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我今天的报告想从过去七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反思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并且对现代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方向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诸位。

一、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的主流思路

过去这七十年，我国经济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讲，可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当时我们推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二是，从1978年年底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参考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的经验，它的目的是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当时我们所学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跟那时世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少不谋而合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好必须靠政府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同时，二次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因应这个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出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现在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民富国强，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其理由是：“民富”希望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其条件是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要跟发达国家有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技术跟产业。要“国强”就必须有先进的军事装备，那些装备也是由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生产的。然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业都是传统的农业，或是自然资源的产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收入水平也很低，国家也不强。因此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以发展现代、先进的产业作为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其实跟我们50年代、60年代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样。但是，那些现代化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于是就认为是市场失灵，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的方式发展现代化的产业。

这种发展方式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我国在60年代的时候就可以试爆原子弹，70年代卫星就可以上天，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不过推行这种发展方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成绩相当不好，从国内的情形来看，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到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水平看起来非常高，非常先进，但是人均收入水平来非常低。例如，按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来衡量，1978年的时候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计算是156美元。当年，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平均数是495美元。也就是说，经过建国以后的30年的努力，从收入水平来看，我国连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跟我们的情形一样，如果从工业体系来看都很先进，从生活水平来看都相当滞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国家，在当时主流的理论思潮的影响下，也是工业建设有成绩，但是生活水平没改善，并且经济出现了停滞，各种危机不断涌现。

我国是1978年年底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率先进行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则随后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转型，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在80年代、90年代从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的主流思潮是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造成各种扭曲，经济发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失灵造成的。从经验实证来看，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效率不如发达国家那样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转型的目标是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认为要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就必须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系需要哪些制度安排？市场的好处是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怎么样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在转型前各种价格主要由政府决定，因此，第一个建议就是这些国家必须价格市场化，由市场的供给跟需求来决定价格，由价格来引导资源的配置，一个产品的价格升高，代表需求旺盛，资源就多配置到这个产品去增加生产以满足需求，反之，价格降低，就减少资源在这个产品上的配置。这个逻辑非常清晰。

不仅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当时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当时的看法是即使价格由市场决定，如果企业是国有的，价格就会失掉配置资源的功能，因为国有企业如果亏了本，国家会给补贴，如果赚了钱要上交给国家。在这样的状况下，即使各种资源、各种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本来在市场经济中一个要素的价格上涨了，企业应该节约使用，这样效率才能提高，可是国有企业面对要素价格上涨，亏损增加，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没关系，反正政府会补贴，所以就不会随着要素价格上涨费心费力去节约。同样的情形，如果生产的产品价格增加，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应该努力多生产，多赚利润。但是国有企业赚的利润都要上交给国家，因此，即使产品价格上涨了，也不见得会努力多生产。所以，当时的看法是，要让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必须私有化，这个逻辑也是非常清晰。

第三、价格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还有一个前提，价格必须稳定，如果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行为会被扭曲。假如说一个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消费者就会去抢购，在价格低的时候就想多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抢购的结果就是需求会大量增加。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看到价格不断在上涨，企业就会惜售，等三个月半年以后再来卖，价格会更高。结果是价格上涨时需求大量增加，供给大量减少，价格就会陷入到一个不断上涨的恶性循环中，所以，市场要有效配置资源必须有稳定的价格。怎么样有稳定价格？前提是政府的预算必须平衡。因为如果政府预算不平衡，有赤字，到最后这些赤字会货币化，也就是会增发货币。一增发货币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一出现通货膨胀，行为就会被扭曲。

所以在80年代，根据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了后来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转型要成功必须在这些国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而且这三化的改革必须同时到位才会有效果。如果市场放开了，产权不改革，结果会更糟。或者市场放开了，产权改革了，但宏观上面不稳定，结果会更糟。

二、我国的转型经验和反思

我们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次转型，没有按照当时国际上主流的看法。我们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了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在转型时，给原来优先发展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放开了一些过去被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产业的准入，并积极因势利导其发展。开始的时候我国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很不好，就设立了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等，在园区里改善基础设施，实行一站式服务，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来克服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限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国际上除了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一次性地把市场经济所必须有的制度安排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到位转型才能成功的共识之外，还有一个共识，就是像中国推行的那种渐进双轨转型，同时有市场又有政府在配置资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导致的结果经济效率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差，问题还多。为什么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因为同时有计划和市场，政府的计划价格低，市场的的价格高，就会产生套利的空间，衍生腐败，并且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些现象在我国转型后确实出现，80年代最时兴的一个行业叫做“倒爷”，1978年以前没有，1978年开始渐进式双轨改革以后，出现了靠倒卖政府计划物质，赚取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价差的行业，而且，倒爷为了得到这些低价的计划物资就要透过各种关系去寻租，就会有腐败，同时，带来了收入分配的问题。

