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构性因素主导钢铁产量的趋势性变化

长期来看，我国粗钢产量同比变化与企业生产利润率的变动非常同步，生产利润上升刺激企业加大开工，增加产量；而利润的下降则抑制企业开工的热情，产量增速也会自高位下滑。总体而言，企业利润率和产量的变动受到结构性、周期性和政策性三方面因素影响。第一章节我们讨论结构性因素。

根据企业利润率与产量同比的变动，结合商品的产能周期，可将我国粗钢产量与钢铁行业利润变化划分为两大阶段——2011年为两段的分界线。2003至2008年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当季利润与销售额之比大多数时期处于7%以上，同期我国粗钢产量平均同比增长率在20%以上。2008年至2011年，虽然企业生产利润率有所下滑，不过粗钢产量同比增长率整体仍维持高位。而2011年之后至供给侧改革之前，钢铁行业利润率与产量同比中枢明显下移。2017年后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使得大中型企业当季利润与销售之比回升至7%以上，但是同期粗钢产量同比平均增长率仍然较2011年之前明显下降（详见图表 1）。这与两个时期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有很大关联。

1.1 投资周期中原料紧缺掣肘钢铁产量

21世纪前十年，我国钢铁行业整体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当时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钢材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国内的钢铁产量并不能完全满足国内需求，原材料铁矿石以及终端钢材价格持续上涨。这段时期影响供需缺口的本质因素是原材料铁矿石的供不应求，而铁矿石以及钢材价格的上涨是抑制需求以平衡供需缺口的必然之举，钢厂利润只是在当时钢厂能够尽可能多的生产的情况下调节产量变化的次要因素（详见图表 2）。

与原油类似[1]，铁矿石也存在长期的勘探开采周期。铁矿从勘探到开采大概需要5至13年，平均为7年，而且需要花费巨额的成本。21世纪之前，全球的矿产业整体经历了20年的投资低迷时期，这导致新勘探矿产资源的减少。这就使得，一旦一段时间内铁矿石需求集中式爆发，因为前期长期的投资低迷使得矿石供不应求，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弥补此缺口。而且巨额的人力物力成本也意味着，整个行业必须要认可资源价格的上涨是长期以及可持续的，才会决定进行新项目的勘探开采。

参考美国2008年前后钢铁行业开工率的变化也可以从侧面印证我们的上述观点（国内钢铁行业的详细数据多源自2009年螺纹钢期货上市之后，可得性有限）。2008年之前，美国的粗钢产能利用率绝大多数时期接近产能极限，而国内方面据了解当时钢厂也多维持很高的开工率以满足需求，这共同表明了当时全球需求的向好以及原料的供不应求，钢厂在基本满负荷的情况下也无法完全满足需求，供给的瓶颈当时主要源自原料的紧缺。而2008年之后，虽然仍处投资周期，新的投资项目仍在继续，但从开工率来看，供需紧缺的程度或已有所缓解（详见图表 3）。

1.2利润是影响当前产量变化的本质因素

2011年之后，我国钢铁行业转入全面过剩。这一方面源于终端需求的下降，另一方面21世纪前十年投资周期中大量投资带来的矿产资源的集中增长以及钢铁行业的扩张共同促成了产量资源可得性的大幅上升。相应的，钢厂利润被大幅压缩，行业产能利用率也整体下降。不单是我国，产业已经高度集中的美国粗钢行业产能利用率也在近些年较此前十年整体下移，共同表明全球钢铁行业的过剩。在不存在结构性供给瓶颈的情况下，钢厂利润变动导致的产能利用率的变动成为影响产量变化的本质因素，而不同钢材之间利润的变化导致的钢厂出产成材之间产量的调节则成为影响螺纹钢、热卷等成材产量变动的重要因素。我国钢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其实也是一种在钢铁行业整体过剩情况下，通过强制性的落后产能退出，以及兼并重组提高钢铁行业整体利润率的一种手段。

钢铁行业进入全面过剩状况至2017年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启动之前，螺纹钢等主要钢材产品的即期生产利润多数时期为负值。从历史情况来看，只有在极端情况下，螺纹钢价格才会数月时间跌破钢坯成本。因为长时间序列数据的缺乏，我们无法确认这是阶段性大底的结论，但这至少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2015年底钢价暴跌末尾以及2016年焦化行业供给侧改革带来焦炭成本大幅提升之时，螺纹钢价格阶段性的跌破了钢坯生产成本。这更使得钢铁行业整合、落后产能出清成为了当时的燃眉之急（详见图表 4和图表 5）。

