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短期用显微镜，看长期用望远镜。本篇报告的主要目标是探讨未来五年相对而言更有确定性的一些趋势。对于宏观分析来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对短周期密切跟踪，捕捉宏观变量变化对于资产价格的边际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中长期趋势进行判断，因为它往往更深刻地影响资产定价环境。中长期研究更具有“粗线索”的特征。在《为什么我对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不悲观》中，我们曾指出：短期波动本质是经济各要素的周期性均值回复，中长期则包含着一些内生趋势性。短期看上去天衣无缝、一定能够成立的几十条逻辑，放在长期可能都是细枝末节，即并不是不对，只是并非是事情的关键。对中长期判断最重要的，是找到那条最关键、最具有确定性的逻辑。

趋势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台阶，步入“中速增长阶段”。

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四十年，经济增速在呈现周期性的同时，整体是震荡下行的，中间有几个阶段下台阶，这反映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收敛。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应有一定的相似性。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来看，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劳动力驱动（代加工、出口产业链）、资本驱动（基建、地产产业链）两个阶段，未来将进一步走向技术、生产效率和商业模式驱动（中高端制造、服务），第三个阶段所匹配的经济附加值更高，但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降低。

如果我们把7.5%以上视为高速增长阶段；6%-7.5%视为中高速增长阶段，未来五年，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比如实际GDP增长在5-6%之间。

从2018年-2019年的经济增速来看，2018年经济增长6.6%，其中出口和地产投资增速处于偏高阶段（均近10%）。2019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2%，其中地产投资增速处于偏高阶段（前三季度10.5%）。如果2020年之后的未来五年出口和地产都进入更常态的增速，则隐含的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有所降低。从对经济短周期的判断来看（2020年上半年补库存），我们估计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可以在6.0%以上，2020年之后进一步走低。

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将带来一系列影响；但总的来看，可以为转型留下更大的空间。

趋势二：第三产业增速继续高于整体。

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通讯、信息、技术服务、商业、文化娱乐、餐饮、金融、教育、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等领域。

从过去20年的经验看，除少部分时段（2003-2004、2008、2010年）之外，绝大部分时段第三产业发展均高于名义GDP增速。2017-2018年领先幅度收敛；2019年前三季度则差值再度有所走高。从占GDP的比重来看，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50%，一般认为这是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标志数据之一。2016-2018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2%左右，2019年前三季度为54%。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第三产业比重一般在70%以上，估计未来10-15年中国经济中第三产业比重将进一步走高。对于未来五年来说，预计第三产业增速将继续高于整体。

这一趋势的影响容易被忽视。比如近年制造业投资整体偏低，这一方面固然和经济形势、融资环境有关，和库存周期等经济短周期波动也有关，另一方面它也和一些新兴服务业的崛起不无关系（比如健康服务、网购、物流、本地生活O2O、文旅、泛娱乐的兴起），即有一些社会资本投向了这些增长更快的行业。

趋势三：基建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超低增长之后，增速逐步向合理值回归。

关于基建，一种常见的认识是投资回报率低；但实际上，由于基建多数属于公共服务产品，不能完全市场化定价，基建的主要收益在于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性”，即基建的完善会提升所覆盖区域内工商业以及居民部门的效率。比如过去十年，中国日益完善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显著提升了产业链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并实质性减轻了区域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市场分割。对于一个人口密度较大，且在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基建无论在需求带动上的意义，还是在营商环境、产业链效率上的意义，都是不可或缺的。

基建投资在2014年之前维持20%的增长；2015-2017年大约在15%左右，2018年下降为1.8%，2019年前三季度为3.4%。简单来看，基建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至超低速增长，没有经历中间阶段。这一过程的主要背景是中国经济推进了一轮金融去杠杆和实体去杠杆，它在约束了债务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基建一定程度上的硬着陆；同期经济下行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地方财政支出。

换句话说，2018-2019年年中的超低基建增速是经济下行压力、金融去杠杆、债务机制规范等因素下的综合结果，1-2%的增长并不完全代表合意增速和合理增速。2019年Q3起基建有进一步修复的迹象。在“专项债新政”之后，基建增速连续回升。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纲要指出我国将在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拥有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到205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统计局亦指出，目前中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30%，在民生领域、区域发展方面，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我们理解就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阶段来说，维持一定速度的基建增速仍是需要的，增速在名义GDP（7-8%）附近的速度是大致合理的。预计未来五年，基建增速将逐步向合理值回归。

