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7日，由华泰期货主办的“守望初心 创新变局”2020衍生品市场年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对国际当前经济形势和趋势进行了分析，以下是他的演讲内容，由七禾网编辑整理。

陈道富：我们一直把黑天鹅比作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事件一发生对我们整个系统又会带来比较重要的影响。这两年我们会发现黑天鹅不断，我们不仅碰到了一只黑天鹅，还碰到了一群的黑天鹅。小概率事件不断地发生，这可能就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从存在即是合理的角度来看这些小概率事件发生都有合理的因素，我们都要找到他们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在事前老是看不见这些黑天鹅呢？可能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方法出问题了，也可能是我们过去都可以准确判断这个世界的逻辑、看世界的方法，跟世界运行逻辑出现了背离。这说明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经济领域，包括社会等领域的运行底层逻辑、内部的力量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而这种根本性变化还没有被我们绝大部分人或者被我们主流的世界所察觉、纳入到我们的这种逻辑框架里面，所以它就变成了黑天鹅，但实际上它都不是黑天鹅。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历史，都曾经有一段站在过去的时代来看有各种各样的黑天鹅，但是我们如果从事后回过头来看这些都只是征兆。所以我认为黑天鹅不断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表明了我们过去看世界的一些主流的逻辑出现问题了。问题出在我们看世界的这种视角逻辑，而不在这世界，世界只是按照它的逻辑在正常的运转。中央一直在提的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个百年不是一百年的概念，而是事物运转的内部逻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目前已经用黑天鹅的形式来呈现出来了，而不是概念上的事，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重新来审视我们这个世界背后运行的力量、格局或者规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世界运行的阶段或者力量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觉得这个世界底下有一层非常基础的力量，就是技术的变迁。这个技术在我的概念里面，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技术，也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些人的因素。技术它是有一个方式、一个方式逐步地冒进。当一个新的技术方式出来的时候刚开始在技术圈子里循环。我们经常听不懂，也看不见我们的科学家、技术人员正在做的各种各样的突破。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看见这些科学家、看见这些技术人员呢？当这些技术开始产品化，被我们的金融圈觉察到，引入到我们的经济领域，所以这时候把技术变迁的领域进入到经济领域，经济领域最早会有一些金融上的觉察，金融跟技术结合，会出现各种迭代，往往会经历泡沫，经过振荡被产业资本认可，进入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带动了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生产组织和经济运行逻辑的呈现。这种呈现往往也会带来一个后遗症，适合这个技术标准、适合这个经济过程的人群总能获得资源的配置，总有人不适合这个技术，总是被技术边缘化，资源被配置。所以这个时候会随着经济的变迁、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会逐步地积累起收入分配的差距、财富的差距、阶层的固化等等，这时候就会引发制度的变迁。大家开始对经济效率的追求转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追逐。各种社会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开始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个世界刚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世界处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跟前几年比已经出现了一个下行，但是我们会看到全球都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虽然经济增速不高，但是很多国家的就业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水平。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在把稳就业当作最大的政策目标的时候，我们在南方很多地方看到，在招工的时候也会有大量的招工难的问题，所以这时候人口结构有问题，我们看到新一轮技术开始萌芽，冲击原有技术的框架。我们看到旧的经济结构开始坍塌，但是这一轮的技术，前面有泡沫、防滑，现在重归平稳、本原，开始寻找可持续发展模式。我们看到新技术需要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新技术已经看到了影子，但是还不足以撑起新世界。新的技术成为一个未来的影子，未来已经在当下发生，但是现在还做不了主。我们看到了过去一轮技术已经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从经济效率诉求已经开始转向公平、正义。我们看到了法国的黄马甲的事、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等的事，新的技术开始要突破，替代旧的技术，但是一定是以旧技术的坍塌为前提的。旧的技术带来的收入分配引发了社会的矛盾，引发了对政治和社会改良的一个诉求。所以这个时代就到了一个前后相聚的关键时点，这是我理解的新的世界格局在发生新的变化。

