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下一个10年的开始。

如何看中长期趋势？企业家的信心从哪里来？未来的投资机会又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信心的波动？

问：现在，很多人都在谈信心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信心波动？

管清友：实事求是地分析，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性问题是法治环境，这也是中央提的“依法治国”。

目前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如何切实地保护民营企业家的私有产权？最近还出现一个词“审前羁押”，也就是说在没审判前可以羁押一个人很长时间。很多企业家怕这个，即便最后可能无罪开释，但好几年过去了，企业经营受到影响，耗不起。

还比如有些企业当时经过合法程序，投资了几千万、几个亿，但不符合后来出台的环保和国土规划等新政策，某些地方就把企业一关了之。这些企业一下子归零，信心肯定受影响。

环保等新政策出台是好事，但重点是如何做好新旧衔接，否则违背保护民营企业、保护私产的基本待遇原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这要搞清楚。

在我看来，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受到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政策多变、易变。这不是企业家能决定的。

第二、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和监管是第二性问题。

这几年，我们处在一个经济转型期，“三期” （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叠加。

过去十年，我们经历了三轮大宽松：2009、2012、2014年。这带来两个问题：

1. 给企业家传递了错误的信号。

比如2008年“4万亿”刺激，实行基建政策、房地产以及货币三轮宽松政策。国家进行技术调节，做短期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这一套也不是不对，但是客观上会给企业家传递错误的信号。

很多企业家高比例股权质押，拿到钱之后，扩张产能，结果导致产能过剩。逆周期调节可以“熨平”经济周期，但在经济学上这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论。

2. 很多企业家确实误判了形势、宏观环境。

不少人曾说经济学家没有用。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好像确实没什么用，这两年还挺有用。

2016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提出抑制资产泡沫，整个流动性问题开始收缩。中央银行贯彻中央要求和决定，这也无可厚非。过去几年泡沫太大了，根本的原因是货币环境太过宽松，特别是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

2017年以后，我们进入金融全监管整顿期，主要整治影子银行。整个流动性突然收缩，很多企业没有来得及调整。这种经济政策的变化，客观上导致了民营企业出现一些困难。甚至国家层面一度组织纾困基金，鼓励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组建纾困基金。

为什么我们（经济学家）这几年还略微受到企业的重视？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趋势。我前两年就讲过类似的观点。

我一直主张我们对近些年来的一些问题进行全面、实事求是的反思，以改进工作。

问：那到底反思什么？

管清友：至少有两个层面要反思：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比如去产能，去掉的大部分是民企的产能，是落后产能，但是不是全部都为落后产能？恐怕要打个问号。这直接导致了国企产能变得稀缺。而国企主要集中在上游，产品涨价，进一步挤压下游。

2.  201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贸易战、经济下滑、股市下跌、风险释放，流动性开始松动。这一轮金融的整顿方向是正确的，控制了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又出现了个别的“一刀切”和操之过急的问题。

如何把握这个度，确实是一个艺术。

企业发展应适度多元化

问：2019年有很多企业倒闭。您经常讲回归本源。企业是多元化发展，还是回归主业，到底怎么把握？

管清友：适度的多元化。当企业处在经济稳定、金融周期上行、比较宽松的环境里，多元化没什么问题。但是周期转换后，原来那些不挣钱、短融长投的企业肯定会出现问题。

所谓不忘初心，回归本源，就是把你自己能干好、该干好的事干好。企业杠杆不要太高，有匠人精神。

我把2000后中国的发展归纳为三个周期：

1. 2001-2008年是外需扩张阶段，期间我们加入WTO，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提升，中国是世界工厂；

2. 2009-2016年是应对危机、扩大内需阶段，家电下乡、新能源汽车等一系列政策拉动了中国的内需；

3. 2017年开始进入整顿、收缩阶段，未来至少还有七、八年。中国告别了“世界工厂”模式、告别“过度依赖地产”模式、告别“过度依赖基建”模式。

这十年全球货币宽松带来资产泡沫，直接导致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拉大。中国也是如此。这几年如果一个人买房子不够多，或者没有投资收益，只靠工资，这些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

问：这几年，很多人讨论哪一年是最难的一年，还有人说 2019年是十年最好的一年。您怎么看？

管清友：2019年，我觉得如果非要用一个词就是“适应”。适应经济转型的调整期，适应“三期”叠加。

现在确实很难判断2019是不是最好或者最难的一年。怎么衡量所谓的很难、最难？

过去十年，膨胀太快，大家赚快钱，杠杆很高；现在经历整顿，很多企业陷入到破产的境地，开始头脑更清醒、务实，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寻找出路。

