当时的黎生如此急迫，“就好像今天买不到房子就是世界末日了”。

实际上，陈晓蓉觉得自己也很疯狂，“公司上下都是一种疯狂到极致的氛围，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

1997年的香港地产公司，没有人在24点前下班。每次开盘，售楼小姐都会提前打电话通知关系好的客户，有的客户为了跟售楼小姐搞好关系、走后门，请她们吃饭，甚至送价值十几万港币的项链做礼品，陈晓蓉也接到过。

“一开始还吓一跳，后来也习以为常。毕竟客户觉得很值，因为跟我们搞好关系，我们会在开盘前提前通知客户，他们能第一时间入场买盘赚钱。”

那样的环境下，香港的开发商只要能拍到地，都可以闭眼赚钱。但真正能拿到地的开发商，少之又少。有经济评论员认为：香港特区政府的土地政策，是房价波动的幕后黑手。这个说法非常有市场。

香港住房特点就是小，300平方英尺，相当于30平米的房子就算是不错的户型。10平米的迷你房，是香港公寓市场的主流。但实际上，香港1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仅有23.6%是已发展土地，从绝对值看来，香港不缺住宅土地发展空间。

香港的土地政策很奇葩。港英政府时期，香港土地属于女王，不能出售，更不能私有。为了发展经济，港英政府出台相关法律，规定政府可以向土地使用人出让土地使用权。全港除了位于深水埔的一个教堂是土地无限期使用权的，其余的都有使用时限。只不过公用土地，含医院、教育等，政府是免费或者低价出让使用权。而住宅用地，会直接挂牌拍卖，价高者得。

后来到中英谈判期间，中国政府怕港英当局突击将土地转让，特在中英声明中规定，每年港英政府只能拍卖50倾土地，超过部分必须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这给1995-1997年的香港楼市又添了一把火。

据黎生的前妻回忆，他们去现场的时候，售楼小姐一再表示，这是本年度最后一块开盘的地块，虽说以前是“烂泥塘”，但也是价值洼地，买了就有得赚。

就在售楼小姐介绍的时候，第一栋楼的楼花已经销售一空，他们赶忙抢了第二栋楼12层的一个单元。

但谁知道，就是这个位于“烂泥塘”的新晋“CEO盘”，彻底毁了这个家。

服务超好的银行

香港的房屋贷款非常方便、便捷。据黎生前妻回忆，签约时，售房现场有近10家银行入驻，有的甚至提供“二按”，就是对于楼房首付款再进行贷款。

为了取悦客户，每家银行都提供其他增值服务，例如渣打银行提供房屋出售的代办手续服务；美林银行提供二手房交易服务等。最后，他们选择了一家中小银行，因为这家银行为了抢客户，提出可以给客户提供价值20万的装修无息贷款，只要在3年内还清就行。

因为“二按”，这套价值722万房子，黎生连税费加一起，总共花了不到80万，其余的667.8万都来自银行。

在他们订房后的一周内，该楼盘宣告售罄。一个月后，楼盘的房价坐地上涨15%。

一切完美，看着电视里的财经评论节目，黎生觉得自己大赚特赚。

戳破的泡沫

1997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随着国际炒家三度阻击港币，为了维护香港经济基础联系汇率制度，新成立的特别行政区政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之后，连续不断的坏消息传来，先是美股暴跌，后是2003年的SARS……接连的暴击之下，香港楼市像坐了过山车一跃直下。

到2003年，在连续6年的经济低潮后市民对香港楼市彻底失去信心。

黎生买的楼盘开始暴跌，较1997年的高位下跌约70%。“当时03年的新楼盘，每平方尺的价格也只有2000—5000港元，我们买的那个面积，总价在200万左右就能拿下来，房价就不是腰斩了，这是跳楼啊。”谈及此，黎生的前妻泪飞如雨。“我们从银行贷款600多万，每个月要还近2万，现在房子低于抵押值，我们就变成‘负资产者’。”

和黎生一样群体大有人在，“负资产者”多达10万人，绝大多数通过买房入场，最后折戟沉沙。

庞大的还款压力，令该群体寝食难安。很多人每天战战兢兢，生怕收到公司的离职补偿“大信封”——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香港大部分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很多公司的部门主管，每个季度都要上交一份名单，配合人事部门裁员。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车队主管黎生，在2003年11月收到了人事部门发来的离职信和补偿金，正式结束了在东方海外超过20年的工作生涯。

走出码头，黎生万念俱灰，只觉得天都塌了。

更加可怕的事情还在继续。由于房产的抵押价值已经低于未偿还贷款总额，银行开始向不少业主callloan（要求借款人提前部分还款），黎生也接到了电话。

“银行让我们补缴330万现金或者抵押，我们没有钱，黎生还刚离职，于是银行就把房子收走了，进行了拍卖，之后我们还欠银行200多万。当然，这是在黎生自杀后的事情。”前妻说。

因为长期处于“负资产者”行列，黎生在单位忍气吞声，绝不敢丢掉工作，但最终被裁。太太忍受不了压力，选择离婚。没多久，他又接到银行通知，要求补缴330万的差值，不然就收房拍卖。

接连不断的压力，令黎生彻底崩溃。

罗生门众生相

黎生解脱不久后，围绕“负资产者”，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时任特首董建华提出“85计划”，即每年建设85000套公屋，低价提供香港中低收入人群，争取5年解决70%市民的住房问题；另一是一批民意代表，以包含黎生自杀在内的32个“负资产者”自杀案例，向特区政府施压，举办了超过5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

董建华曾希望利用政府手中的土地资源，一举解决香港房价问题。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香港主流民意、尤其是“有房者”们的集体抵触。

特区政府计划每年投放香港存量房产50%的房源低价入市，而评论普遍认为，这个政策将成为压垮香港房价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的香港中产阶级，已经是房价暴跌的受害者，一旦计划实施，房价会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雪崩式下跌。这样的社会怨气，成功为香港泛民议员所有左右，这才有了2003年的香港“50万人大游行”。

深陷泥潭的中产阶级，是香港价值观的核心体现者，也是社会舆论的主体。因此，特区政府不得不取消安居房计划，甚至还连续几年不出让新土地，藉此拯救房价。

当董建华站在中环办公楼顶，看着游行的人群时，他内心或许会冒出四个字：饮鸩止渴。

高企的房价摧毁了一批人，而正是因为被摧毁的这批人“自我保护”的意志，降低房价的政策无法展开，香港楼市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循环。

自那以后，特区政府再没有提出任何大型公屋居住计划，反而都在为房价站台。大部分港府高官，都在接受采访时不遗余力劝说大家买房。

围绕土地，香港投资家族们与特区政府，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博弈。而这一切，已与黎生无关。

他的含恨离去，仅仅成为泛民议员引导舆论的数字和案例。在付出了终生积蓄、偿还数年贷款后，他不仅失去了房产，还被迫承受了数百万的新债务。

但愿像黎生的悲剧，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