对中国来说，中国也处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中间。中国也是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中国也在这一轮新技术的关口和过去一轮社会和政治问题暴露的这种漩涡当中，但是中国还有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变局，也就是我们正在开启新时代，或者我们用一个学术一点的话说，我们正在转型，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会面临着整个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着经济增速的晃荡。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原来的增长方式把很多的机制和资源锁定了，能不能跳出这种路径依赖，转向我们的创新等都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当然国际社会对中国现在面临的，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由于我们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所以一不小心就碰到了老大和老二的问题，又提出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我们由粗放型转向高质量增长的阶段，这种阶段完成过程中，经济还处在下行压力较多的阶段，处在需要全量调整的阶段。这个阶段也意味着中国也在大的变局情况下的小变局。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全球从大格局的变化，可以看到其实是两股力量同时在推动的。第一股力量是过去那股力量在发生一些变化和新的一股技术扩散带来的经济格局的重新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定会有两股力量在重构了现在的世界格局，一种格局是由过去那些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带动全球化也好，贸易的扩散、技术的扩散也好，它在这种规律里面出现了一个阶段的特征。另外一个就是技术扩散以后带来了新的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在这个变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轮其实经过了几次全球产业链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从美国开始到日本、德国，到现在印度等等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从中心国家一轮一轮向外扩散的过程。扩散到一定程度以后，你会发现它就呈现出一个现在非常多人在讲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活力开始被激发出来，国际占比逐步提升，老牌国家占比在下降，活力不如原来了，出现了一个新旧更替的过程。

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开始从一个超大的具有最核心的一极化，开始呈现出更多的多极化的特征。我认为它是一个过去那一轮技术引发的经济的发展，而这种经济的扩散在贸易上显示出了全球化对外的衍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衍生到了末端了，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占比发生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快速上升，占到了将近六成的比重，全球的贸易不平衡开始进一步剧烈。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两个世界大国之间贸易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的贸易出现了一个贸易和跨境投资速度放缓等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特征。当然这里面有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全球过去的一个治理体制开始受到了冲击。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表征，底下我们可以看到贸易的力量是发生了一个变化以后，服务于原来这种格局的治理模式，大家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主要的治理机制，全球都在试图改革现有的治理模式。这个其实反映的就是现有的力量变化使大家不满足于过去的规则。目前这些规则都是在二战以后来呈现的，所以不论是联合国的这种带有政治性的，WTO更多关注于贸易领域的，还是IMF关注于金融领域的，还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G20都在发现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结果就是过去支撑的结构需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有一股新的力量在发生，这个世界在新的技术力量进行重构。这种重构，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制造业在数字化，我们看到了智能，我们看到了制造业和智能信息的融合，看到了生物信息的发展，看到了生产与消费、制造与服务的融合。在技术的冲击下，我们产业、社会、生活方式重新整合。跟它相应的全球的治理也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变化，开始从原来的一个中心开始，每个国家在里面寻找节点，从强权转向共识，实现共治。

