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时，投资者认为18年美股下跌风险较大，对A股则比较乐观。然而时至今日，美股继续上涨而A股下跌。事实上，A股美股走势分化其实是个长期现象，本专题将探讨指数分化后的原因。

1、A股美股冰火两重天

A股美股指数走势分化，与基本面无关。今年年初以来中美股市走势分化，截止至2018/07/18，美股三大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18年累计涨幅分别为12%、4%与1%，相比之下，上证综指、沪深300和万得全A今年累计跌幅分别为16%、15%与17%，A股跌美股涨。事实上这种分化不仅仅局限于今年，若将时间轴拉长至十年，以08年金融危机后的指数底点为基点，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至今累计涨幅分别为517%、314%与282%，而上证综指、沪深300与万得全A的涨幅只有66%、115%与215%，远低于美股各指数的涨幅，因此可以说A股表现不如美股是个长期的现象。但两者表现分化的原因并非源于基本面。从GDP来看，过去十年我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速为11%，远高于美国2%的增速；全部A股净利润年化同比增速为8%，也远高于美股的1%。我们认为，A股表现不佳的原因是A股没有享受到与基本面匹配的估值。08年至今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PE(TTM，倍，下同)分别为30、18与16，上证综指、沪深300与万得全A的PE只有 16、15与20，代表海外上市中资股的MSCI海外中国指数PE为43，可见A股并未给良好的基本面一个较高的溢价。今年来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PE(TTM，倍，下同)分别为26、21与19，上证综指、沪深300和万得全A的PE只有15、14与18，MSCI海外中国指数的PE为45，虽然基本面更好，但A股估值却低于美股。

指数表现分化部分源于指数编制方法及权重股的差异。A股投资者习惯将上证综指当做A股的整体指数，然而上证综指因其编制机制并不能完全代表A股：首先，上证综指编制时用的是总市值加权平均法，这使得上证综指走势受到大盘股的影响极大，截止至2018/07/18，上证综指中银行股、中石油及中石化的总市值占比合计高达75%。相比之下，万得全A与沪深300指数编制时使用的是自由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法，指数中银行和两油的自由流通市值占比只有9%与17%，大盘股对指数的走势影响有限；其次，上证综指只包含在上交所上市的股票，深交所的股票并未包含在内，从历史数据来看，08年全球金融危机底部至今，深证综指的累计涨幅为247%，远超过上证综指。若用万得全A与美股做横向比较，08年低点以来万得全A上涨212%。这一涨幅已接近美股的涨幅，但是考虑到我国基本面远好于美国，这一涨幅依旧偏低，即指数编制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中美指数走势分化。细究中美股指涨幅，我们发现两个现象：一是美股多年上涨主要源自权重股的上涨，且权重股涨的多主要是估值高：我们以MSCI美股大盘股300指数与沪深300指数作为权重股的代表，将它们与整个市场的走势进行对比，MSCI美股大盘股300指数/MSCI美股整体指数的相对值在过去十年是一直稳定的，表明在美股，市值最大的300家公司的走势基本决定了美股整体的走势，而沪深300/万得全A的相对值是下降的，由08年金融危机后的1.3下降到今天的0.9。细看美股与A股指数中前十大成分股的情况，标普500前十大权重股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累计涨幅中位数为688%，高于沪深300前十大权重股的424%，但美股权重股涨的多主要是估值高而非基本面更优秀：标普500前十大权重股中过去十年净利润年化复合增速中位数为8%，低于沪深300成分股的23%，标普500前十大权重股中过去十年平均PE中位数为20(TTM，倍)，高于沪深300的10.5(TTM，倍)。二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涨幅远大于在A股上市的中国股：MSCI海外中国指数(99%的权重股为美国上市的中概股)08年底部至今上涨1235%，涨幅远超过美股三大指数与A股三大指数。我们认为，A股与美股有这些差异主要源自A股制度上的问题。

2、A股制度问题一：上市公司未优胜劣汰

有些绩优股无法在A股上市。08年金融危机至今MSCI海外中国指数的涨幅远大于A股指数的涨幅，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A股的上市标准较为严苛，许多创新型企业只能远赴美股上市。对比之前A股美股的上市标准，A股强调业绩标准，主板(含中小板)新股发行要求企业在上市前必须连续3年盈利，并且累计净利润需要超过3000万，而纽交所对业绩没有硬性指标，企业只要资产规模较大、质量高且有盈利潜力，即使短期没有产生收入也可以上市。较为严苛的上市制度导致A股市值及利润行业结构扭曲，美国中资股里科技股和消费股的市值占比为72%、利润占比为60%，远高于A股的35%和14%，代表新经济的企业如阿里巴巴、百度、京东、携程等在早期由于亏损无法在A股上市，如今这几家公司均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龙头企业，股票总市值折算成人民币分别为32000亿、6200亿、3600亿与1600亿元，市值高于沪深300第40大权重股。如果这些龙头企业在A股上市，那沪深300指数的行业结构会更为合理。这四家公司上市至今累计涨幅分别为170%、9800%、100%与3900%， A股的投资者并没有享受到这些企业成长所带来的投资收益。为解决优质企业漏出A股的问题，2018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放宽了八大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上市的盈利条件，为未上市企业在A股上市以及已在境外上市的企业以CDR形式回归A股开辟了“绿色通道”。5月4日，证监会发布《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为CDR的正式出台做了进一步铺垫。5月21日，中国结算就《存托凭证登记结算业务细则(公开征求意见稿)》向市场参与主体公开征求意见，《细则》针对CDR所涉及的证券登记与存管、结算与接收等一系列后台配套规则给予明确规范。在这些配套设施的帮助下，360、药明康德和工业富联均已登陆A股。

