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形势，从外部而言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内部而言则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旧的格局、旧的观念均受到很大的颠覆和挑战。

我们应当如何审视这种变化？变的背后是否也有不变？我们该坚守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的这篇演讲高屋建瓴，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启发。

此为吴晓求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19级全体研究生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所作的演讲，演讲题目是“尊重经济学常识，把握金融发展规律”。本文为节选。

以下，祝开卷有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来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坦率地讲，当时我的确是怀着一种理想来的，不是来人民大学镀金的，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来到北京的。那个时代我特别崇拜人民大学。我的本科学习不在人民大学，当时我可以考取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国人民大学。

我来到人民大学的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还非常深刻。如何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当时处在摸索阶段。那个时候，我年龄和你们相仿，就去开会，抱着一种强烈的热情去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向他们开放，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也包括学习借鉴他们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原来的那一套理论、方法和观念是落后的。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有了今天的伟大成就。1978年中国的GDP只有3645亿人民币，到了2018年，40年过去了，中国的GDP突破了90万亿人民币。这其中有人民币贬值、物价上涨的因素，但即使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成就也是巨大的，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伟大奇迹。

这些成就都是因为这40年来我们坚守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了我们40年的改革和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先进思想是一个国家、民族经久不衰的源源动力，社会的前行是靠思想来推动的。40年前，小平同志解放了长期以来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桎梏，解开了人们的精神锁链，让中国人迸发了无比强大的热情和创造力，给人民巨大的空间去探索、去创造。

回望40年前，1978年的中国经济社会有很多无人区，很多人不敢进去，因为有精神枷锁。可是不趟过无人区，哪有今天？我们要从禁区中走出来，首先要给人们巨大的空间、巨大的创造力、巨大的勇气，你才敢闯、才敢干、才敢做、才敢想。所以，小平同志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特别重大的贡献就是解放思想，把过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想束缚彻底解放了。这是我们的宝贵经验。这40年中的两代人，没有辜负这个时代的使命，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成就了今天的中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现在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外部环境比改革开放及其之后的很多年都要更加复杂。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要崛起，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完成这样更高更大的使命，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有远大的理想、要仰望星空、要遥望远方。不要以为仰望星空、遥望远方就是浮夸，就是不踏实，不要把它和脚踏实地对立起来，仰望星空的人、遥望远方的人通常也都是脚踏实地的人。

在一个国家前行的过程中，资本固然重要，自然资源也很重要，劳动也很重要，这些都是创造财富的要素，但从根本意义上说，社会的前行，还是由思想来推动的。对中国来说，我们真的不缺资本，中国是一个资本盈余的国家。我们也不缺劳动力，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当然，我们缺高素质的劳动者，我们缺能够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当然我们更缺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的正直、善良的思想家。大学有孕育思想家最好的土壤。一个学者应该拥有这样的品格，也就是说他的研究一定是在探索事物本来的规律，没有太多的迎合他人口吻和想法的内容。学者的使命就是要探究事物的本来规律，这样的学者越多越好。

现在我开始讲专业课，主要给大家讲三部分内容。

第一个问题的关键词是：“尊重经济学的常识”。

昨天下午和晚上我参加了博鳌论坛经济学家年会。这是博鳌论坛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论坛，其中主要讨论世界经济形势及其演变，为明年的博鳌论坛寻找主题。组委会安排我在这个论坛的大会上做一个发言，主题是展望世界经济。这个题目很大，会场来了大概二三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使节。世界经济形势是不乐观的，真的乐观不起来，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原由能让我乐观起来。你看世界热点区域关系，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都变得比较紧张。中美关系由中美经贸关系引起，出现了比较紧张的局面。除中美关系外，韩日关系也日趋紧张，印巴关系在恶化，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复杂而不确定，伊核协定的存亡等。美国退出美苏当年制定的“中导条约”，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对世界和平和稳定带来重大的威胁，它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核竞赛，使这个世界处在非常不安定的状态中。同时，中东巨大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所以，我对全球经济怎么也乐观不起来。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引擎，中国经济也处在一个相对下行的趋势，虽然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现在我们连维持6.3%的增长都已经非常不容易，或许明年就要到6%，以后可能还会再下行一些。所以从大的结构方面看，这些事实使我们对全球经济非常不乐观。

