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商》：你怎么想到要做程序化交易的？你会一直沿着程序化交易之路走下去吗？

　　杭国强：程序化交易是延伸了人的手和脚，比别人做得更快，无限量地放大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

　　我们做交易的分两类，一类叫主观交易，就是对行情作主观分析判断和预测；另一类叫客观化交易，就是在市场有条件出现时才去做相应的动作，这个条件不出现，我的动作就不会做。我肯定是客观化交易的，不会凭预测和判断去交易。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平均移动线，在2007年底和2008年初，股市从6000点跌到2000点，当时很多个人和基金经理的失误就是很典型的主观交易失误，如果是客观交易的话，跌破100天平均移动线你就离场不做，绝不可能从6000点拿到2000点，还可能会亏一半吗？最多回调百分之十几。这就是客观化的，100天移动平均线不破我就拿着，跌破了我就离场。但具体到看多少天的平均线，是因人而异的。股指期货出来以后我也会继续这样做，如果价格不站到100天线上面我就不会做多，如果站在100天上面了，我就肯定不做空了。

　　《财商》：当技术面和基本面发生冲突，你听谁的？

　　杭国强：在技术面和基本面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坚定地按照技术交易。但是，技术客观化只是告诉你最后扣不扣扳机，而要在瞄准敌人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指导思想。中国资本市场，讲求基本面、技术面、政策面、资金面的面面俱到。任何一个面如果你做得不完善，做不精到，你是竞争不过别人的。事事面面俱到，如果哪个面有正向支持的你就加分，如果有一个面反向支持，就减分。因此，为了在信息上取得优势，我们会组成一个团队，对信息进行研究、采集和分析。

　　还有，我们做交易不是讲求一两次的成功，而是看概率。说到概率，数学上要有足够的样本数据。程序化交易是要经过成千上百次测试，运行过5年、10年，才能证明这个体系是稳定盈利的。而且，为了讲求连续性，哪怕这次是亏钱的，这个交易我们也必须做的，因为我们要把100次交易输赢叠加，才能算出最终的盈利。

　　《财商》：在套利和单边投机之间，你是怎样取舍的？

　　杭国强：我做单边投机比较多一些。但是，套利和单边投机在原则上是不分彼此的。我们也专门有个小组研究套利系统，比如有色金属的无风险期现套利。

　　我们还在为股票和股指期货之间的无风险套利作准备。一旦市场出现这种机会，我们不应该放过。但是，在商品市场出现的这种正向的无风险套利，具备真实可操作性的机会还相当少。另外，我们不是现货商，没有强大的现货为作后盾，所以在期现套利上处于弱势。

　　但我相信，以人民币现金交割的股指期货和现货市场的套利，才是真正的无风险套利机会。沪深300指数和沪深300股指期货用现金交割，价格在到期日是一定会回归的，而在商品市场上，现货和期货存在升贴水的。还有，股指期货在原则上不会逼仓，而中国的商品期货小品种很容易被逼仓的。现在业内绝大多数人都盯着股指期货的期现套利这块。

　　跨期和跨品种套利都是属于统计套利，是有风险的。比如，我们认为市场上有好的套利机会，我相信其他人也不会放过的。有门槛了以后，我们进去就更困难了，这是一个竞赛，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如果和别人比我们没有绝对优势，这仗打起来就很困难，风险也就出现了。

　　我们认为承担了风险就要获取比较高的利润，而如果既要承担风险，又不大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还不如做对冲，即同时做多单和空单。对冲可以在不同市场上做，比如在中国台湾买的股票，不一定要在中国台湾的股指期货上进行对冲套利和保值，也可以到美国期权上去做对冲套利保值。

　　商品的单边跨品种套利应该放在程序化里面，用历史数据进行概率的统计。因为有的时候，基本面和政策面改变了，会改变跨品种套利原来的结构。比如，去年年初，国家收储大豆使得大豆价格不上不下一年，这个时候套利就会背离历史的统计规律，反而会造成亏损。

　　《财商》：你刚才反复提到了股指期货，你将如何参与？

　　杭国强：股指期货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机会。我们有20年的证券经验，7年的期货经验，股指期货把证券和期货打通了以后，我们相信在这方面更加有优势。

　　股指期货的推出不仅对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是一个结构上的完善，也给我们投资公司带来了天翻地覆的机会。运用股指期货可以推出成千上万个理财产品，我们就可以构建很多不同的产品。

　　我们还可以做FOF，募集到资金后把基金作为投资标的，就像我们选择不同的操盘手一样做一个组合。

　　在交易策略方面，我们还是会用原来擅长的趋势交易。我们要捕捉这个刚刚诞生初期的、无序无常的市场提供的机会，在价格变化和波动率比较大的时候，单边投机的机会很多。

　　第二个就是套利，具体操作可能更集中在四个合约的跨月套利上。我觉得各月份合约之间的价差会很大。中国的商品期货已经达到了全球交易量第一，估计2010年就可能达到200万亿，所以市场的流动性充沛。在金融衍生产品稀缺的环境下，股民参与股指期货的积极性也会很高涨。

　　因为投资者多，交易思想不同，参与角度不一样，所以，流动性越大；投资者越分散，价差的变化和偏离的程度和波动性就大，这个过程中，价格偏差的产生就比较有机会。

　　期现套利是简单的套利模式，大家都看得明白，这样的机会很快会被市场所削减。单一期现套利的话，市场上会有一两个点的差价，特别大的无风险利润存在概率不大。中国资金这么多，那么多机构，一旦机会出现，大资金一套就把价格套回去了。从策略、跟踪误差的软件和硬件来说，大机构会非常有优势。

　　我们小机构的优势在灵活性、自主权和对风险的承担上，所以我们把眼光放远，探究更深层次的机会。比如，我们会组建自己的股票篮子，或者用内地ETF、股指期货和香港的恒生指数期货进行蝶式套利。

　　《财商》：对于一个普通投资者，从一个股民转变为一个期民，你有什么建议吗？

　　杭国强：首先，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不要刻意地把自己从股民变成期民。股票投资者变成期货投资者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转变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也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期货市场是个零和游戏。从统计意义上说，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长期赢家10%都不到，中期赢家在10%到20%。所以，股民们还是应该想着怎么把自己的股票继续做好，把原来的优势发挥好。股指期货这个工具，要站在现货市场的角度去利用。如果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能提供这些工具，股民可以慢慢把这些工具用在股指期货上，三五年后，自己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期货专家了，是更好的发展路径。

　　《财商》：在打造一个优秀的私募团队上，你如何选拔人才？

　　杭国强：我们不去培养操盘手。首先，在华尔街有句话，培养一个操盘手需要起码亏损200万的代价，这是昂贵的。我们私募也输不起。第二个问题是培养了以后这个人是否能够成才。这就相当于你从几个人中培养出一个奥运会冠军那样。这样赌，80%的概率是输的。所以，我不培养世界冠军，我也拿不了金牌，我只要做个赢家就行了。所以我们也不从这种角度去选拔基金经理和操盘手。

　　操盘手的心理控制和调节能力，对主观交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客观化交易上面，我们要的是发挥所有的人才的能力、特长和优势来研发先进的交易武器。这是技术和科学的问题，而不是心态能解决的。比如，我们会请一个计算机博士来做模型，他根本不懂期货，也不懂股票，但是他编的程序能下单交易挣钱。我们走的是程序化交易和量化投资路线，比较青睐金融工程、计算机、统计学和运筹学的人才。美国的西蒙斯连续20年有80%的收益率，远远超过巴菲特，他是我们量化投资界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