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成立于1990年的郑州商品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1988年，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价格双轨制弊端，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探索期货交易”。在价格改革的浪潮下，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试验田。

28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发展取得了斐然成绩，在新中国期货市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创造了第一份规范化的远期合约，出台了第一部国家级的期货交易规则，开创了第一套期货交易系统……

28年砥砺奋进，郑州商品交易所如今正向着发展成为品种工具丰富、场内场外协同、运行安全高效、功能发挥充分、位居世界前列的期货及衍生品交易所迈进。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探索期货交易30年。今日起，期货日报将陆续刊登多位郑州期货市场发展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带读者领略郑州期货市场一步步走来的光辉历程，更深入感受这些成就背后期货人所付出的努力。

我们希望通过对郑州商品交易所发展历程的梳理，为中国期货市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也让社会各界更加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了解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史。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至今40年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期货市场产生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之前，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价格由政府制定，不会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构建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迫切性日益强烈，这成为中国期货市场萌芽的经济和社会土壤。

在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常清教授看来，中国期货市场在建设之初就自然蕴含了两个发展目标：一是配合价格改革，用市场的手段为基础商品定价，形成中国大宗商品价格体系；二是将中国期货市场建设成为国际定价中心，拥有定价权，大宗商品定价不再受制于人。

“以2018年为分水岭，经过前30年的开拓进取，期货人已很好地完成了第一个目标。未来，我们将致力于把我国期货市场建设成为国际定价中心而奋斗，这是我们期货从业人员的‘中国梦’。”常清在接受期货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价格改革孕育期市萌芽

1985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到现代期货发源地——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进行访问。国家主席亲自拜访一家期货交易所，这绝对是有象征意义的，表明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国外市场经济价格形成机制的关注。

1985年，常清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从事价格政策和价格改革的方案研究。彼时，价格双轨制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所谓双轨制，即同一种商品有两种价格，计划内部分实行计划价格，超产部分则按市场供求关系定价。常清认为，双轨制走的是一条过渡性道路，它引导了价格改革逐步向市场经济方向迈进。

问题亦相伴而生。

在短缺经济大背景下，流通秩序混乱，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同一商品市场价格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计划价格的乱象，“计划内倒计划外”的大量皮包公司应运而生，引发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争论随之而来。常清回忆，当时部分改革者认为价格改革失败了，主张退回计划价格，仍由政府定价。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为代表的改革者则认为，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借鉴国外经验，成为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1987年，受领导委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田源和常清分赴美国和日本，考察美、日商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回国之后，田源、常清等人向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建议，中国应建立期货市场，形成市场价格，合理配置资源。

1987年，美国培基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分公司副总裁杨亮瑜访问北京，向政府高层建议，在对外进出口贸易中，利用期货交易保值。与杨亮瑜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研究员陈宝瑛。

1988年2月10日，李鹏总理亲笔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请考虑是否能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一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城市的副食品购销，特别是蔬菜和猪肉，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

这一批示，连同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的“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的发言一道，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的研究和探索阶段从此拉开帷幕。

期货试点花落郑州

为落实好期货市场的研究工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体改委1988年共同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常务干事田源、国家体改委流通司司长杜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咨询研究员常清，还有国家体改委流通司的同志等。

1988年年中，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向国务院上报了第一个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我国试行期货贸易，探索设立期货市场问题，已经可以提到改革的日程，有条件抓紧展开研究和试点准备工作。该报告还提出了具体的工作目标，计划于1988年年底之前在全国2—3个有条件的省市开办试验性的期货市场。李鹏总理随后批示：“同意试点，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订方案。”

为了选择试点品种，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先后邀请了相关部门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不同的观点碰撞激烈，有观点认为双轨制价格乱象频发，不能再搞期货试点；也有观点认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不宜搞期货市场。而彼时粮食价格暴涨暴跌，昨天买粮难、今天卖粮难的现象一直困扰着商业部，因此商业部表示支持期货试点，并最终加入期货研究工作小组，共同对粮食品种期货交易进行探索。

商业部的支持与参与，使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得以扩容，包括时任商业部研究所所长的张其泮及赵尔烈、朱玉辰等同志均加入到工作小组中。

确定粮食期货为试点品种后，选择试点地区提上议事日程。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联系了广东、上海、河南、河北、山东、吉林、四川、湖南、湖北等多个省市，涉及小麦、玉米(1849, 6.00, 0.33%)、生猪、水稻等多个期货品种，最终河南、上海、四川、吉林、湖北的粮食部门和物资部门成立了地方性、部门性的研究小组，研究建立期货市场的方案。

1989年1月10日，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向国务院上报了第二个报告，提出发展期货市场的思路：大力发展有保障的远期合同交易，用期货机制改造远期合同，改造批发市场。工作小组同时提出：试办期货市场必须坚持积极稳妥，走规范化、法律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子，不能一哄而起，要成熟一个试点一个，逐步探索前进，以便让期货市场真正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那个年代，期货市场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不休。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争论渐息。期货市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无关，允许期货交易试点的共识逐步达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部门和地区对期货交易的负面看法仍占据相当位置。

从现货走向期货

1990年10月12日，在中国期货业发展历史上无疑是值得书写和纪念的一天。

是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总裁为李经谋，这是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在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全国性批发市场试点。由此，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正式拉开帷幕，并逐渐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常清心中仍有遗憾，此前所有设计都是按照期货交易所进行的，最终呈现的却是“批发市场”。“中国改革开放一贯奉行渐进路线。决策者希望中国能走一条和国外一样的道路，从现货起步，过渡到中远期交易，最终实现期货交易。”常清说。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自开业之初就实行了诸多国际通行的期货交易制度，包括会员制度、保证金制度、集中交易制度、公开竞价制度、集中环形结算制度等。这些制度安排为市场的升级夯实了基础。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从现货交易起步，过渡到中远期交易，最终实现期货交易这“三大步”，国外用了上百年时间，而郑州将这一过程缩短到两年半。“郑州价格”“东方芝加哥”开始为世界瞩目。

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锣声敲响，当日第一场交易，以拍卖方式成交粮油1.95万吨；1991年3月22日，第一笔远期合同顺利签署，成交未收获小麦50万公斤；1993年5月28日，启用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名称，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当日成交粮油期货1.854万吨。

“三年间，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长期驻守郑州，与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裁李经谋等同志一起，借鉴国际市场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重新设计期货合约、交易交割规则。”常清说。

“在此期间，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亚太地区办事处主任格罗斯曼先生和张桂英女士给我们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他们多次来中国，来郑州，将国际市场经验向我们倾囊相授。”常清说。

采访结束后，常清告诉期货日报记者，现在很多人将他和田源称为“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这一荣誉他不敢独享。应该说，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是一批创始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一批期货人共同谱写了中国期货市场初创阶段的历史。

回忆中国期货市场的初创史，常清认为，当时部委和地方政府改革者们求真务实、敢闯敢试的工作精神是中国期货市场得以建立的关键，包括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商业部部长胡平，商业部副部长姜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安志文和河南省副省长秦科才、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杨昌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裁李经谋等同志都为推动期货市场的建设付出满腔热血和汗水。

常清在他撰写的《期货交易之道》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没有人去想权利和个人利益。引以为傲的是，我在国务院研究机构工作的8年里，参与推动了放开价格管制的改革，建立了形成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期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