趋势四：都市圈化成为新一轮城市化主线索，城市半径和区域格局进一步变化。

城市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偏“小城镇化”，即以发展县域城市为主，严格控制大中城市人口规模；另一种是“都市圈化”，即围绕一二线城市和它们的周边城市，形成一些类似卫星城格局大型都市圈。

2019年2月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未来要“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4月8日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继续加大户籍改革力度，特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推进城市群，培育都市圈。中小城市“分类施策”，“收缩型中小城市”要转变增量规划思维。

8月26日的中央财经委会议进一步指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10月15日，41个成员城市共同发布《长三角城市合作芜湖宣言》。

按照发改委都市圈规划，2022年是第一个里程碑，“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2035年要“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那么，未来五年将是都市圈化战略推进的重要时段，预计围绕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南京、武汉等一线和准一线城市将形成不同定位、不同类型的都市圈。

都市圈化正成为新一轮城市化主线索，它将会产生一系列深刻影响。参照国外经验，我们理解未来可能呈现的趋势包括：1）人口可能会进一步朝都市圈核心城市集中；2）城市半径会有变化，核心城市的城市半径将显著扩大；3）区域经济格局会有进一步变化，不同都市圈可能会强化不同的产业优势，会变成某类或者某几类核心产业的产业中心。

趋势五：消费整体稳定于名义GDP附近的速度，一二线的看点是消费新形态，三四线看点是品牌化和消费升级。

有一种常见的认识是当前“消费低迷”，并归结为种种原因。但实际上，第一，消费基本上是和名义GDP相关，2012年之前消费增速高，是因为名义GDP增速本身也高，而如今增长阶段不同，增长水位不同了；消费实质上在和名义GDP一起下降，且属于GDP驱动的要素中相对最有韧性的；第二，消费超高增长的阶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驱动是地产系消费，比如汽车、家电、家具、装修，在这些度过高增长阶段之后，消费显著高于名义GDP的阶段也就过去了。目前的消费到了一种常态阶段。

从美国1970年以来的数据看，个人消费支出增速与名义GDP增速高低互现，但增速水平大致相当，过去50年前者年均增速较后者略高0.3个点。

从中国近两年数据看，2017-2019年消费均略低于名义GDP增速，但差距不大。2018-2019年消费大项中汽车增速偏低。如果汽车大致恢复常态，我们估计消费可能会在名义GDP增速附近。

预计未来五年消费大致会处于这样一种稳定增速，即名义GDP上下零点几个点。这样的消费数据算不上好，但也算不上差，就是常态。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一个总量概念。分结构来看每个部类都有自己的特征，比如烟酒和化妆品与名义GDP周期相关；通讯器材自身行业周期性明显，在有的年份会显著偏高；中西药品则一直略高于名义GDP。

总量增速上不会有太大的想象力，消费的主要看点在于以下几点：

一）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总量规模并不低的高净值人群，对中高端消费形成相对稳定的支撑。

二）人口密度高、劳动力成本低、移动网络渗透率高等特征决定了新商业模式的总量门槛容易达到，且边际成本偏低，于是消费形态创新在中国比较容易出现，也容易有“现象级消费”。

三）在棚改（房地产化）之后，三四线的消费渠道化、品牌化和消费升级具有深厚的宏观基础。即使是一些定位偏低端消费的新消费渠道，它在实质意义上也是完成的对县域市场传统杂货店的替代和升级。

趋势六：行业集中度进一步上升，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将在更多行业形成。

行业集中度的上升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它对应着企业规模效应的出现和头部企业品牌溢价的形成。比如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房地产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在过去10年中不断提升，CR10从2009年的4.9%升至今年的20%以上；CR30从8%升至32%。

市场结构的成熟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大部分行业的行业集中度提升仍有空间。以实体零售渠道为例，中国CR10已由2013年的4.2%上升至2018年的5.0%；而2018年美国实体零售渠道CR10为36.8%。

