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洲猪瘟并不涉及食品安全问题，不必过于恐慌。

你还敢吃猪肉么？

目前为止，敢不敢吃猪肉，并不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勇敢的标准。

在这个还未流浪的星球上，从1921年发现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开始，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例人类感染非洲猪瘟。有科研人员试图将这种病毒感染给牛、羊、马、兔子甚至老鼠，但最后都失败了。可以说，这可怜的猪，是非洲猪瘟病毒在自然界中唯一的宿主。

近100年来，非洲猪瘟从非洲出发，穿越洲际，先后在西欧和拉美等一些国家蔓延。2017年3月，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州发生非洲猪瘟疫情，2018年8月3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确认了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这例病毒，与格鲁吉亚、俄罗斯、波兰公布的毒株全基因组序列同源性约为99.95%。

这是一个病毒的传播轨迹。从非洲猪瘟诞生之日起，它就被视为全球养猪业的“一号杀手”。截至2月18日，我国各地在疫情控制的过程中，前前后后扑杀了95万头生猪，也就是说，每20秒，就有一头猪带着遗憾永别了国土故乡。国际通行的扑杀标准一般为市场价格的50%~100%，我国现在扑杀补助为每头1200元，达市场价格的75%。

这是一场持久战。在目前已发现疫情的62个国家中，仅有13个国家将其消灭了，有些国家与之斗争了35年，古巴、比利时和法国在消灭后还出现了复发。

国际上通行的防控措施主要包括扑杀、消毒、无害化处理，这与我国的处理方法基本一致。近半年来，我国陆续对生猪的养殖、屠宰和运输出台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尽可能减少疫情扩散，让更多健康的生猪免遭“毒手”。

但是，非洲猪瘟病毒最大的特点就是潜伏期长，最长能够达到21~23天，也就是说，理论上，有可能有少量携带着病毒、但一直没有任何临床反应的猪，在正常的屠宰检疫过程中还未发病，就被加工成为各种肉制品流向了市场。这恐怕是比扑杀大量生猪更让消费者恐慌的事情了。

市民在江苏无锡一家农贸市场选购猪肉。

其实并不需要恐慌。目前这种情况极少发生，而且在少量水饺、火腿等肉制品中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并不是说人吃了这些肉，就会被感染。

首先，病毒核酸离开了猪这个宿主之后，就没有了任何支撑生命活动的平台，也不能进行自我繁殖。

其次，非洲猪瘟并非人畜共患病，人体细胞就像是一把密码锁，任凭非洲猪瘟病毒是把铁钥匙还是铜钥匙，都无法解开人体密码，使人体感染。

最后，非洲猪瘟最怕高温，国人一番蒸炒煎炸煮，等待猪肉咸糯入味的时间，也早已将病毒杀死了。

因此，非洲猪瘟并不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你不必过于恐慌。

2、散户养殖是不是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传播的罪魁祸首呢？

这次非洲猪瘟在我国的传播，背后反映更多的，是产业安全的问题。

安全的食品主要是靠种出来或者养出来的。可以说，非洲猪瘟给了我们一个窗口，来洞悉生猪养殖这个巨大的产业。

首先是养殖模式的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是生猪养殖和产品消费大国，每年生猪的养殖量和存栏量都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国内猪肉的消费量更是占到总肉类消费的60%以上。

而从养殖规模来看，存栏500头及以上母猪的大型规模化养殖仅占28%，按照马云曾说的中国人一年要吃掉6亿头猪的吃法，每年会有4.32亿头生猪从农村散户的猪圈里爬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这种养殖模式是否就是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传播的罪魁祸首呢？各界对此有很多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散户因为生产周期短，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实现封闭养殖，与外界的病毒隔绝。而且一旦出现疫情，可以马上处理掉，因此这种模式更能减小养殖风险。

有调查显示，在养殖优势区，掌握丰富养猪经验的散户，有些已经15年未发生任何疫情了。而相反的，一旦出现疫情，规模化大场抗疫病和抗风险的各项措施无法及时实施到位，一头猪发病往往会带来指数级感染，损失巨大。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规模化养殖场饲料用得好，运输和屠宰流程更完备，养殖环境更清洁，设备和管理也更科学，能从根源上更好地防范疾病传播。而散户养殖无法保障每个环节的可控性，用泔水来喂猪的小散户还依然存在。防疫工作数据表明，最初我国由餐厨剩余物喂猪引发的疫情占比高达40%，规模养殖场无疑能够杜绝泔水饲喂，并有效减少交叉污染，严防疫情扩散。仅从非洲猪瘟的传播来看，以散户为主体的养殖模式显然是不利于疫情防控的。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生猪的调运。从往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家庭人均猪肉消费较高的地方集中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川渝，而生猪的主要产区却在东北、华北、两湖和四川。多年来，主产区向主销区的调运形成了“南猪北养”的模式，特别是跨省间的生猪贸易流通频繁。

