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郑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 王献立

1990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正式成立。我于1994年7月担任郑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2010年退休，在交易所工作了16年，历任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党委书记总经理、理事长；主持了《期货日报》的筹办、“延津模式”的探索与推广以及在郑商所最艰难的时期临危受命，与全所同志共渡难关、走出低谷。作为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亲历者，我深知期货行业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凝聚着各级领导以及所有期货同仁的智慧和心血。回忆起那段奋斗岁月，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为行业鼓与呼：《期货日报》的艰辛创业路

国内唯一的期货行业报纸《期货日报》（初期叫《期货导报》1995年更名为《期货日报》）的诞生，是改革开放大潮催生的结果。1990年，国务院批准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后来的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作为中国第一个期货交易试点，探索期货交易。当时交易所总裁李经谋提议，创办一份期货行业的报纸，以便更好地对期货行业进行宣传和引导。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时河南省省长李长春的赞同与支持。就这样，郑商所作为主办单位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交了申请。1993年12月7日，国家新闻出版署（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同意，河南省新闻出版局1993年12月31日下发通知，同意郑商所作为主管与主办单位，创办《期货导报》，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郑商所考虑到办报不属于交易所的核心业务，决定成立期货导报社，作为交易所下属单位独立运行。经费一部分由交易所拨付，另一部分通过广告等收入自筹，以后逐步过渡到完全自收自支。1994年7月，我从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财贸处长岗位调任郑商所副总裁（当时交易所领导职务是总裁与副总裁，1999年改为总经理与副总经理）。我分管交易所研发中心，同时交易所发文由我担任《期货导报》社长兼总编辑。

当时办报难度很大：一是我们都是新闻报纸的外行，缺乏办报的专业知识，更谈不上办报的经验了；二是任务紧迫，计划要求1994年下半年出版发行报纸。也就是说，从我担任社长开始，三四个月左右就必须出版发行报纸。我们主要采取三项措施奠定了报纸发行的基础，确保报纸如期出版发行。一是健全报社领导班子;二是确定了报社两部两办机构设置：编辑部、广告部、办公室、北京办事处;三是通过报社筹备组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当时招聘了20多名员工，一部分是应届大学毕业生，还有从事过记者、编辑工作的人员。大家工作非常努力，《期货导报》的出版发行工作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了。

1994年9月26日，《期货导报》创刊号发行。我清楚地记得，头条是“中国加快期货立法进程”，是全国人大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期货交易法（草案）》的意见，同时配发了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柳随年、副主任董辅礽参加《期货交易法》研讨会的图片。《期货导报》的正式发行使我国期货行业拥有了权威的信息载体。

创新发展理念：助力郑商所走出低谷

中国证监会垂直管理期货交易所以前，郑商所期货交易量占全国份额的一半以上。2000年郑商所绿豆期货因提高保证金被停止交易以后，又在小麦期货交易上出现了违规质押问题，导致交易清淡，财务出现严重亏损，郑商所由辉煌陷入最低谷。

2001年7月我在纪委书记岗位上临危受命负责全面工作。当时领导成员有理事长张学仁、副总经理张晋生，还有总经理助理梅宏斌、邢汴光、张静。2002年4月汤庆荣调任副总经理。面对现实的困难局面，我们同心同德确立了发展思路，即通过开展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期货与期权交易，把郑商所建设成为期货交易中心、信息中心和价格中心。我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必须树立新的理念、采取新的措施、形成新的机制。创新发展理念，就是以观念创新推动品种开发、机制完善和队伍建设等，夯实郑商所发展的基础。为此，我们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初步确立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期货品种体系;二是不断完善期货交易运行机制，我们围绕降低交易成本服务投资者，开发出价差指令，制定并实行了跨期套利交易制度;三是扩大开放加强同国外期货市场的交流合作;四是苦练内功造就高素质员工队伍。实践证明，郑商所员工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在最艰难时期，没有员工离开，更没有业务、技术骨干流失，形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员工队伍。

服务“三农”：延津模式的创新探索

我们在就期货市场如何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进行调研时，发现河南省延津县粮食贸易公司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然后通过套期保值锁定价格，促进了全县强筋优质小麦种植面积扩大，增加了农民收入。我们把这种做法总结为“公司+农户、订单+期货”的延津模式。

2003年，延津县尝试种植优质强筋小麦的农民，尝到了甜头。随着订单农业的不断发展，粮食企业每年收购上来的优质小麦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如果农民以每斤小麦1元钱的价格签订订单，企业以每斤1.1元的价格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当期货市场的价格下跌到每斤0.9元的时候，损失是由期货市场的交易者来承担的，而农民利益不会受到损失。当价格上升的时候，农民却可以得到分红。延津模式使公司与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联结起来，同时利用期货进行避险，在实现利润增长的同时，扩大了优质强筋小麦种植面积，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动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升级”的效应。这种模式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并作为2004和2005两年的河南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的经验交流资料印发，宣传推广。

现如今，中国期货市场已走过30年的风雨历程，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中国特色期货之路。我很庆幸自己经历了这个过程，眼看它从一棵“萌芽”成长为今天的“参天大树”，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

实现结构和质量的双提升

2002年以后是中国期货市场结构和质量发生重大提升的阶段，其成果主要体现为三件大事：第一个是建立了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第二个是建立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第三个是成立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回顾我的期货经历，从2002年到2016年，参与最重大的就是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都是在证监会范福春副主席带领下、期货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这三件事情对期货市场整体结构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监控中心的成立使得客户的钱真正保住了，切实提高了期货市场的运行质量；投资者保护基金成立，保障了投资者的权利，使得投资者赔偿“有钱可依”；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改变了我国期货市场结构，形成了既有商品期货又有金融期货的格局。而这些结构和质量的提升才能真正带来期货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摘自《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