中美经贸摩擦已经从贸易战上升到科技战，我们很多时候不用“战争”这个词，用“摩擦”，可贸易战实际上比摩擦大得多，特朗普总统说对中国550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商品征高额税，这就是贸易战。

贸易战已经上升到科技战。单纯的贸易战不可怕，在贸易战开始的2018年5月6日，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440亿美元提高关税的时候，我认为这不可怕，甚至他对5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我仍然认为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贸易战对谁都无利可图，对我们有伤害，对他们也有伤害。本质上，贸易战是可以谈判的，不能谈判的贸易，就不是贸易问题了。所以，我说这不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战的旗号，目的是战略遏制中国。这就没办法谈了，因为他们没有善意。

刘鹤副总理多次赴美谈判，表达我们的诚意。他的团队里有我们同时代的同学。刘鹤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读研究生，我同期在计划系读研究生。他们怀着多大的诚恳，多大的热情去谈判。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挺有趣，谈判未果，回来不久电话联系要谈，电话沟通都很好、都很高兴。之后会面再谈，见面还没谈多久又不舒服了，不高兴了，不高兴我们就回来。再过几天又电话沟通，又很高兴，高兴了又去了，周而复始。我们怀有极大的善意，极大的诚意去谈，因为贸易问题是可以谈判的。

我提出一些条件，你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说适度减少你们的贸易赤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们扩大出口范围，放松你们的管制，贸易赤字问题就能解决。可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美方的意图其实是对中国发展的战略遏制。有人说这个遏制是体制制度之战，我看可能更主要是对全球未来谁更有影响力的这样一种制高点的争夺。中国发展了，有责任有义务对全球的事务，特别是不公平的事情提出自己的主张，进一步完善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秩序。实际上，我们没有表达我们要主导未来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秩序，我们只是对一些相对不太公平的做法提出建议。

不少人认为中国很想主导这个世界，这是一种误判。实际上我们国内的问题很多，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看病难的问题，看病贵的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贫困人口如何脱贫的问题，农村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以及解决城乡不均衡发展问题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精力在世界上充当“一哥”，况且我们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们人均GDP在2018年不到一万美元，考虑到近期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因素，中国人均GDP只有9000美元多一点。人均GDP9000美元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水平，我们还远远不是富裕国家。我们的贫富差距很大，中国富人数量很多，富人数量不比美国少，但是因为人口多，整体而言，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

按照OECD的标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基准大约13000美元，中国在经济保持6%左右增长和汇率大体稳定的条件下，至少还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标准，达到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要花最大的精力去解决我们国内面临的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相当长时期里无意取代谁。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觉得中国要这么发展下去会危及美国的霸主地位。我们国内有一些学者非常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超过了美国这样一些言论，这的确有些高调，高调的让人害怕。大家都知道，要是我们旁边有个同学很高调，我看他很少有朋友，水平高又低调的人是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家愿意围绕着他。事实上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所以，中美贸易战实际是一种遏制与反遏制战。之后又开始科技制裁，这种力度科技制裁本质上是一场科技战，是贸易战的升级版。美国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标志着贸易战进入到科技战。华为是中国伟大的科技企业，也是全球伟大的企业之一。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点上，它能挺得住。华为有战略视野，有极限思维。极限思维对一个企业，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碰到极端恶劣的情况，你能不能生存下去，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在日常环境下，企业都能够正常地生存和发展，但如果遇到极端情况，它仍然能生存下去，这就是一种生命力。所以，这种战略思维和极限思维非常重要。在科技战中，华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今年8月5日，美国财政部对中国贴上了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别以为这只是个标签而已，它是有实质意义的。我认为，中美关系又进入到金融战的可能，因为美国都给你贴上了这个标签了，认为你是汇率操纵国了，可能后面会有一系列措施。中美两个大国，发生如此强烈的摩擦，对全球经济能乐观吗？我是不乐观的。因为这些摩擦阻碍了资本、货物的自由流动，没有货物、资本的自由流动，何来经济增长。