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生猪长距离调运是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运输车辆如果未经过严格的清洗消毒，就会具有很高的疫情传播风险。而最初发现的35%以上的疫情，都是因异地调运引起的。

在屠宰环节，由于非洲猪瘟病毒的潜伏期较长，屠宰过程中不易发现那些携带病毒的猪体，目前对该病毒最快、最准确的检测手段是活体猪血液快速检测，但每头至少要花费100元，所以从成本上来看，暂时还达不到头头检测的水平，实际操作中往往按比例抽查检测，这就涉及到了概率问题。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称，当前全球非洲猪瘟防控的难点，在于还没有研发出有效的疫苗。该病毒结构复杂，基因组庞大，病毒编码超过150多种蛋白，其中超过一半的蛋白功能还不清楚，无法从根本上控制病毒的感染和传播，病毒所到之处，生猪产能普遍锐减50%以上。这些都是养猪业所面对的安全和风险问题。

对消费者而言，生猪养殖的产业安全还体现在猪肉的供应和价格上。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今年2月份，我国生猪和母猪存栏量同比减少了16.6%和19.1%，而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同比跌了10.4%。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受疫情的影响，生猪基础产能不断下滑，不论是猪的存栏量还是母猪的存栏量都同比下降。由于调运的限制，生猪调出省如果是疫区，大量屠宰会造成持续亏损，产能淘汰加速，如果是非疫区，猪价也会低迷，补栏放缓。

在生猪调入省，猪肉供给不足猪价上涨，补栏情绪高涨，但是环保政策限制以及养殖产业基础薄弱，补栏量难以弥补产出省的减少量。

与此同时，面对疫情的高风险，养殖户恐慌出栏的情绪很普遍，很多已经在春节前全部出栏，导致2月以后，全国猪源减少。据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显示，从3月8日起，猪肉价格开始回升，环比增加了5.1%，同比增加了2.9%。3月11日到17日的这一周，山东生猪价格大幅走高，环比涨幅超过15%。

尤其是发生疫情的生猪主产区，养殖户和养殖场对疫情的发展情况不确定，迟迟不敢增加养猪和母猪的数量。有些养猪户的资金还未回笼，也不得不降低产能。这也预示着，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出现猪肉市场供给偏紧的现象。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透露，始于去年8月的这场非洲猪瘟疫情，无异给生猪养殖产业带来了一场“供给侧改革”。如何有效应对非洲猪瘟对产业安全的威胁，抓住机遇调整生猪养殖业供给侧的结构呢？

这不仅是对政府的一次考验，对企业和小农户来说，也是考验。

3、每一次大的疫情都使我们警醒，看到了存在的问题，才能不断地改进完善。

如果病毒持续大规模的蔓延，将会对我国生猪养殖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对于整个生猪养殖产业来讲，控制非洲猪瘟疫情的传播，是当务之急。

如何做好当下非洲猪瘟的防控呢？我们从生猪产业链上的养殖屠宰等环节来看。

在养殖上，养殖方式和规模的一些调整，可以极大地提高养殖场防范和对抗非洲猪瘟病毒的能力。

首先，用餐厨泔水喂猪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原则性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全面禁止了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

其次，推行适度规模经营，以“公司+农户”的模式，实行标准化养殖，改善猪舍的设计和选址，明确种猪的来源和质量，控制养殖密度，做好人员和车辆进出的消毒工作，完善养殖环节的生物安全措施。

主产区和主销区二元结构已经并且还会长期存在，为了保障供应，跨区域的调运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全国的生猪调运有着严格的限制，虽不鼓励长距离运输，但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部禁止，只是跨省的生猪调运会相对麻烦些。

以安徽为例，一头来自外省的猪，要想进入安徽地界，是要经历“八十一难”的。

首先要亮明身份——必须是来自规模化养殖基地的育肥猪，且这个养殖场具备一定的资质。

其次要证明清白——抽样检测呈阴性，且这头猪的家乡必须未发生过疫情，或者是疫情全部解封的省份。

最后就是坦白从宽——从哪来、到哪里去、谁家的猪、谁运输等等所有的信息都要明确出具，最后以“点对点”的方式调运。这还不算完，这头来自外省的猪到达安徽以后，还需要14~45天不等的隔离观察，只有确认了“没毛病”，才能跟安徽本地的猪们放心地厮混在一起。