实体经济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生产消费，过去很多是通过金融的方法，金融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实体经济的运转映射到我们的虚拟空间、金融世界。怎么映射呢？我们看到把实体经济的投资通过金融的证券化、投行等等这个过程把它转化成金融里面的可投资资产，让它在金融世界里面代表实体世界的项目投资。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财富管理、各种各样的融资，把实体经济里面的储蓄转化成金融世界里面的可投资资金，然后就可以在虚拟的金融世界完成可投资资产和可投资资金之间的配对，然后引导实体经济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这是我们过去的世界。我们过去是以金融，当然在金融的背后还有政府等等这一套逻辑，通过这一种逻辑来顺畅实体经济的运转。到了数字时代，我们发现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了，我们不仅仅是在投资和储蓄这个环节，我们在生产、消费所有的环节，我们都把我们现实世界的行为进行数字化，记录了一个数字空间。然后在数字空间里面实现连接和优化。连接和优化以后，再把优化的结果映射回实体世界，按照物理世界的最优方法来循环。这意味着这个世界将会以数字世界优化为主，最后物理世界会去实现数字世界完成优化的结果。所以这个过程，整个的生产、整个的生活、整个的组织架构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再给大家讲一讲国际上现在短期的变化特征。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不论是对世界经济，还是对贸易的增长，对2020年的预测，是比2019年略为提高一些，这是国际机构普遍的特征，在今年预测明年的时候往往会偏乐观，然后不修正，但是他们认为明年比今年好的强度非常弱，也就是说明年只会比今年略微好一点。对全球各个板块，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目前的就业和消费是非常强劲的，但是它的生产和投资是偏弱的。引起这种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就业和消费是偏滞后的，生产和投资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目前政策上采取了降息和之前采取减税财政政策刺激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随着生产和投资的力量减弱，我们看到美国实体经济在增速上是面临压力的，整个欧元区处在平稳期，这是处在比较低的内需和外需中的平稳。英国由于脱欧的问题抑制了消费，明年这些因素有所削弱以后可能会有所异化。明年的亮点是新兴市场国家，明年一系列因素减缓以后可能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比较好的契机。所以全球经济有些地方可能面临下行压力，在新兴市场国家可能有一些亮点，在英国、欧洲、日本可能在底部彷徨。全球有17万亿美元负利率，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财政，大家面临了财政的可持续问题，甚至全球都提出现在背后的理论，货币能不能够持续不断地超发来支持财政的缺口，形成一个仅仅只是在负债方循环的可持续运转的逻辑。所以这是全球现在面临的在现实过程中看到了经济处在底部彷徨的阶段，关键是在政策上反映了我们对未来的开拓缺乏一个结构性的开拓，未来的增长空间没有非常好地打开，全球不得不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来回进行循环，推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就构成了现在的一个困境。当然我想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我们战略机遇上面。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格局。我认为全球都在面临着现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提出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到底在哪？我认为战略机遇期其实提出来是在当时加入WTO的时候，现在的战略机遇期显然不同于我们在加入WTO前提出来的战略机遇期，那时候全球经济处在上行的周期，全球化在不断地推进。中国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在各个领域里面具有绝对优势，但是中国只要搭上这辆车，只要利用世界扩展的力量带动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就能获得这一步战略。但是面临今天的格局，中国已经不能简单地搭上全球这辆车，已经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态势，出现了经济增长的乏力，出现了社会和政治上的新诉求。所以这一轮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大家处在非常迷茫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我认为这一轮的战略机遇期在于三点。第一，新技术的突破。我认为技术是一个社会运行的背景，所有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管理方式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技术上面的。所以技术的突破给未来的社会和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当然这个东西目前为止还没有真实地展开，还是潜在的。所以这一部分大家已经都在不断地去探索、争取，想要去寻找这种新技术弯道超车里面的机会。这一块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要强调的是下面另外两个。

第二，规则的重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世界，大家对过去的规则是不满的，大家希望能够重新寻找一个规则。大家可以看到中美之间贸易谈判的时候，我们曾经一直非常鄙视的美国，美国一直认为没有一个像样的经济学家来参与双方之间的博弈，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家的团队。这里面的问题就来了，经济学家跟其他领域的专家关注点到底区别在哪？我认为经济学家的关注点是在特定的结构、特定的规则情况下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是他是接受了背后的结构是既定的，规则是既定的。在这样既定的结构和规则下怎么样寻找最好的结果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一旦大家觉得过去的结构总是给我带来不利的结果，过去的规则是不尽合理的，这时候你会发现优化的着眼点就不在于特定结构、规则下的资源优化配置了，必然会寻找合理的规则、合理的结构。所以关注点是开始寻找到合理背后的规则和结构上面，这意味着真正的利益开始从现实的利益转向潜在利益的争夺。很遗憾的是这一轮的规则重构，中国在这里面的角色，世界规则的制定已经不得不关注中国因素，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防止中国因素，所以这时候需要更高的智慧，但是好消息就是这种规则重构至少把你当成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如何在规则重构上寻找利益，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另一套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特定规则下的资源优化配置有一套能够获得最大化的游戏规则。我们在这40年里面非常擅长怎么去追寻或者挖掘现有规则下的现实利益，我们有非常好的制度工具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人才队伍，但是如何，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上如何去构建适合我们的规则体系，我们的经验是不足的，我们其实在相当长时间里面是没有参与到这个游戏规则的直接博弈过程中的，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来寻找背后的潜在利益的。