大部分绩差股无法从A股退市。除了绩优股从A股漏出外，大部分已存的绩差股无法从A股退市也拉低了A股整体的标的质量。因为退市制度不完善，大部分绩差股不能从A股退市。对比中美退市股票数量，过去5年美股平均每年退市约300家，退市率为6.3%，A股过去5年平均每年退市只有5家，退市率为0.3%。对比A股美股的退市制度，从指标体系来看，两者基本一致，均从定性与定量角度确定了类似的退市指标，但因为历史原因，A股退市制度更关注盈利指标，使得许多绩差股在整改期内通过各种会计手段影响利润来保住自己的上市地位。绩差股无法退市，导致A股的低成交个股数量由2005年的219只上升到2017年的840只，相比之下美股因为有市场化的退市机制，低成交个股由2005年的568只下降到2017年的320只。不完善的退市制度使得A股市场鱼龙混杂，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我国的退市制度目前正在不断完善中，2014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确立“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市场初步形成了以主动退市和强制退市为基础的多元化退市制度。2018年3月，为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监会就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一个突出内容是强化沪深交易所对重大违法公司实施强制退市的决策主体责任，加大退市执行力度。随后，沪深交易所快速跟进，分别就修订《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公开征求意见。随着上市制度与退市制度的逐步完善，A股的构成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3、A股制度问题二：机构投资者占比低

A股机构投资者占比低，权重股没有享受到溢价。过去十年，美股的上涨主要是由权重股的上涨来推动的，而A股则不是。A股的龙头股们虽然相比美股的同类股票有更好的基本面，但是市场并未给予他们更高的估值，比如同为酒类龙头，贵州茅台18年净利润增速预计为34%(Wind一致预期，A股下同)，18年PEG为0.9，而帝亚吉欧的18年净利润增速预计为7%(Bloomberg一致预期，美股下同)，对应PEG为3.6；同为饮料龙头，雀巢18年净利润增速预计为7%，对应PEG为5.0，而伊利股份的增速为25%，PEG为1.1；同为家电龙头，惠而浦18年净利润增速预计为14%，对应PEG为2.6，而格力的增速为22%，PEG为0.5。标普500前十大权重股过去十年平均PEG中位数为2.5，高于沪深300的0.5，可见对于每单位盈利增速美股给予了龙头股更高的估值。龙头享受溢价主要原因是美股的机构投资者占比高。截止2017年，美股中机构投资者市值占比为90%，而A股机构投资者自由流通市值占比只有24%。但美股的投资者结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美股机构投资者占比在1970年代初期只有20%，美国在1974、1978年陆续推出个人退休金账户(即IRAs计划)以及401(K)计划，以IRAs和401(K)为代表的长期稳定的私人养老金，成为了美国共同基金和资本市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推动了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的市场波动率和换手率较低，投资的确定性更高。从历史上来，美股在机构投资者壮大后，1980年至今的股市振幅比1980年前下降约6个百分点。对比中美股市的振幅，2008年至今上证综指的平均振幅为42.9%，道琼斯指数的平均振幅只有24.6%。从换手率来看，2017年全部美股的换手率为116%，其中权益类公募基金的换手率为26%，低于A股的428%和297%。

我国正在积极引导养老金、外资等长线资金入市。近年来我国老龄化加速，养老形势严峻。我国目前的养老体系中，占比最大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替代率持续下行，企业年金(第二支柱)发展起步晚且参与度低，个人养老方面(第三支柱)仍处于起步阶段。对比中美养老资产占比，2017年美国养老金总资产达到27.9万亿美元，养老金总资产/GDP达到144%，而我国养老金总资产仅0.9万亿美元，养老金总资产/GDP仅7.1%。为解决养老金的问题，我国在做大养老金的规模与提高存量养老金收益率两方面做出努力。收益率方面，与美国相比我国居民配置股票较少，截止2016年美国居民资产中股票与房地产占比分别为32%与30%，而我国为3%和65%。我国正逐步推进养老金入市，截止18年1季度，北京、山西、上海等12个省(区、市)政府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基本养老金委托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4750亿元，其中3066.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参考社保基金历年约8%年化投资收益率，养老金在长投资期下有望获得较高的收益率。做大养老金规模方面，2018年3月证监会发布的《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开始推行以养老为目的的个人长期投资基金。2018年4月，财政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以抵税效用来推进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外资方面，回顾韩国资本市场逐渐对外开放阶段，韩国市场在纳入MSCI指数后，外资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持股比例不断提高，韩国加权指数年均振幅从2002年前的55%下降到33%，KOSPI200/KOSPI的相对溢价率从1992年的1提高到2012年的1.2.A股目前也在努力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2018年4月11日证监会公告，5月1日起将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520亿元，港股通每日额度调整为420亿元。2018年6月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纳入因子为2.5%， 9月将会提升纳入比例至5%，预计全年将带来1200亿的外资入市。

风险提示：注册制改革进程和退市制度改革不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