运输过程中车辆受到严格监管，车牌、运行路线、司机师傅，装车前和卸载后的严格清洗都在24小时全方位的监控下。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有权依法在当地设立各类检查站，发现违规调运生猪及生猪产品的，可以立即扣押处置。

在屠宰环节上，根据有关部门要求，5月1日前，各地的生猪屠宰企业将面临全面清理，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和不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的，需立即停产整改，7月1日前整改不达标的，将会被取消定点屠宰资格。

在贵州铜仁一家仔猪繁殖场，管理员给仔猪注射防疫药品。

最新的情况是，驻屠宰场的官方兽医可以根据实际，在生猪进入屠宰场前，以车为单位，采集全部生猪血液样品，均匀混合后进行检测。屠宰企业可以在畜牧兽医部门的指导下，建设符合要求的实验室，或者寻求有资质的实验室提供社会化服务，对入场生猪进行血液检测。屠宰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洲猪瘟典型病变的，会立即停止屠宰，确认病毒核酸阳性的，则需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据通报，截至3月19日，我国已有超九成的疫区解除了封锁，疫情发生势头趋缓。这表明，各项防疫措施是有效的。在猪肉供应上，今年的冻肉储备收储工作已经启动，解禁的主产区养殖户也在逐渐恢复生产，适当补栏。2月18日之前扑杀的95万头生猪，只占全国生猪年出栏量的0.14%，下半年国内的猪肉供给并不是大问题。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相关意见，提出了多项措施，支持生猪养殖场尽快恢复生产，保障市场供应，针对特殊时期各地生猪产业链的市场预警、疫情的优化处置、调运的监管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行动指南。

但从全球疫情状况来看，要想根除非洲猪瘟病毒，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猪瘟、O型口蹄疫、蓝耳病和其他猪流行病也不时困扰着生猪养殖产业。

我国养殖业发展很快，但发展底子薄，人才、技术还没有跟上，所以一些动物疾病一来，就会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是每一次大的疫情，也使我们警醒，看到了存在的问题，才能不断地改进完善。

4、从长期来看，产业提档升级、建立新的风险防范体系，是保障国民“肉罐子”安全必须要做的事情。

即便非洲猪瘟走了，或许还有其他的情况出现。从长期来看，产业提档升级、建立新的风险防范体系，是保障国民“肉罐子”安全必须要做的事情。

随着防疫和环保要求的趋紧，对小养殖户来说，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迫退出。主动升级就是提高环保和防疫能力，适当扩大养殖规模，而泔水养殖户则需尽快淘汰出局。

河南郑州双汇美式产品生产线。

对于规模养殖企业来说，除了建立更加规范的生物安全体系之外，可以从产业链上出发，将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和屠宰加工三个环节整合到一个公司体系中运营。这种产业链的整合，可以简化流通环节，降低各环节之间的无序性和不可控性。

山东鼓励“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冷鲜上市”的模式，变运猪为运肉，在保障市场供给的同时，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这在全国范围内，是可以行得通的，但需要更多冷链环节上的保障，肉类的冷链物流发展或将迎来一次难得发展机遇。

目前我国养猪业的主体依旧是小农户，这股力量亟待被纳入到产业政策扶持体系当中去，形成小农户与规模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比如说，在生猪主产区，不妨分工合作，规模公司负责高风险仔猪生产，散户进行低风险的育肥生产，“公司+小农户”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种，但一定是朝着更加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方向。

在养殖布局上，不论是生猪养殖、猪肉供给，或是疫病防控，都需要进行区域性的调整，终止以往流行的“南猪北养”模式，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一定程度地恢复南方水网地区的生猪养殖。

我们可以从《全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区域化防控方案》征求意见稿中看到，全国或将分为北部、西北部、东部、中南部和西南部5个大区，各区域内的动物疫病防控、生猪及其产品的调运、相关产业的布局都将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使区域内生猪供应需达到平衡，实现供给的本地化，减少跨区调运。当疫病在某一区域发生时，区域内的联防联控和及时隔离，可以减少疫情在更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性。

近日，在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非洲猪瘟专业实验室，赵东明、刘任强等人成功分离了我国第一株非洲猪瘟病毒，对其感染性、致病力和传播能力等生物学特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也就是说，我们对非洲猪瘟的了解更近了一步，或许，我们离非洲猪瘟疫苗的研发又近了一步。

消灭非洲猪瘟病毒道阻且长，我国生猪养殖产业如果能够在这次危机中，看到自身的问题，及时调整，重新出发，想必那些被扑杀的猪也能够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