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两周是游说良机！”布鲁（Charlie Blum）说着突然从座椅上扑出半个身子，64岁的他激动难掩。

布鲁的公开头衔是美国国际顾问集团总裁，实际身份是一名注册的院外活动家，俗称“说客”。他的游说目标正是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将人民币汇率升值。

本周起，美国国会因复活节休会两周。在内行看来，这正是最佳游说时机，因为没有投票、听证的干扰，大部分议员幕僚仍将留守国会山。布鲁暗示，他的团队正有大新闻在酝酿。

此前，他操纵了汇率风波中的几次大浪：起草美国众议院版本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提案）》、推动众议院致美国政府的集体签名信。

布鲁是这场“货币战争”的幕后推手。

他的团队名叫“公平货币联盟”，是由46家美国产业工会、农业行会和工业行会为促使人民币升值而结成的同盟。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创造性地”将美国工人失业归咎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偏低，游说美议员立法、影响舆论，终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

百议员请愿信的诞生

该联盟的游说路径可从本月美国国会请愿信的产生过程中一见端倪。

3月15日，美国国会传出消息，130名国会众议员联名致信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敦促前者在4月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以及让后者对涉案中国输美铜版纸征收汇率补贴税。

这是本届国会首次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表联名公开信，由此引发美国国会施压人民币汇率的行动。公开信发出不久，后续行动接踵而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事隔3年之后对人民币汇率举行听证会，参议员舒默引入杀伤力超强的惩罚人民币汇率法案。

一时间，人民币会否重启升值的悬念让国内不少出口企业忧心忡忡。

尽管牵头写信的是一名密歇根州众议员，但其实，公平货币联盟是让这封信拿到130个签名的中坚力量。

公平货币联盟成立于2003年，目的是促使人民币等一揽子被疑低估的货币升值。该联盟没有全职员工，大部分游说、政策设计工作由会员分担。

布鲁是该联盟的主席。他是一名资深贸易专家，曾在1983-1988年担任美国助理贸易谈判代表，以后从事国际贸易游说工作。美国的工会、钢铁企业是他最深厚的客户。他曾经参与组织美国授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据他本人回忆，今年2月的一天，布鲁接到议员助手的电话，得知议员先生准备写信敦促美国政府向人民币汇率施压。布鲁迅速将这个“大好消息”告诉公平货币联盟的成员，号召他们说服自己联系的议员在信上签字。

布鲁嘱咐这些企业主、地区工会领导人：“你们见到议员后，跟他提这封信，让他在上面签字。”

“当时时机对我们很有利，因为我们正在安排一次大规模的外地会员‘进京’游说。”布鲁说。2月以来，有近百名联盟成员代表前来华盛顿会见议员和他们的幕僚，这些人被称为“飞来的外援”。 外援本身也是布鲁给美国国会安排的游说活力之一。

此时，这封一页长的信正在美国国会电子邮件网络上流传，征求签名。

以公开信的方式推进议程常见于美国政治运作。“议员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类似请求，其中大部分被束之高阁。”布鲁举起手，比了比文件的厚度。

因此，要赢得议员签名，需使用特别手段。“这就像推销，我要敲每一个议员办公室的门，向他们推销我的点子。”布鲁说。

游说议员并不光靠金钱，因为这些议员也要考虑敲打人民币对本选区有否实际利益。“我在‘推销’公开信的过程中被议员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行动对我的选民有什么好处？”布鲁说。

布鲁强调，自己是“以理服人”，不搞权钱交易。

也许一个签名换取一笔政治捐款的情况并不存在，但布鲁承认，相关企业和他们的协会对国会负责相关事务的议员定期捐款却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议员们自发组成各种产业联盟，比如钢铁业联盟、纺织业联盟。这为美国相关企业捐款提供了门道。

钢铁业联盟是美国国会历史最悠久的联盟之一，成立于1970年代。众议院内有87人，参议院内有28人参加。美国专门跟踪政治捐款的网站“开放国会”显示，该委员会的上届副主席Tim Murphy当年收取钢铁企业超过3万美金捐款。

相应的，该联盟也在3月给美国钢铁企业组织了一场听证会，让美国企业发泄对中国的不满。证人之一北美特种钢研究所代表莫顿（Carl Moulton）特别提醒议员要对人民币汇率被操纵采取行动。

美国企业与议员间长期形成的合作关系在推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件流传两周之后，签名数量从40个增加到130个。

这封公开信发布之后，主流英文媒体竞相报道，汇率问题很快成为热门新闻关键词。这又变相加快了该议题登上政府高层官员议事日程的速度。

偏理能修得正果？

美国议员挑战人民币的理由是，中国操纵汇率夺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让人民币升值就能挽回美国就业。而实际情况却证明了该说辞的牵强：2005-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逐步升值，但美国工人的失业仍在增加。

凭如此牵强的说辞就能让人民币汇率问题挤进中美政府高层议事日程，这与美国工会等特殊利益集团的院外游说密不可分。

“是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并推动了政府与国会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行动。”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何兴强博士指出。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个将市场资源转变为政治活动的机制。对某个问题有着更高关注的利益集团能够在该问题上付出更多资源，也更可能在该问题上持极端观点。

这样做的后果是，在某些问题上有着极端重要利益的少数能够与一个冷漠的大多数匹敌。

比如，人民币升值可能惠及美国1300万工会成员，但却会伤害美国3亿消费者的利益，后者俨然是“冷漠的大多数”，并未参与这场汇率博弈。

“这使美国工会能够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在全国形成必须让人民币升值以解救美国制造业的舆论。”何兴强指出，“以至于许多在中国获利颇丰的美国公司都不敢声张，生怕背上摧毁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罪名。”

联盟游说的手段多种多样，公开信只是其中之一。

布鲁告诉记者，他们还起草了众议院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提案）》，布鲁甚至直接将该法案称为“我们的法案”。

游说并不一定要推销己方立场，传播新闻报道也是一种游说途径。该组织编辑一份货币新闻电子周刊，广泛收集美、中两国媒体对汇率的报道。这份周刊的收件人包括美国国会每一个办公室、美国财政部官员和中外媒体。布鲁说，“这份周刊是我们影响决策层的途径之一。”

更强大的游说是通过会员企业拜会国会完成的，企业家与议员见面一般提出四五项要求甚至更多。“这些企业关系到选区发展，他们对议员的影响比我要大得多。”布鲁说。

由于组织松散，布鲁不能说出2月以来到华盛顿游说汇率政策的准确成员人数，但他和美国劳联-产联高级官员波尔（Bob Baugh）都指出，人数在百人以上。

“美国工会最擅长这种草根游说。”何兴强解释，“会员人数成了工会游说的最大政治资源，每人都代表了一张政治选票。”

据布鲁透露，联盟的工会会员加起来数量过百万，而与联盟关系密切的劳联－产联有1300万名会员。

美国的游说力量固然强大，但只是影响汇率的因素之一。不少学者认为，利益集团只在政策制定的早期有影响力，后期进入实际决策就无从发挥作用了。

“进入决策阶段，还有更多重要因素，比如中国政府的态度。对于决策者而言，国内和国际因素都要考虑。”何兴强说。

目前，连布鲁本人也不认为美国财政部长会在4月15日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我建议中国在4月14日晚间调整汇率，4月15日美国财政部就可以在报告中说，介于最新发生的情况，我们不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布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