经济增速变慢过程中，行业集中度上升的现象会进一步显著：

一）经济增速放缓会推动传统行业从“增量竞争”进入“存量竞争”，从而带来行业集中度上升。

二）外延式增长一旦慢下来，企业就更倾向于通过内涵式竞争去提高利润率和品牌溢价，这将导致强者恒强、优胜劣汰。

三）研发和技术进步对现代企业来说越来越重要，而研发资源和绩效的分布往往更靠近一个垄断竞争结构，总会是部分企业形成优势。

所以，随着中国经济从中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过渡，更多的“头部企业”将会形成，很多行业都会逐渐趋近于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

趋势七：就业压力与劳动力供给缺口并存，劳动力成本进入“结构性上升”期。

就业和劳动力成本，既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又受趋势性、结构性因素影响。

我们可以以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有效求职人数）作为一个观察指标。求人倍率的同比代表周期性，经验上与名义GDP走势高度相关。即在经济同比下降的周期中，需求下降比供给下降更快，就业压力会周期性加大；而求人倍率的绝对值，则代表就业绝对供求的趋势性。它就更为复杂，一方面每一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是由前期出生、受教育、然后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口曲线决定的；另一方面，供给又是分结构且彼此之间不可替代的，经济发展会扩大对某一类劳动力的需求。

从求人倍率的绝对值看，2009-2010年前后有一轮抬高，那段时间也确实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非常明显的时段，也是“刘易斯拐点”学术探讨最密集的时段；而2011-2017年相对平稳；2017年年中之后，求人倍率又有一轮抬高，2018年斜率非常明显。区域指标比如“上海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也有完全相同的走势。一般来说，求人倍率的抬高将推升薪酬成本。

从背后原因看，2009-2010年前后的求人倍率抬高和劳动力成本抬升可能源于劳动力供给度过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供给总量从年增加变为年减少，所以那一阶段抬升的是中低端劳动力成本；而2018年的这轮一方面仍与总量有关，毕竟劳动力整体处于年净减少阶段；另一方面则可能和供求的结构性失衡有关，即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特定劳动力需求上升更为明显。比如近年本地生活O2O对一定年龄段的物流快递人员的需求，就显著推升了青壮年劳动力成本；家政服务的渗透率上升推高了家政服务人员成本；制造业技术升级对于一定教育程度工人的需求，亦推升了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相关劳动力成本；半导体产业链等新产业的投资增加，人才需求上升，亦推升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成本。

看未来五年，一则名义增长放缓，就业压力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一些时段周期性显著；二则劳动力供给继续处于一个下行期（人口曲线后推20年可以大致得到劳动力供给的状况），每年可能继续有一定劳动力供给的净减少；三则经济转型会增加对特定的劳动力类型的需求。

我们估计2018年这轮求人倍率的上升在未来几年仍会继续，劳动力成本进入一轮“结构性上升期”。

需要指出的是，“结构性”是一个相对概念，结构性变化也会影响总量变化。由于社会分工是一个多元化交互体系，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之间存在一个比价效应，一类劳动力成本抬高会影响另一类劳动力成本，这一点在逻辑上类似于经济学上描述通胀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

趋势八：工程师红利（教育、科研、产业化应用）对经济贡献进一步上升，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和东南亚的低成本替代成为全球制造业的ɑ。

在《工程师红利就是下一个十年的人口红利》、《为什么我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不悲观》中，我们指出，在人口数量下降同时，人口教育素质红利即“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往往靠人口（低劳动力成本），第二阶段往往靠资本（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第三阶段则往往靠R&D（工程师红利）。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工程师红利”：

一是教育。1998-2016年，中国完成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了8200万；10年之后，中国将会有超过2.5亿人受过高等教育。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及研发密度的提升，都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体量。

二是科研。从近年Nature index统计的科研论文数量来看，中国科研已度过了拐点阶段。而且当前中国的研发和创新整体反映的仍是50-70年代高等教育（总量基数低）的成就；而下一波红利将来自于80-90一代（总量基数高）成为研创主力人群。

三是产业化应用。从经验规律看，发展中国家若保持技术追赶的连续性，则后发优势就是一个成立的逻辑。目前产业端仍在典型的技术追赶周期中，2018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21%；同时“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已经是比较明确的产业政策导向。这将推动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

