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2008年时相比，这个世界的银行系统已经变得安全许多，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诸多领域，情况并没有改善，反而急剧地向着相反的方向滑落。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报道称，当历史学家们回望21世纪初期，有两场地震山崩一般的变故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忽视的。第一场是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袭击，而第二场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今年9月，恰好是危机爆发标志性事件雷曼兄弟破产整整十周年。九一一导致了战争，而雷曼兄弟的破产则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的总清算。现在，战争还在绵延之中，而总清算也远没有到可以结束的时候。

雷曼兄弟破产，是因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相关的有毒贷款和证券给他们造成了重大的亏损。雷曼兄弟的倒下就像揭开了魔瓶的盖子，无穷无尽的混乱被释放出来。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每一个国家的贸易额都缩水了。真实经济当中的信贷供应大幅下滑，单单美国的下滑幅度可能就有2万亿美元之巨。为了控制自己的债务问题，不少政府都不得不诉诸紧缩的财政政策。各央行持续降息到无可再降，也只好选择了量化宽松的非常规政策（本质上就是印钞购债）。

一次次不同的金融危机拥有不同的成因，而后果自然也各不相同。今日世界民粹主义抬头，财富不均、就业安全，乃至全球化都成为了被质疑的对象，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拜十年前那场风暴所赐。诚然，金融系统在那之后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调整，但问题是——这些变化是否足够？

挥霍乃人之天性

有一种度量进步的方法是，认为以后不会再有危机发生——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系统性银行崩溃其实正是人类历史的特色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从1970年到2017年，总计发生过124次这种崩溃。毫无疑问，哪怕只是因为好时光让人们渐渐放松了警惕，也足以注定新的崩溃迟早还要发生。比如当下，特朗普政府正在经济繁荣当中逐步放松对金融系统的监管，联储也不再提升他们的逆周期资本要求，这或许就是心安理得、志得意满情绪的证据。哪怕所有人都能够保证本分和审慎，监管缺失本身也依然是巨大的风险。

更好的方法其实是判断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会被降低到怎样的程度，以及一旦发生，其损害会被削弱到怎样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摆在世界面前的可谓是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

先说好消息。现在，银行被强迫增加储备，减少债务。和过去相比，他们已经不再那么依赖自营交易来获取利润，也不再那么频繁地以短期大规模借贷来作为运作资金的来源了。当然，金融行业自身对这些监管措施一直是抱怨声不断，尤其是那些所谓大而不倒的超级大机构。在大西洋两岸，银行都被要求定期接受压力测试，以及必须递交确保自己“有序死亡”的应急计划。当年直接导致了保险巨头美国国际（AIG）崩塌的衍生产品市场，已经缩小了许多，而且也安全了许多。调整后的薪酬政策应该也可以防止银行家们重演用公众的钱来给自己开出肥厚薪水的劣行——2009年，五家最大银行的高层整整席卷了1140亿美元。

遗憾的是，还是有许多的教训没有被吸取。比如，政策制定者们当年危机发生后的措置失当就是一例。国家别无选择，只有站出来支持那些破产的银行，但是与此同时，政府不该做出那些有欠考虑的决定，几乎彻底放弃了所有失去偿还能力的美国家庭。大约有900万美国人在衰退期间失去了自己的住宅，失业人口增加了800万之多。当众多美国家庭不得不以还债为第一要务时，消费支出自然遭到了沉重打击。

在那之后，美国靠着长达十年的经济刺激才逐渐让经济恢复健康。与此同时，许多欧洲经济体直至今日还依然没有摆脱总需求持续疲软的折磨。原本，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设计得当的话，复苏是可以来得更快更好的。遗憾的是，在当时那么紧急的关头，决策者们却还在想着政府债务或者通货膨胀的遥远威胁，而没有处理好迫在眉睫的事情。最要命的事实在于，直至今日，这些政策面的错误还没有得到广泛而清楚的认识和总结，这就等于为下次危机到来时错误的政策反应埋下了伏笔。

经济停滞是民粹主义的必然温床。民粹主义者们汲汲于寻找替罪羊，寻找过于简单的解决方案去惩罚这些替罪羊，这就使得人们只能与解决危机暴露出的真正问题的正确选项渐行渐远。这些真正的问题当中，有三个是最显而易见的——房市、离岸美元、欧元。

下一次危机的模样

下一次危机会是怎样的模样，站在今天是难以清楚洞见的，毕竟如果人们能够看清楚，就不会让它发生。只不过，不管下一次危机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十有八九，房地产市场都会牵涉其中。包括2000年代中期的实例在内，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发达国家的政府总是无法摆平民众拥有自己住宅的强烈意愿与危险的房地产信贷繁荣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政府对这一矛盾的持续逃避使得纳税人实质上成为了70%的新抵押放款的担保者。几乎在每个领域，监管原则实质上都是在鼓励银行发放房地产贷款，而非借钱给企业。只有在政治家们愿意从基本面开始改革，比如推广风险分担抵押贷款机制或者对贷款房价比做出永久性限制时，这一风险才可能真正得到缓解。美国纳税人早就该卸下为抵押债务背书的可怕担子了。遗憾的是，民粹主义者几乎是不可能站在有房一族身边的。

接下来是美元。危机之所以会蔓延开来，正是因为欧洲银行耗尽了手头的美元，无法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了。联储扮演了终极放款者的角色，向外国人提供了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从那时到现在，离岸美元债务几乎翻了一番。不难想见，即便下一次危机发生时特朗普已经离开了白宫，美国的政治系统也不大可能允许联储再度扮演同样的角色了。要找到确保离岸美元安全的方法，比如将这些美元储备存置在新兴市场国家，是需要整个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的，而后者现在似乎正越来越不流行了。

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另外一个影响是，直接阻碍了欧元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危机已经充分显示了一国的银行系统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会有多么错综复杂——国家无法借来足够的钱来支持本国银行，而政府自身债务的贬值又会进一步拖累银行系统。这个“致命循环”今天几乎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除非欧洲各国能够进一步共担更多风险——不管是通过金融市场、存款担保、财政政策还是其他什么渠道——不然的话，单一货币未来的命运就将注定还是个巨大的问号。如果大家真的目睹了整个欧元区的分崩离析，那么相比之下，2008年所发生的一切就实在不足一提了。

诚然，这个世界上的政策制定者们确实让经济变得更加安全了，但是他们还有足够多的教训没有记取，足够多的事情没有做到。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形势的破裂化正使得全球大金融层面的运作变得更加困难。雷曼兄弟倒下十年后，全球金融系统依然有众多触目惊心的问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