只能这么说，我们中长期仍然处在大的收缩期。赚快钱没有那么容易了，得学会赚慢钱；赚大钱没那么容易了，得学会赚小钱；高速扩张没那么容易了，得学会慢慢变现；做大生意没那么容易了，得学会把生意做小。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行业也不错，比如餐饮、消费、教育、医疗、医药、医美都挺好。

按说文化产业应该挺好，也有些限制。宫斗剧不让拍、穿越剧不让拍。现在一些影片为了过审，周折特别多。像最近很火的《庆余年》里面有穿越情节，但它肯定不会把自己归类为穿越剧。

到底要不要买房？

问：您有个观点是房地产进入白银时代，不能再用过去的周期眼光看待房地产市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那到底要不要买房子？

管清友：这个问题泛泛地提其实意义不大。想买哪？是刚需自住，还是改善、投资？这要区分清楚，每个人都不一样。

房价基本上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表现。香港房价为什么贵？当然有它的土地制度问题，主要还是因为香港有竞争力。看看现在国际上哪个有竞争力的大城市，房价不贵？年轻人在大城市压力都很大，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

要不要买房，我觉得主要看如何做规划。中长期看，大城市的房价还会慢慢稳步上升。当然它也会受经济周期、金融周期的影响，有波动。

总体上，国际核心大城市的好的不动产是不断增值的。进入纸币时代，通胀无时无刻都在发生，CPI每年都在上升。

从国际经验看，资产价格都比CPI的涨幅高一点。如果哪一天我们的房价涨幅比不上CPI。那一定是我们完成了城镇化，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韩国现在的问题就是，房子卖不上价，没有需求，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也可能是我们未来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要面对的一种场景。

如果住房是刚需，趁着房价跌的时候该买就买，不能像炒股票非得买跌停板。不可能。

改善住房要看区域，投资要更谨慎，因为房价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涨了，货币环境、调控环境都不支持。但是像东京有些地方，房子便宜得都没人买，目前中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到那个阶段反而就坏了。

政府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应该把大量的土地拿出来做廉租房。居者有其所，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可以用相对便宜的价格租到房，而不是鼓励每个人都买得起房。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有人说新加坡模式，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新加坡只相当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面积。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政策和一个朝阳区的政策能一样吗？

问：那您怎么看征房产税的问题？

管清友：我个人不主张那么快征房产税，太复杂了，中国老百姓已经够苦了。它的意图也不是解决房价问题，而是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的问题。

关键是我们国家的房产税在法理上还有需要清理的地方。

房产税是对房不是对地征税，原来征的各种税怎么办？要不要退？

房地产的类型怎么区分？和英国、美国不一样，我们有房改房、军产房、央产房、两限房、廉租房、普通商品住宅等N种类型。

在二环、五环内的房子又怎么征？

长期来看，房产税不影响房子价格，上海和重庆都在试点。美国有房产税，也没影响房价。

中国在从高欲望社会步入中欲望社会

问：中国经济从快速发展到进入现在的新常态，对大众心态有什么影响？

管清友：我觉得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很多人说日本经济失去了30年，但是日本人也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生命的意义。随着中国进入存量时代，日本是我们未来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日本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子、不出门、不上班？我们可能很难理解。

中国也很难一下子进入这样一个低欲望社会，或者这么说中国正在从高欲望社会步入中欲望社会。

我们经历了快速发展的40年，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发展的路径，以及个人生存、生活、生命的意义。生活的全部意义都是为了在北京打拼买上一套房子吗？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在北京生活压力大，回二线城市，不也挺好吗？

社会的评价体系、评价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思考的不是挣了多少钱，而是一个人给社会做了什么贡献？自己有什么样的突破？

问：您曾说运气最好的是1965年-1975年出生的人，85后压力最大。今年，90后将陆续进入而立之年， “立”的到底是什么？

管清友：三十而立很难，我四十都没觉得自己立了。三十而立，我觉得是明确人生目标，拥有独立的生活状态。

不能以拥有的财富，至少应该是多维度衡量一个人。

这些年，我们衡量一个人，用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几年之后成为怎样的人，这很好。另外一个维度，业内有非常专业的记者、教授、画家、演员、科学家，我觉得这也很好。

我自己就很佩服颜宁的生活态度，我和她同龄。我做博士后的那年，她从国外回来直接当了教授，我就在想人与人之间怎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还有郝景芳写小说，《北京折叠》拿过雨果文学奖，也很好，这都是一种价值。

