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在距离上一场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但是危机造成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现在土耳其、阿根廷等地方又开始有经济恶化的迹象出现。我们已经真的吸取了教训了吗？下一场危机还会发生吗？如果发生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彭博新闻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结论不容乐观。

雷曼兄弟倒下10年已经过去，麻烦又在酝酿当中，尽管这次美国并没有陷入衰退。其实美国的增长实在是太过强劲，以至于美联储正试图加息来预防通胀，这又吸引了世界其他地方投机的投资者来到美国——从而给新兴市场造成了连带伤害。阿根廷和土耳其现在的压力最大，其次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俄罗斯、南非等。黑石的基金经理Pablo Goldberg说：“我们对新型市场产生了信任危机，情况有扩散之势。”

不管麻烦的源头来自何方，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应对下一场金融危机，全球是否已经做好了比10年更好的准备，不管这会不会到来。大多数国家的银行已经对衰退的到来未雨绸缪。但无论新的保障措施如何到位当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时，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们很难为抗击做好准备。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的准备程度甚至还不如以前——其手脚已经被新的法律以及左右翼反对救助的声音所束缚。

虽然并不认为会很快到来，但达里奥（Ray Dalio）对全球抗击下一场大危机的准备情况感到担忧。身为桥水基金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投资官的达里奥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周期。他们现在是制订减少金融危机产生机率的监管政策，但此举同时又极大地限制了应对危机的灵活性。”

跟美国的次贷不同的是，这次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了主要的担忧。国际金融协会称，2017年底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债（如美元或欧元形式）已经超过8万亿美元，比10年前的5万亿美元增加了不少。2005年预言了上一场危机的印度储备银行前主席Raghuram Rajan说，又一场灾难的“传统成分已经就位了。要我打赌的话，是的，我们将目睹事故的发生。” Rajan现在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他说：“这次又会有多糟呢？没人知道。”

哈佛经济学家Carmen Reinhart警告说，土耳其的麻烦可能会外溢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借了很多钱给土耳其公司。2009年Reinhart曾与人合著了反映债务危机的权威著作《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她补充说：“我一点也不相信对于意大利或者希腊来说，2008-09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这次又会有多糟呢？没人知道。

金融危机之所以总令我们感到吃惊，原因之一在于大家并不像经济学入门课程说的那样总是充满理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Andrei Shleifer以及米兰博科尼大学金融学教授Nicola Gennaioli在新书《A Crisis of Beliefs: Investor Psychology and Financial Fragility（信仰危机）》中写道，无论情况是好是坏，投资者往往都会添油加醋。他们说监管者应该调查一下投资者，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过于乐观的迹象。他们属于呼吁监管者在市场出现泡沫时要加强监管的阵营。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一篇书评中称他们的办法是“预防未来金融危机的新的强大工具。”

过去10年立法者和监管者有一件事情是做对了，那就是坚持银行必须有更大的安全缓冲，相对于10年前资产必须要比负债多出很多。如果银行因为不良贷款而亏钱，所造成的损失必须更有可能由股东承受而不是让纳税人去承担风险。银行的流动性也必须加强，也就是说必须能够马上筹集更多资金。

但是做了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就够了呢？据明尼阿波里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计算，下个世纪之内发生另一场重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有2/3，比新举措之前的84%的可能性有所下降。明尼阿波里斯联邦储备银行估计，如果采取它的提议，即对银行设立更大的股本缓冲，以及对“影子银行”板块机构（如对冲基金、金融市场基金等提供类似银行职能的机构）的借贷征税等，可以将这一风险降低至9个百分点，这个效果比通过降低长期大规模失业和减产的机率的自救手段还要好。

上一场危机中很多的国外银行因为美元形式的借贷太多而陷入麻烦。美联储直接放款给他们供应美元换取其本国央行的货币。不过那些银行似乎已经忘记了这种濒死体验。在今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篇博客中，该组织的专家警告称非美国的银行正在又一次地依赖美元资金来源，而这种来源“在出现金融市场压力的情况下会迅速干涸。”

我们齐心协力花钱救助罪人和圣徒的能力已经下降

过去10年有一件事情大家没有忘记，那就是救助那1%的人。拯救金融公司永远不会受到欢迎，但政府的做法犹如火上浇油，在惩罚坏家伙这项基本工作上政府做得很不令人满意，而另一方面普通人却失去了自己房子。在那场危机中没有一位美国的金融高管锒铛入狱。银行是受到了巨额罚款，但那些钱是股东缴的，不是做了坏事的那些个人。一些高管甚至在泡沫破灭后还拿到了分红。然后政府又舍不得施加财政刺激，而这本来可以缩短衰退期的。斯坦福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学教授Anat Admati说：“公众的愤怒被任由恶化，然后再被转移。他们并没有聚焦在对的事情上。”