最近我们也观察到一些经济指标的变化，其中有几个指标大家要关注。

首先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倒挂，倒挂之后金融危机开始出现了。长期国债利率倒挂对未来经济有深刻的暗示。

其次是黄金价格走高，这也是全球经济将出现不稳定性的重要信号。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把黄金作为储备？如果很多人都把黄金作为储备，这时经济前景应该是不乐观的，黄金价格走高对全球经济大概率事件是负面的。

第三是所谓的负利率，我与赵锡军教授、瞿强教授讨论过负利率意味着什么。一般情况下，负利率实在难以理解。金融机构把钱贷出去过了还贷时利率是负的，金融机构怎么生存下去？如何经营下去？可能是为了经济增长的考虑，意在提振经济预期和信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所以，我对全球经济始终是忧虑的，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高度的不确定状态。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有些国家领导人又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有时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黑天鹅事件事件真的随时都会出现。

这样一个判断，从IMF也包括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所做的预测中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支持刚才说的一系列的判断。全球经济增长处在相对的低位，包括IMF在内的这些机构都在不断地调低全球经济的预期增长率，现在从3.4%调到3.2%，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调低。面对这种情况，世界各国政府都要做出应对。

当今世界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单边主义盛行，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采取经济上的霸凌主义，这种现象很盛行。什么分工协作、利益共享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还有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霸权主义的基石、基础。这些都会导致一些非常奇怪政策的出台。包括不断提高关税，据此可以吸引外资，推动本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理论逻辑能不能有效，符合不符合经济学的常识。闭关锁国，高关税，有形之手的严重干预，这些都是有些国家在应对全球经济走低时的应对策略。如何看待这种应对策略？

世界各国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走低、本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采取的一些政策，还是要尊重经济学的常识。经济学常识实际上是你们大学时期所必须学习的，这些常识构筑了你们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起点，你们开始进入到研究生或博士生阶段学习。到了研究生阶段就是专业学习、专业训练。在实践中，有时我们会忘记大学本科时期学习的那些经济常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尊重的经济学常识有哪些？

首先，我们要尊重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而不是其他。在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之间，无形的手起着决定性主导作用，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是有无形之手造成的，有形之手不可能造就一个成功的企业。无形的手的核心要义就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为基础、为核心来做决策。无形之手的国际延伸就是经济全球化，或者说，经济全球化是无形之手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所以，我经常说，成功的企业来自于无形之手，伟大的企业源于全球化。没有全球化的视野，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是不可能的。华为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因为它根植于全球化。

如何正确处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是我们在本科阶段学习的，但是有时候会过分夸大有形之手的作用，会误以为经济繁荣来源于有形之手。世界各国在应对各自经济问题的时候，都应该首先尊重这一常识。

第二个常识就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要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可侵犯，因为它是财富的创造者，其他都是财富的消耗者。我们只有尊重企业、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家，我们才会创造日益丰富的社会财富。其他的机构能创造财富吗？所以，我们要尊重企业，尊重企业家。

第三个常识就是竞争中性原则。无论是对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外企也好，都应遵守竞争中性的原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民营经济。当我们背离了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会出问题。

现在我们都在谈初心和使命。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怎么能让中国人民幸福起来？怎么能让中华民族复兴起来？首先要发展经济，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怎样才能富裕起来？只有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各类经济主体是平等的，他们在法律和政策面前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所谓的政策中性或者竞争中性。他们平等地享有配置资源的权利，这样才能够为人民谋幸福。有的人对初心和使命的解释做了非常令人担忧的解释，有些解释我是不赞成的。