2018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GDP占比为16.1%，名义增速为12.2%，高于GDP增速。可以预见，下一个五年“工程师红利”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将进一步上升。实际上，从2018年起，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已经在一些线索上提前反映“工程师红利”的逻辑，给予工程师红利特征明显的行业以溢价。

从越南FDI（全球资本关注）、中国对越FDI（部分加工型企业设厂），以及中国对越南出口数据（上下游产业链带动）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大量向东南亚转移。

从趋势上看，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和东南亚的低成本替代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两大ɑ。

趋势九：利率周期性变化的同时中枢将有所下行，但周期性依旧重于趋势性。

关于利率，我们先重复几个基本的道理：

一）利率是名义增长的映射。利率是我们借钱给别人的回报，这个回报包括两部分，一是预期的实际投资回报率，二是通货膨胀补偿。二者加起来在微观上对应利率，在宏观上对应名义GDP。所以利率的合理中枢多少，本质上是由名义GDP增速决定的。

二）名义增长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不同经济部门回报不同，对利率的加权影响未必完全等于名义GDP增速。比如，虽然近年来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不断往下，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并没有对等幅度的下降，它会在自己的权重下（通过银行的资金配置行为）对利率形成一定程度的定价影响。尤其是地产在历史上往往是逆周期的，这一逻辑就更为明显。

三）利率资产也是有估值的，我们可以把名义增长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粗略理解为对利率资产的估值。名义增长代表整个社会的投资回报率；而国债收益率，是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名义增长率15%的时候，如果给国债的回报只有3%，利率资产就相当于估值比较高；名义增长9%的时候，如果给国债的回报还是3%，则估值就降下来了。一般来说，高增长阶段的估值高；增长慢下来，估值也随着往下走。韩国过去20年名义GDP增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值在1.6倍左右；美国过去50年的均值为1.1倍。影响这个估值的还有资本供给。储蓄率如果高，则利率就会被压低；储蓄率走低，则利率会走高。

逻辑上的推论就是：

随着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回落，利率会往下走；但这一下行幅度一则会受部门的投资回报率，比如地产系逆周期的削弱；二则会受利率资产估值逐步下移的削弱（这一点和股市的情况类似）。过去十几年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就展示了这一特点，如果以季度均值来看，高点震荡走低（04年Q4是5.2%，07年Q4是4.5%，14年Q1是4.5%，17年Q4是3.9%）；但相比名义GDP的降幅来看，幅度更小，这一则与目前我们的名义增长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4-6倍走向了3倍左右有关；二则与地产的逆周期效应有关。

如果是这样理解，那么下一个五年一则名义GDP中枢会进一步走低；二则房地产会进一步被圈进长效机制，十年期国债应会有一定程度的中枢下行。

当然，我们需要把趋势性和周期性分开。利率存在上行和下行的周期性，且每一轮上下行周期都比较剧烈，这一点往往比趋势性更重要但更容易被忽略。

趋势十：房地产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意义下降，权益投资和养老产品普及度有所上升。

在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三轮驱动，一是住房商品化（房改）；二是城市化（一二线城市人口流入和住房需求）；三是棚改（三四线城市的拆迁和货币化安置）。

目前，第三个阶段的高峰期已经结束，房地产的基本面在发生一些变化：

一）“房住不炒”定位了居民端。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方即居民一端来看，十九大强调“房住不炒”，明确了未来房地产在经济和居民资产中的定位。

二）“不作为短期刺激手段”定位了政策端。从房地产的政策一端来看，2019年年中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确定“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所以在本轮政策稳增长之前，把压住房地产融资当作了先导动作。估计在长效机制进一步形成之前，短调控的一些方式不会放松。

这两点实质上构成了一个比短期经济更大的政策框架，我们已不能以短周期经济波动去推测地产政策松紧。在这一政策框架下，房地产市场已进入到“常态化政策调控”的阶段，“去波动率”是一个首先呈现出来的特征，价格和销售的波动率降低。

房价的高增长期一旦过去，房产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意义下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扣除掉资金成本后，投资房产已无法带来超额收益。估计未来五年这一预期将进一步强化。

作为居民资产配置的其他选择，权益投资、养老产品的普及度将进一步上升。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变化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