2016年焦化行业率先启动供给侧改革，原料成本抬升下转炉产螺纹钢成本一度大幅高于电炉产螺纹钢。2017年钢铁行业启动供给侧改革，炼钢行业利润大幅提升，以废钢为原料的电炉加工规模提升。对于以往低价废钢资源的快速消耗，使得电炉生产成本大幅抬升，目前已明显高于转炉生产成本。我们认为，在不存在结构性供给瓶颈的情况下，对于价格最敏感的生产路线可以视为当期的边际供给调节者。在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之后，目前行业整体供需矛盾并不显著之时，电炉产粗钢已经成为实际的边际供需平衡调节者以及价格调节者。不过如果以后废钢成本出现大幅下降致使电炉成本低于转炉，则边际调节者的角色又会转变（详见图表 6和图表 7）。

二、周期性因素左右钢铁产量的周期性变化

2.1 粗钢产量与基建和房地产周期

结构性因素影响粗钢产量和利润长期趋势性变化，周期性因素则影响两者的周期性变动。钢材下游最大的用途是基础建设以及房地产，粗钢产量与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周期、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率与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周期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

基础建设投资领先粗钢产量变动2个季度，不过整体而言，基础建设投资的周期性不显著，更多取决于政府对于当时经济情况的应对举措。房地产开发投资周期与粗钢产量同步的相关性最高，而且周期性明显，呈现出典型的3年周期性波动（详见图表 8）。虽然未来国内可能将会进入后房地产时代，但是参考美国的经验，在其工业化完成以及粗钢产量占比（1945年峰值）和绝对值（1973年峰值）下降之后，钢铁产量的变化仍然与其国内房地产投资密切相关，呈现出同步的波动（详见图表 9）。 

同时我们发现，钢铁大中型企业利润/销售额周期项领先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周期3个季度（详见图表 10），企业利润会影响企业后续的生产以及库存的调节。   

2.2 货币信用周期左右企业利润率变化

另外，国内的货币信用环境的变化也会带来钢铁利润周期性的变化进而带来企业对于产量的调节。整体来看，宽信用的环境会带来企业利润的回升进而带动产量的提升，而紧信用的环境则会压制企业利润以及生产的热情。通常“货币+信用”组合状态的变迁路径多数情况下都是按照逆时针路径变动的。即从“宽货币+宽信用”→“紧货币+宽信用”→“紧货币+紧信用”→“宽货币+紧信用”→“宽货币+宽信用”演变，这一变化路径可能与货币政策的滞后性有很大关系。对应到钢铁企业生产利润而言，“宽货币+紧信用”下企业平均利润最差，因为这往往是信用环境最差的时候，货币政策已经因为经济的下行而转向，但信用环境尚未好转。而“宽货币+宽信用”环境下企业平均生产利润最佳（详见图表 11和图表 12）。

三、政策性因素并不决定产量变化方向

2016 年初，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十三五”期间将化解炼钢产能 1至1.5 亿吨，国内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帷幕拉开。展望全球，我国钢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特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也进行过钢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 每次去产能的过程往往持续3至5 年。

美国和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都发生在钢企效益下滑、需求下行之时。从结果来看，当时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失败的，行业利润率继续下滑，大量工人失业；而日本钢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则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行业利润回升。这其中本质的差异在于日本对于需求进行了大力的刺激。日本当时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海外直接投资、扩大进口，以及推行低利率等政策刺激内需，日本国内大兴土木，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建设热情高涨。而当时受制于高通胀的困扰，美国采取高利率的政策抑制通胀，需求持续下行。

因为钢铁企业的持续破产以及大量工人失业，当钢材价格在 2001 年下降到新低时，布什总统提出三项保护措施：（1）减少过剩钢生产能力；（2）消除补贴和市场不公正；（3）对进口钢材施加关税。这一次的改革取得了成功，美国钢铁行业 CR4由 1999年的38%上升至2005年的67%。全行业毛利率从 2002年左右的5%水平上升到2005年左右的17%水平，行业盈利能力明显提升。

从供给侧改革实施时，美国和日本两国的钢铁产量走势来看，供给侧改革与产量变动并没有必然性的关系，产量的变动更多取决于当时的实际需求以及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均已完成工业化，钢铁产量均已迈过高峰。而当时两国所处的不同经济环境以及应对举措使得粗钢产量下滑程度存在差异——美国钢铁产量大幅下滑，而日本同期持平。而2001年美国再次重启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时，已经处于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在供给侧改革期间钢铁产量还出现了小幅增加。目前我国尚未完全完成工业化，粗钢需求还处于增长阶段。2017年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实施时，产量仍在增加（详见图表 13）。

总体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要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提高企业竞争力、优化行业生态环境以及使产量更贴近需求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着眼于绝对产量的变化，产量的变化更多取决于当时经济所处的大周期，最终决定于各种政策和经济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