第三，中央一直在讲的转危为机。这个时代是一个过去结构坍塌的时代，同时也就是一个新结构生成的时代。所以它是一个坍塌和生成同时存在的时代。当然在理论上会存在另外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过去的坍塌就一定会带来新结构的生成吗？或者我们用一个非常学术的语言来说，这个世界上存不存在一个自发的周期性的运动，周期的坍塌是不是一定要借助外力才能把它拉起来，当然这是理论上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它涉及到的是我们的格局、我们的视野的问题。如果各位还处在旧世界，也就是说还在用过去的逻辑、过去的这种思考方法，你看见的都是旧世界。也就是你看到的一定是结构的坍塌，你看到的一定是危。因为所有的“机”对你来说那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都是黑天鹅。当这个世界大家都把各种各样意料外的事情当成黑天鹅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绝大部分人还活在旧的世界里面，活在过去的思维模式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你们看到的，或者大家能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危。怎么才能看到“机”呢？只有允许新世界，然后你能看见新世界，这时候你能看到“机”，才能看到黑天鹅的理所当然，你能看到存在即是合理，这时候才有可能在里面寻找最优的做法，他们才能成为“机”。这时候过去结构的坍塌就构成了你的养料或者资源的来源。所以第三个基于就发生在你能不能转危为机，能不能从旧的世界、过去的结构里面出来。当然这种旧的世界不完全是技术的概念，即使是传统的技术也有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新的组织方式等等，这是一个范式的变化，背后是整个的理念、思维框架、运行逻辑、运行动力，都在发生变化，是需要我们首先要破掉自己的世界，然后才能转向，只有开启新时代，才能看到“机”。

所以这一轮战略机遇期跟各位有关系的就是转危为机。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了我们看到了大家都看到的东西。大家想想是不是？既然是产能过剩或者资产泡沫说明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机会，所有的人都去争夺同样的资源，用相同的模式去赚取同样的利润。这样就可以把资源的价格竞争到相当高的水平，把未来的收入或者潜在的收入压到极低的情况，把供给没有办法很快实现的领域推到资产泡沫的水平，把供给能够快速实现的推到过剩产能的境地。我们看到各个领域都存在了各种成本在上升，收入在下降，各种经营困难。这种背后其实更多地反映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机会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在用别人看到的机会来组织资源，我们没有看到别人还看不到的机会。或者说这个世界新的机会都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所以这个时代真正的机遇应该是如何转，而这个转不是现实生活中，首先需要我们观念上的转危为机。我认为这一轮的战略机遇期和上一轮的战略机遇期是完全不一样的，上一轮是搭上、共成长，这一轮的战略机遇期需要格局和视野。所以这一次的会议定调很准，是一个格局的事。但是你看不见的话，机会和你没有关系，你只有看见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是你的。

接下来我们从宏观角度或者站在传统的世界里面，它的机会在哪？全球处在一个新旧的交替过程，但是对中国来说，中国还在半山腰，还处在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除了全球新旧大的格局变化的机会以外，中国还有一个在半山腰的机会。半山腰的机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还有哪些痛点还可以再挖掘，这种痛点的挖掘为你获得在传统世界的喘息时间提供了空间和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旧世界其实还有一些我们非常多的痛点，我们的教育、医疗、养老，这是大家都在说的，除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提出了五位一体。在转型时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信任的载体。什么概念呢？在转型时期，过去大家被广泛认可的商业模式都产能过剩了，边际投入都会带来负的效应，这时候很难获得金融机构或者大家的信任。新的世界，新的这些技术、新的这些商业模式在概念上、在理论上是自洽的，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它还没有经过实践的证明，或者说没有通过盈利来证明它是对的。所以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过去已经不信了，新的还没建立起信任。所以基于商业信任就非常难。商业信任很难在我们金融圈里就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在这里，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很难获得信任的时代，谁能获得信任，他就将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信任的载体。所以这个时候如何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在外部去寻找所谓的还没看见的表面上的机会的时候，谁能够回归来累积自己的信任，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提高自己的诚信能力，成为新的信任的载体，你将成为转型时期的中心。信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所有的金融就是信任。所谓的金融就是基于商业的信任。基于商业的信任以后开展了金融资金层面上的合作就是我们的金融。所以谁能获得信任，谁能够把信任的载体抓到自己身上就成为下一轮中心的开始。与此同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轮的战略机遇期你想要抓住就变成两个词了，“看见”+“熬过”。首先要看见，看不见就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是赌，都是信仰，都是迷信，所以看不见是谈不上抓住机会的。这时候如果看不见，机会砸到你了，你会莫名其妙地赚了一笔钱，但是莫名其妙地这个钱也会离开你，因为你根本看不见它，所以它就不存在，只是经过你一下，只有看见了才能抓住它。但是在这样特定的格局情况下，在这种特定阶段下，看见又不够。看见了未来的机会，但是未来的机会都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当你抓住这种小荷的时候你又发现撑不起你的体重，会陷下去。所以接下来要熬过这个调整期，熬过跟你没有关系的各种各样的冲击，熬过各种机构坍塌。所以只有熬过和看见，这个过程必须要结合，光熬是熬不过的，如果你看不见未来的机会，只是一味地熬过，你会发现越熬越艰难。这个时候你会给自己熬死，只有看到未来的机会来熬，才能把空间打开，才能更好地熬。与此同时也不能仅仅看见、冒进，如果过度地冒进，这个时候一个海浪就可以把你压垮了。所以它一定是看见+熬过的，需要把两很好地结合起来。核心是要回到自我的成长，必须要走到成长来。成长不是一个壮大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地对外扩张的过程，是你真的有所得、真的找到自己的中心价值，专注地去培育中心价值实现成长的过程。所以战略机遇期表现为我们需要看见+熬过。

