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财经》(博客,微博)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在北京召开，和讯网将全程直播。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会上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存在三个误区，一是强调贸易平衡，二是忽略了中国贸易崛起的合理性，三是加大开放力度，推进产业升级。他还表示，目前在投资增速下滑比较快的情况下，稳投资也是需要的，稳外资也是需要的，不要搞大水漫灌式的投资，那怎么搞精准滴灌，就是要看流量，投资效率高不高，补短板是不是有效，就要看是否能够形成有效的流量。

以下是演讲实录：

李迅雷：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觉得存在三个误区，这三个误区，我主要是对特朗普说的。第一，他老是强调要贸易平衡。我觉得贸易平衡有一个前提，资源是不是平衡，各国之间的资源是不是平衡。如果资源是不平衡的，要说贸易平衡也不合理。我们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森林、矿产等。比如日本、韩国，都是全球的出口大国，制造业强国，他们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球水平的1/6，正是因为土地少，为了使得国家能够发达起来，还是通过制造业。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球的不到1/2，人多地少，我们靠什么发展呢？总不至于搞几亿人去美国移民吧，美国也不容许。所以，只有在本土替全球的人民来生产消费品，这本身就是一个全球贸易的基本原理，也是非常合理的。

第二，中美之间是互补型的，美日之间是竞争型的，当初美国跟日本的《广岛协议》要求日元升值，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便是日元升值之后，从1：350到1：250之后，日本的出口竞争力还是很强，中美之间更多的是互补，因为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何况中国的贸易崛起也有合理性，中国在过去20年当中，劳动生产率增长达到8%，美国只有2%，在这么一个竞争力差异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更多，显然也是合理的。而且中国对于全球经济拉动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按照前几年的平均来计算，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如果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对自己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因为失去了中国这么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对美国经济也是没有好处的。

中国自身的问题，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在全球出口贸易当中的份额，也是下降的，峰值出现在2015年，之后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在逐年下降，这也是合理的。因为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肯定还是有劳动力成本、有技术进步、有各方面的资源等等因素，中国从2012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劳动力成本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这也难以支持中国出口的高增长。与之相关的，比如印度、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劳动力成本更具有优势的国家，他们的出口份额明显得到了提升。

所以，全球的产业转移，也是按照这个资源要素的最优化来实现的，从欧洲向日本转移，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这样一个产业的转移是符合生产要素最佳组合的模式。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也是在全球经济重组的格局下，全球贸易出现地区间的转移，本身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发现，越南的出口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而中国这两年的出口增速的走势，跟日本是非常相似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也要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过多的依靠外需。

即便是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选择方向到底是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或者说过多的偏重于投资还是过多的偏重于消费？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应该过多的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把GDP的三架马车的构成做一个分解，中国的消费还是偏低的，占GDP比重50%左右，投资对GDP的贡献，在过去五年大概是40%左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倍，等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显然，我们过度依赖于投资，对经济结构的转型是不利的。为什么现在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因为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出现了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而杠杆率水平过高，显然跟我们的举债投资相关的。由于我们过度依赖于投资，消费的占比不高，消费又跟收入相关，我们在收入分配上，同样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为止，必须转型，靠传统的模式，比如人口红利在消减，即便大家看好的城镇化，在我看来也不怎么乐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化率的年增速，从过去的每年增长1.4%，降到了1.2%，目前来讲，城镇化的进程会进一步放缓。同时，资本形成的效率也在下降，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在逐年下降，资本的效率在下降，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债务上升较快的原因。过去全要素生产率，在2008年之前，每年的增速大概在4%左右，2008年以后，最近的10年，平均增速降到了1%，我们必须得通过改革来优化经济结构。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究竟哪些举措比较好？从政治局会议上提到了要“六个稳”，我注意到六个稳里没有包含稳增长，既然经济增速不是太重要，经济增长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在投资增速下滑比较快的情况下，稳投资也是需要的，稳外资也是需要的。怎么稳投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我们提到的，不要搞大水漫灌式的投资，怎么搞精准滴灌，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要看流量，投资效率高不高，补短板是不是有效，就要看是否能够形成有效的流量，这个流量包含什么呢？

比如现金流、人口流、货物流、信息流，这四大流里，如果你投资下去有一个流量明显增大了，就是有效率的。如果投资下去，四大流都没有显著上升，这样的补短板，恐怕不是补到最好的地方，我们的短板非常多，基础设施短板、交通运输短板，有些短板属于远期的，有些短板是近期的，比如医疗、养老，这些的短板是非常急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在社保、医疗、健康领域我们欠了很多债，所以这个必须马上补。所以，应该补的是能够马上产生流量的短板，投资还是要经过充分的评估，不是为了稳投资而去寻找项目，还是要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等不足的方面。

降低企业成本，比如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大家达成共识的是减税。但减税的问题，应该要看到另外一面，大家希望减税减的越多越好，税收形成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另外一面，就是财政支出。降税的空间有多大，取决于我们的支出能够减多少，当然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财政赤字率，提高财政赤字率的空间是有限的，毕竟我们经济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们全社会的杠杆率水平，已经超过美国的全社会的杠杆率水平，所以，增加债务的空间还是有限的。我的建议是，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减税不是改革，只有财税改革，对我们的行政支出，基建投资支出，其他各种各样的政府倡导的支出，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优化，尽量把钱用在刀刃上，这才叫财税改革。

第三，加大开放的力度。在全球化的时代，虽然特朗普搞民粹主义，他是逆全球化的，但我们应该还是要极力推进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化，中国从自身做起，比如前不久举办了首届中国的进口博览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姿态，我们也要加大合作的力度，比如跟日本、欧盟，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很好基础的，我们有这么庞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跟欧盟、日本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还要跟比我们更加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贸合作，中国在贸易上开放度是比较高的，更多的要在金融领域里加大开放度。比如A股上，境外投资机构占有的市值大约3%左右，但韩国、中国台湾，外资占比30%左右，所以我们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开放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些资金进来，对我们增加直接融资也是很大的支持，对我们进一步全球化也是很大的支持，全球经济本来就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第四，加大科技进步，推进产业升级。看到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提高了30%，金融、房地产增加值的增速只有3%，是10倍的差异。这说明我们在经济脱虚向实的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这方面，主要还是跟我们的信息有关，在科技领域里的投入，还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优势的，有国家级的大基金介入到科技领域里的发展，现在国家级基金，我估计规模达到3.5万亿左右，通过政府引导来推进科技发展。但在科技发展上，同样要关注到结构问题。比如我们研发投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我们在基础研究上的占比远远低于欧美日的水平，我们大量的研发投入放在实验发展上面，在应用发展方面，比重也是在全球领先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海外技术来拉动经济增长，而现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到了全球中高水平了，这时候再提升有难度，所以我们不能再这么急功近利，要耐下心来，在基础研发领域，还要进一步增加投入。只有这样，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可持久性才能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