华尔街绑架了缅因街的普遍感受产生了持续的后果。普通的纳税人决定再也不跟这帮骗子玩下去了。尽管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却是一种危险的态度，鉴于几乎可以肯定有朝一日某个地方需要救助以免大家陷入到更加的危机之中。毕竟，消防部门还得灭火，哪怕是有人在床上吸烟引起的。地产经纪公司Redfin Corp的CEO Glenn Kelman说：“我们齐心协力花钱救助罪人和圣徒的能力已经下降。”

因为得到了国会两党的一致支持，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剥夺了美联储对危机做出响应的部分自由。剩下的自由被局限在第13（3）条这条关键条款上，即允许该央行“在异常及紧迫的情况下”向范围很广的一群非银借贷者放贷。正是因为有了第13（3）条，美联储才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1天之后提供了高达850亿美元的信贷用于救助AIG。多德-弗兰克对信贷对象的资格进行严格限定，意味着如果今天另一家AIG即将倒闭的话，美联储并不能单独对其予以救助，而是要等到那一类金融公司都陷入麻烦之后才能获得救助的资格。

民粹分子对救助的抵制已经剥夺了监管者另外两项关键的救助工具。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现在被禁止在紧急情况下予以银行未买保险的存款人以及其他债务人提供全额保障——哪怕这是2008年阻止银行挤兑的关键要素。而按照2008年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美国财政部再也无法像2008年那样动用汇率稳定基金来为美国的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提供担保。

这可让监管者丧失了许多弹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确为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设立了一道程序来关闭银行控股公司等正在失败的复杂金融机构，其本意是让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公司倒闭。但是当大量银行一起出问题的时候（就像2008年一样），这种所谓的有序清偿制度能否见效令人怀疑。

危机期间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后来担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的Tim Geithner（盖特纳）在9.11出席一场布鲁金斯学会的会议时说，尤其是13（3）条赋予美联储的权力，这一条“非常酷非常重要。”他说在这一新的法律下，“事情必须走到了不归路之后方能采取行动。”

出席那场会议的还有危机期间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以及担任乔治布什政府财政部长的保尔森。保尔森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谈到自己跟盖特纳有同样的担忧，担心监管者在下一场危机中会被束缚住手脚。他说：“很多事情最终要取决于谁坐在位置上以及引起的政治热度有多高。”

走出这一困境的唯一办法是有效监管以免再度陷入相同的情况。

为资深决策者和学者提供咨询的30人小组在9月6号发表了一份报告，认为国际上为应对危机所做的准备甚至还要不足。2008年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一口咬定这场危机是“美国人的问题”，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德国的银行也岌岌可危。银行比重很大的效果陷入了泥潭。爱尔兰因为突然为自家银行的一切债务提供担保而让政府财政健康陷入危险。相比之下，冰岛受到的打击太过巨大，以至于英国和荷兰的保险基金一开始必须承担那些国家公民因为存钱到有问题冰岛银行而造成的损失。

尚不清楚不同国家之间互如何分担对比方说一家在伦敦和纽约均有运营的欧洲银行或者亚洲银行的救助行动。很容易想象这将是一场混战，会发生多个国家监管者争夺同一资产的局面。Bloomberg Intelligence的政策分析师Benjamin Elliott说：“我们陷入到下一场危机时很可能会没有解决框架。”

对拯救计划缺乏共识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当金融危机发生时我们并没有相互指责或者拒绝援助不值得救助对象的时间。桥水基金在2007年8月就过热市场对客户发出警告时很有预见地提出：“在那样的时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要重要的是，予以输血以保持系统当中影响全局的关键部分的存活性。这才是大事。”桥水基金的CEO达里奥在新书《A Template for Understanding Big Debt Crises》中提到了这一点。

2008年最可怕的一天并不是雷曼兄弟的倒下。最可怕的那天是2周后，那天美国众议院投票否决了一项7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助方案。尽管乔治·布什警告称如果不通过的话“我们的国家将会经历很长很痛苦的衰退。”他所在的党大多数成员都抛弃了他。乔治亚共和党众议员Paul Broun说：“这就像一颗棉花糖插在了一堆牛粪上，我才不会为了吃那颗糖而咽下这一团牛粪。”投票当天标普500指数几乎下挫了9%，这是在那场危机中它的最糟糕表现。

因为对市场的反应感到震惊，国会最终还是通过了该举措的一个版本。鉴于这个国家当前的积怨和分裂程度，今天要想让一个救助方案获得国会通过恐怕还要更难。类似地，鉴于特朗普对美国传统盟友开火造成的破坏，对救助的国际协作也会更难实现。再加上现在利率已经很低了，央行降息来刺激增长的空间也更少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作者Adam Tooze说：“走出这一困境的唯一办法是有效监管以免永远不再陷入相同的情况。不幸的是，在这位总统的治下，一切都正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要密切注意安卡拉、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方的动向。因为当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它将很难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