80年代的时候主流学界反对中国渐进双轨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确实存在的问题，所以，只要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一放缓，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就会涌现。但是，我国过去四十年不仅经济发展快速，而且，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绝大多数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根据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转型，结果则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我国出现的腐败、贫富差距的问题，他们也有并且普遍比我国严重。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在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这一点。发现在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以后，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比转型之前的60年代、70年代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原来还高，另外像腐败、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比中国的情形还严重。

三、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何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世界上苍白无力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国的经济学界思考，理论是为了帮助我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认识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问题时很有力，但是，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些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时却屡屡失败？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异是条件不同的内生结果。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或者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力水平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在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但是，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内生决定的。发达国家发展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是因为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经过两、三百年的资本积累，资本相对丰富，因此，在这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上面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性是什么，资本极端短缺，因此，在资本密集的产业上面他们没有比较优势。

一个国家若发展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离开了保护补贴就活不了，例如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就是这个情形。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主流发展理论没有认识到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决定的，只看到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水平低，在没有改变导致内生结果的外生原因时，就要去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拔苗助长的结果失败也就是必然的。

在转型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听起来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只要有政府的干预扭曲，必然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等，但是，为什么按照那样的理论指导去进行转型，导致结果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原来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原来更高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忽视了原来在转型之前的各种扭曲也是内生的。那些扭曲、干预、保护补贴为什么存在，因为转型前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资本太密集，这种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要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效的市场，必须同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化，政府财政预算必须平衡，也就是要把各种保护补贴一次性取消掉。取消掉的结果，原来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活不了，因此就会出现大量的企业破产，导致大量的失业，就会有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的问题，经济也就会崩溃。同时，资本密集的产业当中有不少跟国防安全有关系，如果不给予保护补贴，那些产业活不了，国防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乌克兰就是这样子，乌克兰原来可以生产核子弹、航空母舰，全世界最大的飞机，他们在90年代转型的时候，为了财政平衡，不给予保护补贴，只能把这些产业全都放弃了，结果怎么样？前几年俄罗斯把克里米亚拿回去，他一点办法没有，他的东边和俄罗斯接壤老是在闹独立运动，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然，大部分的国家不会天真到把自己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都放弃，因此即使把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当中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企业私有化，政府同样要继续给予保护补贴。而且，仔细分析，政府必然会给这些企业补贴，因为这些企业承担着国防安全的需要，我把它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有了这种政策性负担到底是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90年代我跟国内和国际上的许多经济学家争论，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所以给这些企业补贴，是因为国有。我则认为是这些企业承担着国防安全的战略性负担，只要这个战略性负担还存在，就必须继续给补贴，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而且，从激励机制来分析，国有时厂长经理会说，没有补贴活不了，国有的厂长经理拿了补贴以后，当时没有八项规定，多吃一点很难避免，可是，直接把钱放在口袋里是贪污，抓到了会被判刑，拿多了，会被枪毙，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小打小闹，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但是变成私有以后，私有的老板不会补贴国家，会用同样的理由跟国家要保护补贴，国家也不能不给。但是跟国有企业不同的是什么？这些私有企业的老板从国家拿到的补贴越多，放在口袋里面越多，天经地义。因此，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寻租，而且寻租的时候会怎么跟政府官员说呢？反正你给我的钱也不是你自己的钱，是国家的钱，为什么不多给一点。我们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或者巴拿马给你设个银行帐户，两个人共享。

在90年代的时候，我这些看法只是理论推论。现在则已经有大量的资料证明这一点，除了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许多苏东拉美国家的学者的实证研究之外，两三年前在国际媒体上非常有名的巴拿马文件，里面有大量记载，前苏联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那些企业私有化以后，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