经济活动中竞争中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段时期有些人喊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口号，诸如民营经济要终结了，民营经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等等，经济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竞争中性原则在不少方面并未实现，例如金融机构给民营企业贷款通常就是歧视性的，优先给国有企业贷款，因为这有一个终身责任制的问题，给国有企业贷款还不了没有太大问题，通常都认为国企和银行是一家，都是国家的。实际上现在的商业银行不完全是国家的，所有的商业银行是股份制的，有些是国有资本控股，所有的银行都是市场化的。所以在贷款问题上，民营企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歧视，这些民营企业几乎都是中小微企业。所以社会上有种呼声，要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竞争中性、政策中性的原则实施的不好，对它们有歧视。

在实践中，竞争中性原则被侵蚀甚至被破坏的现象无处不在。我们有段时间特别强调我们要防范金融风险，怕出现金融危机，我们监管部门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导致银行收紧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贷款，从而急剧加大了这些企业的风险，这与控制金融风险的目的背道而驰。所有这些都在背离了经济学的常识。

第四个常识就是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年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革价格的形成机制。计划经济时期，价格是有形之手说了算，发改委说了算。我们通过几十年改革终于完成了价格由市场自由决定的体系和制度。可是现在有时还会采取一些政策去决定价格的形成。坦率地讲，我对很多的限价、限购的政策是持有疑问的，无论是消费品还是资产，人们都有权利去购买，有形之手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去实现市场均衡，而不是限购和限价行为。我最难理解的是海南也在限制房产的买卖。如果北京房产买卖设置一些条件约束我还能理解，有一个自我安慰式的理解，虽然原理上也解释不通，但至少从表面上我还能理解，海南限制房产买卖是真的让我不理解。人口不到1000万，中央要求其建设成为自由贸易区（港），限购政策基本上把人都限住了，仅凭当地人力资源发展自由贸易区（港）是十分困难的。自由贸易区（港）需要资本、货物、人员流动。居住需求无法满足是无法吸引外来投资者的，政府却把这个限制住了，我不知道是什么逻辑。限制政策基本上都是懒政政策的重要表现。所以，价格的形成是要尊重市场规律的。

第五个常识是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为何强调这个概念？因为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不能限制消费者的权利，不能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最近猪肉价格的上升，有些地方据说还要凭票供应。如果真有此事，我真的感到很难过，也真的需要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过去，我们的改革，改什么？改那些票证。人民币是具有最高信用等级的一种等价物，拥有人民币就可以购买除法律约束以外的任何商品，实现消费者的权益。如果有钱还还必须附加票证才能完成交易，这就严重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损害了人民币的信用。4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物质应是很丰富的。40年来中国企业的市场生产能力极其强大，只要稍微涨一点价，就有人生产，价格就涨不起来。为什么中国M2的增长速度很快，物价的增长速度相对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生产能力极其强大，有极其强大的市场化供应能力，不会出现商品短缺，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局面。突然间发现有一个老百姓的必需品居然出现了短缺，这是我们要思考和深刻反思的。

消费者的权益不仅仅局限在品质保证、远离假冒伪劣产品方面，还表现在任何商品的选择都不能附加其他条件约束，法律限定的商品除外。这就是消费者权利。

今年暑假我去看望参加千人百村活动的人大同学，我们在座同学有多少位参加过千人百村活动？请举个手看一看，好像有十几位。当地领导陪同我去看同学，那个地方自然环境非常好、非常美。人大千人百村活动一般都在自然环境好、但相对贫困的农村进行。我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山清水秀，我对当地市领导说，如果我住在这里，我会养几头猪，几十只鸡，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他们说，有政策规定，猪是不能养的，因为养猪会破坏环境。我说养猪怎么会破坏环境？中国农民养猪养了多少年了，养了几千年好像没有破坏环境，不能把环境的恶劣算在猪的头上。后来我警觉了，我说这样下去农民不养猪怎么办，小型养猪厂也不让养，猪肉肯定会出现供应困难了。回来一个月，就看见很多地方猪肉供应出现了问题。农民不能养猪真的是荒谬的政策。我们既可以进行集约化饲养，也可以散养。不要过多地解读环境与猪的关系。

