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如果冒险挣5000万元，确实可能有1亿元的罚单在等你。

据《证券日报》记者独家统计，去年以来截至1月6日，银保监会以及地方银监系统针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违规行为已经至少开具并披露了近3500张“2018款”罚单（注：作出处罚的日期属于2018年）。其中，银保监会开具20张，地方银监系统开具逾3450张。鉴于罚单披露必然的“滞后性”，至少有逾百张罚单“在途”，也就是说，实际的处罚决定数量将突破3500张。

“商业银行对于一线员工行为准则的规范还是比较完善的，甚至如今也结合了科技手段，但是实践中管理难度确实比较大”，某上市银行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原因之一就是违规获利高但成本较低，多数员工违规的结果仅仅是被辞退、罚款或行业禁入。”

“有一些违规行为肯定是因为‘背任务’太重”，某股份制银行位于二线城市的支行业务人员对本报记者坦言，“如果考核标准过高，一线员工不借助些手段真的很难达标。”

罚单披露加速

去年四季度以来新增1400张

部分商业银行或许还在窃喜自己的“这波违规操作666”，但实际上，监管罚单已经“及时送达”。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截至1月6日，银监系统披露出来的“2018款罚单”数量已经接近3500张，其中银保监会披露20张，监管局披露近千张，监管分局披露近2500张。而据本报记者统计，截至去年前三季度披露出来的罚单数量约为2100张，也就是说，仅去年四季度以来披露出来的罚单数量达到了1400张，其日均披露量显著高于去年前三季度。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2017年以来，监管罚单的数量逐年递增，甚至是几近倍增。在商业银行收到的众多罚单中，涉及拟上市银行IPO“窗口期”以及新上市银行的罚单受到了广泛关注。

从监管动向来看，拟上市银行违规的成本可能会增加。《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发审会近期对于拟上市银行所面临的新增行政处罚风险关注度明显提升。多家拟上市银行被发审会问及“报告期内历次行政处罚是否涉及重大违法违规”，或“现有业务中是否存在较大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违规并且面临整改”之类的问题。

区域分布不均

河南监管“出手最重”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去年36个银监机构全部开具罚单。

其中，2018年开具罚单最多的是河南省，河南监管系统开具了334张罚单；山东省排名第二位，监管系统合计开具的罚单数量也达到了290张；湖南省排名第三位，罚单数量超过280张；此外，四川省、陕西省、浙江省和江西省银监系统开具的罚单均不低于170张。

对比去年前三季度的情况来看，各个地区罚单数量排名的变化不大。去年前三季度，开具罚单最多的是山东和河南的银监系统。

当然，上述数据的统计时间节点均是以行政处罚作出的时间为标准，并不代表违规行为发生所在时间。从部分明确了违规行为发生时间的罚单内容来看，有的罚单虽然是去年开具的，但相关的调查或检查工作已经应该是之前就已经进行；另一种情况是多年前的违法违规行为由于某种原因，在去年被查实并处理完毕。因此，罚单数量并不能简单地与限定时间内违规行为高发直接划等号。

但是，如果部分地域的银行业机构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收到高于全国均值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且监管部门的披露口径相差不大（目前多数监管机构是‘分开式’罚单——向违规机构与对应责任人各自作出处罚；少数监管机构采用‘一揽子’罚单——将对违规机构与对应责任人作出的处罚披露在同一张罚单上），才可以明确罚单数量与违规行为的正相关。

强监管持续

各类“潜规则”浮出水面

由于不同区域监管机构对于行政处罚案由披露的详细程度不尽相同，因此，罚单涉及的违规手法可谓五花八门。

如果抛开披露口径的细微差别，商业银行的违规套路也不外乎信贷业务违规、同业业务违规、票据违规、违反审慎经营违规销售、违规流入楼市股市、资金被挪用、违规收费、存贷挂钩、违反国家宏观调控、违规保管、信披违规、公司治理不达标（高管任命不合规、不尽责、关联交易违规等情况较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存在缺陷等几个大的类型。

其中，信贷业务违规所受处罚的数量最多，该种行为也包括部分罚单中的以贷转存等方式虚增存款、违规授信等案由；同业业务违规是去年监管的核查重点之一，之前很多的“潜规则”——例如隐性担保、借同业资管通道违规处置不良资产等行为也浮出水面；票据违规经过前几年的整治，数量和占比虽然有所减少，但是仍十分“抢镜”；而违规销售行为通常涉案金额较小，但是违规行为针对的客户群体可能比较广，对于银行商誉的影响也比较大。

还有一些银行违规的“主观能动性”较强，属于“故意犯规”。例如，去年三季度末披露出来的一张罚单显示，某被处罚主体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案由）是“伪造存单”，该当事人受到的处罚是“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终身，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违规行为具有地域集中度高的特征。例如，票据违规中比较常见的“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等违规行为，多发生在华东、华南等经济发达、外贸交易多的区域；而“存款变保单”等违规行为多发生在三、四线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

当然，部分商业银行乱收费、存贷挂钩的“痼疾”犹存，且此类违规行为跨越地域，在多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