主流的转型理论由于它忽视了这种扭曲的内生性，理论模型的逻辑很严谨，根据理论所做的建议很清楚，可是，按这些建议来转型的结果却比原来更糟。我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转型，确实如主流理论所预测出现了倒爷、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但是，由于对原来违法比较优势缺乏自身能力的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所以，维持了稳定，对于符合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放开准入，并且政府还积极因势利导，所以，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这个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本的快速积累，逐渐地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的性质就从原来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锦上添花对维持稳定没帮助，却会导致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政治问题，所以，与时俱进，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把双轨时期遗留下来的保护都取消掉。

四、未来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方向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一般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为了理论模型的简化和易于处理，经常采用单部门模型，整个经济只有一个部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这种理论模型中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或者没有结构内生性的概念，于是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作为最优的结构，任何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都被认为是扭曲，由于没有结构内生性的概念，也就不会有扭曲内生性的想法。

这种一个部门以及忽视结构差异内生性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除了上述在发展和转型上讨论的问题外，在经济运行上也经常会误导发展中国家。例如去年得了诺贝尔奖的罗默，他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世界最前沿，因此它的技术创新就必须自主发明。自主发明导致的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为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自己发明的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改进。自己要发明技术通常有两个要素投入，一个是资本，一个是人力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是相对丰富的，不是瓶颈限制，因此，在内生增长的理论模型通常不仅是一个部门的模型，而且，在这个部门中只有一个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按照内生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并且是全要素生产率越大越好。

这种理论在发达国家也许适用，但是如果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跟世界前沿的技术还有很大的差距，技术创新可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己发明技术，一个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到底哪种技术创新的方式比较好，就要看哪种方式成本较低，风险较小。从实证经验知道可以引进技术时，引进技术的成本比较低，风险也是比较小，技术一般是内化在设备上，引进技术一般需要购买新设备，会计入资本投入，在增长核算时技术进步就不会在剩余项出现，但是，它的成本比较低，经济增长可以更快。到底是让经济增长快好，还是让剩余项大好，当然是经济增长快好。引进技术也需要人力资本，但是跟自己发明技术时候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不完全一样，因此，教育的的内容和水平也不应该完全一样，但是在单部门的增长模型里面就很难讨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促进经济的机制和条件会有什么不同，很容易让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决策者去追求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在物质资本有限的条件下单方面追求人力资本的提高。

上述情形在现有的主流理论里比比皆是，例如金融对现代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教科书里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发达国家适用的制度安排，股票市场、大银行、风险资本、公司债。这种制度安排适合于发达国家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生产活动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本投入，风险非常大。可是，在发展中国家70%、80%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小型的农户和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用的技术一般是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也相对是成熟的产品，需要的资本规模非常小，风险主要集中在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问题，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经济学的教科书引进所谓现代的股市、风险资本、大银行、公司债务等，就会发现实体经济的特性跟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没有办法服务实体经济。

总之，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外生的给定的最优结构，导致的结果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要发展的目标。80年代、90年代转型的时候，把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结构当作最优结构，忽视了扭曲的内生性，直接把转型的目标作为转型的手段，导致的结果就是前面讲的，出发点非常好，效果非常差。以主流的现代经学理论作为经济运行方方面面的指导原则，也同样会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特性的差异而不适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要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求在理论中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并了解这些内生性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影响。

五、结语

我想人大此次重组成立这个新的经济学院一方面是要继承光荣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要作为一个平台推动理论创新。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是理论创新的金矿。比较而言，前三十年中国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大的差异，走的道路也是当时的主流道路，但是过去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走了自己的道路，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如果用现有的理论来看中国，到处是问题，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放慢一点，在国际学界舆论界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但是实际上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还一直维持着稳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但是，任何现象背后都有道理，所以，总书记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最重要的是必须要了解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我们做一个转型中国家有很多扭曲，这些扭曲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这些差异和扭曲都是由原因的，都是内生的。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知道，要成功改变一个内生现象，就必须先改变这些内生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所以，只有把握住一个现象内生性的理论才能帮助人们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两个目标的统一。这也是这些年我在北大推动新结构经济学，倡导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推动来自于我国的自主理论创新所想达到的目标。在总结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经验以进行理论创新上，我国的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我非常期盼和人大经济学院的同仁一起抓住这个机遇，把结构和其内生性引进现代经济学，不辜负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对理论的发展做出创新性的贡献，让我们的理论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改造世界。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