所以，从限购政策到猪肉供应紧张引起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坚决不能回到、也不可能回到票证供给的时代。各位同学可能不了解过去票证的作用。我1983年上研究生的时候，大概每月13斤的限额是可以吃米饭的，还有17斤只能吃馒头。我是南方人，一月13斤米饭是远远不够的，要拿馒头票换米票挺困难。恰好我同宿舍有一个同学山东人，他对吃米饭非常不喜欢，我们之间倒成了交易，他用米饭换我的馒头，这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这是票证的时代。我想我们不可能回去，我们也不想回到那个时代。我们一定会沿着小平同志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前行，这是大家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不可颠覆的。我想你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到票证供应的时代。

第六个常识就是对产权的保护。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契约、信用和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有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才会有创新，才会有技术革命，社会才会进步，财富才会丰盈。产权保护如果都不明确，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就会受到影响。这一个常识有时候不敢讲，我学生提醒我，老师你不能讲产权保护，只能讲知识产权保护。产权保护有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我在想，改革都40年了，产权保护怎么成了敏感词了？只要是合法收入所形成的资产当然应该保护，腐败贪污受贿来的当然不能保护。合法收入所形成的财产如果都存在不确定性，人们怎么去创新呢？怎么去发明呢？没有创新发明哪来的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哪来的经济增长。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第七个常识就是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这个世界上，谁也别想包打天下。国与国之间既有产业分工，也有某些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所以才促成了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

中美贸易摩擦如果不是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实际上，在WTO规则框架下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背离了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的经济常识。既要美元畅行天下，又要商品畅行天下，还要完整的产业链，从最基础的产业到最高端的产业，从实业到金融统统都要一统天下。这怎么可能？这本质上是悖论，是无法实现的。

第八个常识就是高税负能带来经济繁荣吗？高税负阻隔了财富的创造机制，它是人类社会贫困的重要制度根源。为什么有形之手难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是因为经济发展失去了内在动力。亚当.斯密有段话说的好，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要迈向富裕的话，和平、公平的法制和低的税负不可缺少，一切其他的事情可以顺其自然。这段话言简意赅。首先要有和平的环境，内乱和战争只能使这个国家走向毁灭。第二是公平的法制。它会让大家有信心，有预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遭受到法律的不公正对待。第三是低税负。税收低，大家有利可图，有动力、有希望。有利可图才能推经济的发展，才能推动人们去创新，繁荣发展的动力就来了。所以，低税负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制度基础。

第九个常识就是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自由流动包括资本、货物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法律、制度、政策如果影响了诸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制定法律、经济政策和规则的时候，必须要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

第十个常识就是信息公开原则。信息公平是市场透明度的基础，是企业做决策、价格有效形成的重要前提，如果信息不透明，价格形成就会非常不合理。为什么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巨大进步，就在于它改善了信息的透明度。有些人只会看到互联网金融的消极作用，实质上，互联网金融推动了经济和金融进一步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向信息的对称性迈进了一大步，解决了成本和价格的形成问题。经济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如何解决信息的对称性问题，以及信息透明度问题，让价格形成更公平，让交易更有效率。所以，我对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经济是给予正面评价的。我和人民大学财金学院的几位教授写了一本很薄、但还是有意义的一本书，书名是《互联网金融：理论与逻辑》。这是四年前第一次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系统理论解释，给出了理论证明，认定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新的金融业态，极大地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改善了金融的功能，提升了金融的效率，也颠覆了一些金融的基本理论，甚至颠覆了金融学中两个最重要的定义，信用和风险。它把信用和风险的内涵做了颠覆，从而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改革。所以，信息透明度，信息的公开很重要。

细细想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尊重的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我们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要更多地想到这些常识，不要背离这些常识。背离这些常识，经济通常都会出现波折和困难。所谓常识，就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了的一种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就会受到惩罚。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即尊重经济学的常识。刚才我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迷，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尊重经济学的常识，才能找到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利于经济走出低迷的政策、措施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