问：那您认同这种“折叠”吗？

管清友：其实，我们的折叠状态不如欧洲。它们的社会阶层固化更严重，只不过他们的财富差距没有我们这么大。因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常状态，高速发展就有一波人先富起来，还有一波人老追不上。

宽松的货币政策天然有利于富人，他们会用杠杆，上车又早，财富雪球越滚越大。时代很重要。很多90后给我留言，说“我终于可以放下自己的压力，我们生得太晚。”我现在就羡慕我们的孩子，他们出生以后什么都有了。

我很早就和我的孩子说你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学习、创造。他们不能坐吃山空，也没那么多让他吃，教育很重要。

另外，我觉得不能有仇富心理。我见过好几个二代，家境好，很帅、很能干，还谦和。他们其实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能永远生活在父辈的阴影里。我有时候觉得他们也不容易。

就像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有人说“等我有了钱，早饭吃两根油条、两个鸡蛋，吃一根扔一根”。人与人的思想境界不一样，对世界的认知也就不一样。

2020的出路在哪里？

问：您在2019年勾勒了中国金融爆雷全景图，从P2P、信用债、私募、财富管理公司到券商子公司、信托再到银行、保险，频频爆雷。那还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管清友：我们经常讲，没有那么多投资机会，一生中能抓住一波就已经很好了。

二级市场是有机会的。中国实行注册制，好处在于回归理性。估值收缩，我们可以买到性价比较好的标的。我不能推荐具体的股票，实际上家电、酒类、房地产等行业就那几个龙头企业。

科技类企业肯定是有投资机会，但个人很难挑。科创制50万的门槛排除了绝大部分散户，因为怕大家承受不了风险。

这里其实有很多问题。韭菜割完之后，现在也慢慢回归理性。关于科创板，我还做过一首诗：科创才露尖尖角，早有镰刀立上头。投资是真金白银的事，没有人对你负责，只有你自己；不要听任何人的背书，一定要自己学。

问：那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管清友：未来的出路有很多：

第一、调整自己的心态，认清形势。

第二、认清产业发展的方向，结构变动的方向。

第三、找到新的赛道或者新的商业策略。

第四、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不称霸。

基本策略就是这样。也有很多企业家说“就是熬着，在资本寒冬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活下去，比竞争对手活得更长；同时我们也义无反顾地抓住新机会”。在存量时代，就要找存量时代的机会。

问：怎样识别这些机会？

管清友：供给端需求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机会。

比如医疗医药是因为人口老龄化，有需求；做医美的人告诉我不要低估女人花在自己身上的钱，这是女性的需求；正和岛付费参与学习的企业家越来越多。

供给端的变化还在于效率提升、产能收缩。很多行业由于去产能，越来越向头部企业收缩。比如房地产现在就向头部50家、100家集中，几万家小企业可能就没活干，退出市场；家电行业主要是格力、美的、海尔，再就是一些细分市场，小熊电器也上市了，还是有生意做。

这就看一个人能不能找到更好的细分市场和细分领域。

为什么企业家是驱动经济的基本动力？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发现这样的机会，才有冒险精神。

企业家的信心从哪里来？

问：最后一个问题，面对未来，企业家的信心来自哪里？

管清友：第一，认清形势自然会有信心。形势、外部环境是不可更改的，所以认清形势，实事求是，头脑清醒，自然有信心。

第二，从国际上讲，在主要的经济体国家里，中国仍然是投资收益率最好的地方。中国人均GDP才一万美元，还可以造出很多好资产。

用最高领导人的话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也是我们投资的方向。

中国有14亿人口，市场很大，我们总体都在朝改革开放的方向走，不会有错，只是一些颠簸。

一、二线城市号称在消费降级；四五线城市在消费升级，人民群众忙着换车、用好的化妆品，包括服务行业、金融、婚礼全部都在向一、二线城市看齐。这种巨大消费升级的潜力是很强劲的。

所以，只要我们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宏观管理，不过多、过度干预，中国经济没问题，真的没问题。

我们的国情复杂，民族多元，区域发展不平衡，我们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政府统筹各方，共产党其实就承担这样一个角色。如何保持一个党的领导和微观活力的统一，这很重要。

既要坚持执政党的统一领导，又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高效、法治化、阳光化，把握度很难。我觉得小平同志的智慧就是在于放手。

我早在2013年就提过，解放思想、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激发活力。我们还是要向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的路径走。

2020年是下一个十年的开始，期待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头！