这个逻辑是一个微观的逻辑，意味着对每个微观主体，一方面看见适当地布局，同时我需要给自己设计足够的护城河，让自己能够抵制各种各样的海啸。但是从宏观上的含义同样是我怎么样帮助大家更好地看见，帮助大家更好地熬过。在宏观上是不能够替代微观上的看见和熬过的，这个主体真正看见和熬过是微观，但是在宏观上需要体制机制、政策上更好地帮你看见未来，更好地熬过。所以这个过程会走向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怎么样让大家更好地看见，更好地去为看见的东西做好布局。这意味着看见这个的同时，你会发现看见会非常受限于你的眼光、你的储备，甚至是你的一些修为。如何来帮你？包括技术上面的，我们在搞科技方面的投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难的是看懂它，很难的。一个技术既然是一个突破性的技术，那么意味着一定只有少数人能看懂它。你想想如果绝大部分人都能看懂这个技术，它还算突破型的技术吗？大家都看到的技术一定是相对成熟的技术。只有少部分人才能看懂的技术凭什么你能看懂呢？当然你也许是那些少数派，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借助看懂的人，怎么样借助一些方式帮助你看懂原来看不懂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如何来帮。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宏观上要实现看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上设计的要求。当你新的结构展开的时候，从旧的结构去看的话它一定是混乱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们会看到无数的黑天鹅，如果从新世界来看都是机会的开始，但是从旧世界来看都是捣乱分子，都是带来了一个秩序的破坏。

所以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在宏观上这个时期一定会有一定的波动。你需要来允许必要的尝试、必要的试错，在机制上、体制上需要必要的容忍度。当然在宏观上，我认为更多的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来熬过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去年是由于我们的一些宏观政策上面的问题导致全体出现了资金的困难。由于宏观政策上的共振带来了信用的收缩，去年跟今年我们用了很多政策来对冲这一部分的信用收缩，但是今年我们还看到企业资金的困难，今年我们用了很多办法来缓解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是由于外部环境的问题，由于各种因素，我们企业的资金仍然困难。所以熬过，这时候你发现在当前情况下核心是怎么样让企业的现金流能够不因为意外、因为不合理的政策而带来了这种过度的收缩。

在当前情况下，你会发现现在中国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是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不畅的。我们的宏观上，我们的表面上有很多的浮油，就到不了微观主体。问题出在哪呢？我认为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微观企业他们的资金卡在哪里了？我们今年的整个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应收账款、票据的平均余额达到了17万亿元，意味着营收账款一年需要转六次，这一块就有100多万亿的收入。这个收入基本上等于我们的工业规模以上的销售收入了。这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其实销售收入除了极个别的企业能够拿到现金、拿到预付款，都是拿到了应收账款和票据。所以如何来顺畅这个过程，打通整个资金的源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要求我们的地方政府、央企、国企去明确地确权。同时到了中小微企业意味着持有这部分的票据要使它能够转起来，在微观上能够帮助企业把血液循环起来。总的来看就有助于我们微观企业能够熬过去，大家可以做好自己份内的精打细算，使得这个经济能够在看见和熬过的过程中等待下一轮的技术或者增长逻辑。所以整个在国际和国内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是一个新旧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又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国际上，过去的经济力量出现了巨大的调整，但是新的力量格局也还没定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必须抓住这样的战略机遇期，对微观企业来说，我们需要看见它的规则的潜在空间在哪，我们需要进入新的时代需要转危为机，我们也要利用传统的现在在半山腰提供的缓冲垫为我们自己熬过来创造很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